政 府 的 主 要 任 务 

( 2012.1.7 )

吴　志

 

提要：当今世界没有管用的宏观经济理论，不然世界经济就不会这么乱了。当理论界无法提供宏观经济理论时，不妨到企业界寻找，企业家就像在战场上厮杀的军人，比躲在象牙塔内纸上谈兵的学者对经济更有发言权。本文作者来自企业界，通过论述和规范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引伸出一些有价值的宏观经济理论，供国内各级政府参考

政府的功能需要理论规范或指引吗？当然，这是因为极少看到有关理论，可能是理论界没人敢做这项工作，这样政府做工作就只能依照惯性或领导意图了，因而在实际工作中政府功能往往出现错位、异化和亢进，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屡见不鲜，当政府或政府部门功能错位和异化后，就会对民众的生活和工作形成阻碍，成为挡在民众前面的一座山，民众必须绕过去、爬过去或把山搬走。因此必须在理论上给政府功能予以规范和定位（《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21）。在这里主要论述一下民众希望政府发挥的功能，其中一些是容易被政府忽视或重视不够的功能：

一、废除束缚民众手脚的条条框框

废除框框首先要端正思想，弄清政府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在国家工作中，如果政府要领导一切、主导一切、主持一切、计划一切、抓住一切，那就会形成许多条条框框。一个国家有许多工作要做，总体上所有工作都需要政府去“抓”，具体上许多工作却需要政府去“放”。“放”也是抓的一种方式。简单说，经济建设是需要政府“放”的，社会建设是需要政府“抓”的（《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22）。

改革开放前，政府是中国经济的直接领导者，结果是做不下去了，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红红火火、蒸蒸日上、一日千里，邓小平究竟做了什么事呢？他只做了一件事，他把捆绑民众双手的绳子解开了，对民众说：你发财去吧，然后自己就打桥牌去了。于是中国经济就发展起来了，用打桥牌的方式管理经济这是邓小平的过人之处，经济上的事不管、少管、简单管、间接管，这就是改革。那么开放呢？境外资本对中国便宜的土地、低廉的劳力和广阔的市场垂涎已久，不断敲门要进来，于是邓小平把国门打开，哗的一下资金、机器、人才、科学、技术、文化、理念和管理方式全涌进来了，这就是开放。当然，开放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对内开放或放开。改革开放的根本经验：放手让民众做自己想做的事，放手让资本做自己想做的事（《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23）。

具体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开放是从小岗村开始的，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甚至略早于三中全会，这说明经济有一种自发的原动力，你不捂住它，它就会向前发展（《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24）。小岗村所做的事正是邓小平想做的事，于是加以肯定推广，中国农村的改革就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对农业生产的事政府就没再管太多了，但农业生产却连年丰收，养活了养肥了不断增长的中国人。

第二、三产业也同样如此，不是“抓上去”的而是“放上去”的。最初也像农村一样搞国企承包，但这不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政府费了很大力气，推出个承包典型马胜利，结果还是失败了。正当无计可施之际，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私营企业、乡镇企业、股份企业如雨后春笋冒出来了，迅速挤占国有企业的生存空间，政府也就乐见其成、顺水推舟了，最后连中小国企都改制成为股份企业或私营企业，这总比破产倒闭更好。还可以继续往前走，下一个对象是大型国企。当然，改制过程出现国有资产流失，这是监管缺失造成的。

由此可见，在经济上政府要甘当配角、多敲边鼓，政府擂鼓，企业冲锋，其实你不敲鼓他照样冲锋（《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25）。因此，政府对经济工作的计划就多余了，与其说是计划不如说是预测。经济上的事也不是能计划上去的，企业都计划不了自己的产值和利润，也没什么企业计划自己的产值和利润，何况政府呢？能走多远是多远，能做多大是多大，能赚多少是多少，几乎所有企业都是这样的。以前计划1980年实现机械化，泡汤了；计划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落空了；计划2000年GDP翻两番，实现了，但无人喝彩，无人欢呼，因为不是计划的结果，而是预测的结果。

因此，政府抓经济要讲究方式方法，用劲不能过猛，各级政府都竭尽全力抓GDP是常见的功能亢进。政府抓GDP这没错，抓过头就亢进了，毕竟政府不是直接的生产经营者，直接创造GDP的是企业和其他经济体，这些企业都是独立自主生产经营的，即使是占比不高的国有企业，也是独立自主生产经营的，换句话说，GDP是工人、农民、企业职员和企业家做上去的（《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26）。若有不信，市长省长上班时不妨看报喝茶打牌，到了年底看看GDP是不是增长了8-10%。

改革开放后广东的GDP一直雄居国内第一，换了许多届省长依然如此，这说明谁当省长没多大关系，若现在调一个GDP最小的省长来，比如让西藏区的主席来当省长，相信广东的GDP也依然是第一。也许有人说，邓小平当领导后，中国的经济增长远远快于以往。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在特殊情况下取得的特殊成就。在总体上政府的作用呈下降趋势，生产经营环境越好政府的作用越小，当政府的作用趋向于零时就说明政府工作做到家了。尽管永远都不可能到家，但这个方向和目标是应该不懈追求的（《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27）。

一个国家的GDP增长，在广义上是全体国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这包括政府，也包括每个生产者和消费者，每一分钱的消费都可以拉高GDP。军队也对GDP的增长有贡献，没有和平环境就没有GDP的增长。因此，对GDP的增长有直接作用因素和间接作用因素（《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28）。

当然，一切工作都在政府的宏观领导之下，GDP的增长与政府有密切关系，但这种关系是领导关系，间接关系，红娘关系，如招商引资，穿针引线，敲敲边鼓，出谋划策，优化环境等，都能推动GDP的增长，但最终还是要企业把GDP做上去，就像红娘撮合了一对男女，生仔还得靠他们夫妻去努力，红娘帮不上忙了。经济上的事不需要政府亲力亲为，就像种田、炼钢、科研、教书、治病、卖肉及补鞋不需要政府来做一样，甚至这些工作也不需要政府来指导，赫鲁晓夫站在田边指导农民种田，这不是乱指挥么？

领导应把生产成绩归功于一线劳动者及指挥者，水稻亩产近千斤，归功于农民和农民技术员袁隆平好了；民众取得了成绩若要归功于领导，只要是发自内心的不妨接受，毕竟是允许、鼓励和帮助他们去发财。但有许多是虚假表白，农民丰收后对着摄像机说：丰收全靠政策好。把一切功劳都归功于政府了，自己的功劳没有了。力帆集团董事长也对着电视说：我们公司之所以取得这么大成绩，三分靠打拼七分靠政策。政府千万不要相信，人家是在公开场合恭维政府，回到家他们对老婆说的才是真话。

这不是贬低政府的作用，而是让政府对事情有一个清醒认识，把过多功劳归功于己，人家会笑的。老是躺在功劳薄上自鸣得意，忘乎所以，这也是很危险的，这导致真正该做的事没做或没做好，这就失职了。改革开放几年后经济繁荣了，但仍有农民发牢骚表示不满，有领导就说：“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意思是领导改善了你的生活，你还要骂娘。可是农民认为，这肉是我自己生产出来的，不是领导赐予的。

政府可以干预经济，但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而是通过税收、利率、采购和投资等方式来干预（《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29）。不过，若年终盘点GDP不达标，政府投巨资进行基本建设以拉动GDP走高，这是政府功能错位。GDP只是数字，只是英文字母，是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参数，不是政府追求的终极目标（《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30）。若政府有闲钱，不妨每个公民发两包香肠，既填饱肚子，增加幸福感，又拉高GDP，一箭双雕，何乐不为？让人民群众过上富裕、轻松、安全、安逸、愉悦、无忧、和谐、健康、长寿、满足的幸福生活，才是政府工作的终极目标（《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31）。

邓小平为民众松绑，所以他成为伟人。现在政府还有没有机会为民众松绑呢？当然还有，邓小平废除了许多条条框框，但还有一些条条框框没来得及废除，还有许多新的条条框框出来了，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在各个时期都写了不少文件，这些文件可以堆成山，规定这个不准那个不准，谓之法规，等同法律，这等于政府立法，这是执法者立法，实有不妥（《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32）。

政府文件制定的各种规定，有些是必要的，有些是不必要的，有些是对经济和社会有阻碍的。有必要的可以让人大通过和颁布，成为法律法规，不必要的和有反作用的予以取缔。还有许多部门制定的文件是为自己揽权，有权之后官员就有机会受贿了，这害了政府，也害了自己（《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33）。

即使是政府认为有必要的规定，也不宜由政府向人大提出立法要求，应该由人大代表来提出，所以人大代表的水平要提高、职能要强化（《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34）。总的说法律法规都属于束缚民众手脚的条条框框，这些条条框框没有不行，多了不好，总体上是越少越好，除法律规定不能做的之外，都应允许民众去做（《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35）。

比如交通立法，以前冲红灯叫违章，现在冲红灯叫违法，这个法显然是交警部门起草的，这样问题就来了，一年下来哪个司机不被罚几千呢？这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了，被罚了不知道或嫌交钱麻烦，时间一拖就翻倍了。 这不是知法违法，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莫名其妙就违法了，甚至在一个地方多次违法。这表明这个“法”重了，每次交罚款司机都有怨言，他心里恨谁啊？恨政府，政府向民众销售仇恨划得来么？如果让人大代表提议立法，小处会宽松许多，有些地方就不罚了，有些地方可以少罚，对司机而言罚一百与罚两百，都会心疼，不会罚一百就无所谓了。如果司机不满，有意见冲着人大代表提，不要冲着政府来，这样岂不更好？其实，冲红灯罚不罚、罚多少不重要，谁冲红灯谁找死，这是最大惩罚。

注册一个公司，要这个条件那个条件，要这个审批那个审批，有什么字样就要由什么部门来批，老百姓哪有本事去找国务院各部委审批事项呢？这样有些公司就注册不下来了，第一步迈不出去后面的事业可能就夭折了。本来成立公司就是心大心小、犹豫再三的事，注册不了干脆就放弃了。什么事情都是需要人来做的，做得成做不成只有做了才知，政府不能规定：你不能做，他才可以做；你没能力做，他才有能力做。这就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

企业希望政府做什么？希望政府天天喝茶看报打桥牌，别管太多，别烦太多，别干预太多。企业搞经济不需要太多政策，只需要少干预、少征税、少收费、少为难。有为难么？当然有，有个企业就遇到发票不够用的问题，每次申请就给几张发票，都是万位的，根本就不够用，公司老总不得不亲自出马，到税局对专管员说：多给一些发票你们也可以多征一些税，这不是更好么？但依然如故，不知是不是没打点这个专管员还是什么原因。还有，在外地做了工程的要去当地开发票，这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了，每次都要会计和业务员在本地税局和外地税局折腾好久，全国到处跑辛苦不用说了，时间耗在这里还要不要做日常工作了？企业差旅成本太大也吃不消啊。这可能是地方政府保护本地税源的问题。

经济是一匹会自己狂奔的野马，需要自由驰骋，不需要缰绳拉扯，更不需要绊马索阻拦。西方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经验是什么？在经济上享有高度自由（《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36）。最近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联合发表的2012年全球经济自由度报告显示，香港连续18年排名第一，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别排名二、三、四，美国排名第十，日本排名22，中国排名第138。这正是我国的差距所在。当然，香港享有最大的自由，不等于发展速度最快，因为香港发展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失去天时地利了。

也许有人说，经济过热时难道不需要政府浇水降温么？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我在各种企业二十多年，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经济过热，每当媒体说经济过热了需要降温，需要着陆，觉得那是发生在政府大院的事。企业从来不会感觉经济过热，越热越好，巴不得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顿生产，三班倒作业，货如轮转，财如水来。再热也热不过当年的深圳吧？当时政府说热了么？企业说热了么？九十年代初中国第一次出现“经济过热”，认为房地产投资过度，需要收紧银根，让经济软着陆。结果企业资金链断了，制造出大量烂尾楼，许多公司破产了，包括史玉柱的巨人集团（当时正在珠海建七十层的巨人大厦），这才是真正的灾难，破产的商人十分悲愤。当时房地产业刚刚在中国起步，没有几家房地产公司，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商品房，填补真空就得千军万马一齐上啊，怎么就热了呢？当时的确许多企业都在找地建楼，我所在的省属大型国企也在找地建楼，这事具体由我负责，我找了二十多块地才谈成一块，建了两栋十层楼，一栋送给出地方，一栋分配给公司职员做宿舍，这不过分啊，当时许多职员没房住。那时房地产再热也热不过现在啊。经济热不热，不能由理论界说了算，也不能由政府说了算，得由企业说了算。如果“经济过热”是“货币发行过多”的代名词，则是可以理解的。

当时房地产真正热的是北海，不过那是批地热、圈地热、炒地热，问题出在政府，与企业无关，资本都是逐利的，有一个城市突然放开低价批地，能不去逐利么？实际上当时北海不是批地，几乎是送地，商人在北海虚假出资注册一个房地产公司，就可以打报告向市政府要地，拿到红线图后只需向农民补偿一点青苗费，就可以转手买卖了。有十几万就可以拿两百亩地，随便以四十万一亩转手，净赚八千万，这是真实案例。

在经济活动中不排除有投资过热的现象。但政府应该明白，企业比政府更慎重，商人比官员更精明（在投资上），资本是有眼睛有头脑的，犯错误的机会不多，即使投资失败也是资本自己的事，用不着皇上不急太监急。

二、打造一个有利于工作和生活的环境                         

政府的工作重点是城乡建设，具体说是城市建设、乡镇建设和农村建设，也叫筑巢引凤，包括修路搭桥，诸如铁路、马路、公路和高速公路等，环境好了会吸引资金、物资、设备、人才、人力、技术、科学等一切资源，水都往这里流了，这经济能不起来么？社会能不进步么？科技能不发展么？生活能不幸福么？（《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37）。

城乡建设内容很多，包括土地资源的利用，道路、建筑、广场、场馆、园林、绿化、水体、灯光、景观、供水、供电、供气、电话、宽带、学校、医院等内容的筹划、规划、设计与建设。

这项工作各级地方政府都很重视，也出了大力气去抓，并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可能无人意识到这是地方政府主要的、首要的工作。许多政府是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上的，或说是主要精力去抓GDP了，实有不妥。好比一个村庄，种田的事让村民去做，修路、搭桥、通水、通电及村庄规划、建设的事，让村委去做。

修路搭桥谁出钱？当然是政府，这是财政开支的一个重要方面，钱不够也许可以酌情贷款，若路桥让商人修或企业修，问题就大了，公共设施就变成私有财产了，摇钱树一摇过往车辆就吃不消了。运输费一高生活成本和生产成本都高，牵一发动全身。许多大货车为什么要冲卡？一趟路费你收他几千块他吃不消啊。

土地不是拿来拍卖的。土地是属于全国公民的财富，政府卖了地钱不知到哪去了，老百姓能高兴么？老百姓看到的是：政府拍地推高了房价，房子贵了买不起了。这样老百姓会迁怒于政府，这对政府是不利的（《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38）。不但如此，由于土地贵如金，楼距也就拉不开了，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空气难以流动了，废气与尘埃难以排出去，有毒空气吸进肺里短命十岁。难道政府不能规定楼距或容积率么？当然可以，问题是有些官员内心也是希望越密越好，因为卖地对政府有收入，对个人有油水，何乐不为？这是腐败的温床之一。如果拍卖土地得到的收入用来补贴每个市民的购房开支，那么地价拍多高都没关系。

政府向开发商拍卖土地，大概是向港英政府学的，把这一招移植过来值得反思。当年的香港殖民政府想赚钱，最好的方式是卖中国的地赚中国人的钱，于是就发明了拍卖土地，这么一来就让开发商争得头破血流了。等到中国收回香港时，好地都给卖得差不多了，英国人把这块殖民地变成货币带回去了。土地拍卖最终导致一个结果：香港房价全球最高。这剥夺了香港人的幸福，挣了钱就得拿出很大部分还按揭，等于一生都为银行打工，而且只能住在狭小的蜗居里。不仅如此，香港的工业也受到了抑制，地皮太贵谁也开不起工厂了。

土地拍卖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最大障碍。当每平方米楼面地价拍到一万两万时，城市建设就十分缓慢了，可能放慢为原有速度的十分之一，因为建一栋楼需要很多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企业拿不出这么多钱了（《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39）。深圳之所以能在十年间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一座现代化城市，主要是当时的土地很便宜（率先卖地，有人视为卖国），有的是划拨的（比如说政府系统及国有企业用地），有的是低价转让的（比如外商用地），现在的深圳还有这个速度么？十分之一都没有了。

土地应该低价转让或无偿划拨。地能白送么？当然可以。市民基本住房用地就是应该白送的，就像村民的宅基地应该白送一样，应该让市民享受村民待遇（《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40）。既然说公民就是国家主人，那么主人就应该有立足之地，每人占地1－3平方米就够了（楼高按三十层计，三口之家住一百平方米），这样买套房就很轻松了，人人都会有房住。地能低价转让么？当然可以。表面看政府的土地收入减少了，但城市发展起来了，城市无形资产提升十倍百倍，全国和全球的资金、技术、人才、物资等资源就源源不断流向这里了（《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41）。而且，写字楼和商铺很便宜，大小企业会涌向这里；大小商家会涌向这里，大量消费者也会涌向这里（租金便宜促使东西便宜），这水就活了。由此带来的价值，远远高于政府的卖地收入。深圳的无形资产价值几何？深圳这座城市价值几何？起码值十万亿、百万亿吧？

城市规划是十分重要的事，这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科学（《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42）。没有城市规划会怎样？看看城中村就明白了，有土地，有房子，就是缺乏道路、空气和阳光，还不如到野外住帐篷舒服些。城市规划是一门科学，需要超前眼光、缜密思维、艺术素养和多方面的知识，没进入汽车时代就要看到汽车时代，车少人稀就要看到车多人密。中国的大中城市中，似乎没有一个城市的规划是令人满意的。道路窄了、堵了，楼距密了，空地少了，绿化少了，等等。广州黄埔大道立交，曾是广州的骄傲，《广州日报》曾刊登了一整版的照片以展示广州的建设成就，这座立交桥有一个重大缺陷：由西向东行驶时车辆不能左拐去番禺，要兜到中山大道去上高速，不知是规划问题还是设计问题，估计是设计师眼光不够，当时认为这个方向去番禺的车不多，可以在跑马场门前掉头上高速，或绕到中山大道上高速，这是缺乏眼光，缺乏常识。人人都说广州的马路窄，这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听说了，至今依然窄，怎么就解决不了呢？应该让精英来做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43）。

建设城市就像在白纸上作画，有落墨，有留白，这样的画作才叫艺术。落墨与留白要对半分，甚至留白要占60－70％，建一座摩天大厦，或许周围应留出10倍左右的占地面积做广场、绿地或水面（世界科学院宏观经济理论原理之四十四）。不然，旁边再挤几栋摩天大厦，空气就不流动了，阳光就太少了，人口就太密了，车辆就太多了，道路就太堵了。一座摩天大厦可以容纳几万人，相当于一个镇，把一个镇的人口放到十亩地上感觉如何？

许多一线城市都想拉世界五百强入伙，甚至去找人家做工作，若城市建成一流，工作方便，生活舒适，经商容易，世界五百强会自己找上门来（《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45）。广州郊外许多楼盘都很漂亮，有山、有水、有树、有花、有草、有空间，北京就很少这样的楼盘，于是有些高级人才就来广州就业或经商了。

广州过去不重视城市建设，被人称为“全国最大的镇”。亚运会后广州领导意识到城市建设的重要性，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但不是每个城市都知道的。许多问题是令政府头痛的，比如交通堵塞怎么解决？似乎是永远也解决不了的难题，政府的所有努力只能缓解一下交通压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已上升为全球性的科学难题，需要集中人类的智慧加以攻克。

三、控制好税收和财政收入

GDP增长意味着经济走高，就业增加，但不一定意味着职工收入增加，也不一定意味着民众幸福感增加（《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46）。比如，经济增长10%，不一定就等同职工收入按比例增加，可能是新增就业人口瓜分了新增GDP的工资。我国GDP的增长大多是新增企业、新增项目带来的，这些新企业和新项目需要新增劳动力。只有当企业规模扩大10%，收入和利润也相应增加10%时，职工收入才有可能增加10%。

问题是，当税收和财政收入增加超过10%甚至达到20%时，企业的利润增加就少于10%了，甚至是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可能给职工加工资（《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47）。对此，企业是很敏感的，职工要求加工资，企业一看利润没增加，就一口拒绝了。当企业利润在减少时，企业就会考虑裁人或降工资，通常工资很难降下来，裁人成了主要选择。比如，美的集团的一个下属企业，最近就不得不宣布裁员30%，GDP还是保持原有规模，只是利润少了。被裁减下来的劳动力会流入新企业、新项目。

绝大多数企业面临的问题是，生产规模没增加，利润不断下滑，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这是致命的剪刀差（《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48）。当劳务市场劳动力价格上扬时，企业不增加工资也不行了，硬撑下去业务骨干和技术骨干会跑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会一边增加工资一边走下坡路，且战且退，最后破产倒闭。大幅裁员是企业破产前的挣扎行为（《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49）。

即使企业给职工增加工资10%，可是通货膨胀率为10%，职工收入就等于零增长（《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50）。现在通货膨胀率是多少呢？按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预测，2011年CPI全年上涨5.5%，实际上民众感觉物价上涨远远不止5.5%，也远远不止10%。去年买个馒头是一块钱，现在买个馒头是一块五；去年擦皮鞋是两块，现在擦皮鞋是三块；去年洗车是二十块，现在洗车是四十块；去年上酒楼吃饭是一百多，现在上酒楼吃饭是两百多。还能找出什么东西是只涨价5.5%的吗？每个家庭都可以直接计算生活用品和服务价格涨了多少，平均一下或加权平均，就是生活用品和服务通胀率了（《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51）。也许有些地方的住房微涨、持平或微降，但这是民众不买房的结果，降再多也没意义。CPI是消费物价指数，可以视同通货膨胀率，实际上是与民众生活有关的通货膨胀率，不妨称为生活通胀率、消费通胀率或大众通胀率（《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52）。

因此，政府不能光想着怎么征收税费，还应想着怎么控制好征收比例。税费不是征得越多越好，收多了会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甚至导致国民经济垮台。这里有两个原则：一是比例原则。财政收入占GDP比例最佳是控制在10%以内，最高不能超出20%，超过了国民经济就有难了。二是同步原则。税收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应等于或低于GDP的增长。现在的情况是，税收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高于甚至远远高于GDP的增长，这样就很不妥了（《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53）。

把更多的钱留在企业，可以提高工资、增加福利、维持运转和促进发展，这是很有必要的，政府都拿去了企业就惨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赚到的钱很有限，利润微薄，挣扎求生，沉沉浮浮，多征一些许多企业就迈不过那道坎了（《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54）。

政府的钱是拿来消费的，企业的钱是拿来生产的，若想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就要把更多的钱留在企业，因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在企业而不是在政府（《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55）。

政府应该明白一个道理：钱对于政府而言绝不是多多益善，一个大肆聚敛钱财的政府，要么是短命政府，要么是被诅咒的政府，当年国民党政府就是这么垮台的（《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56）。毛泽东很懂其中道理，一直认为钱太脏，他自己从来不碰钱，也不让部下去碰钱。现在毛泽东还有威望，威望主要来自于清廉和俭朴。

四、保护好城乡环境

环保是保什么？保人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环保是保什么？保空气（高空、低空、马路及两侧、室外、室内等）、地面、地下、水体、水流、水系、地下水、楼顶、楼身、路面、树木、花草，以及从郊外流入城市的食物和水源。要做好这些工作那就是浩大的系统工程了。可是，似乎环保部门工作轻松，有时甚至无所事事，是找不到方向还是权力不够呢？如果市领导像抓经济那样抓环保，那工作就做到点子上了。

许多企业、许多人才、许多资本，最初是趋向于流入一线城市的，有些进来后发现环境不好，又流出去了或在原地忍耐，伺机流向更合适的地方。厦门城市不大，工业缺乏，商业一般，但有钱人很多，据说岛内的宝马、凌志和奔驰举目皆是，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重要原因是厦门风景优美无污染，因而福建的有钱人都在厦门买房，许多商人和公司迁入厦门，总部在厦门工厂在外围。这说明环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环境直接影响到健康和寿命，这比金钱、富裕更重要，具有一票否决权。

一座城市可以投入巨资建设得美伦美奂，但阴霾笼罩城市，再美的景观也看不清了，美也就失去了姿色。八十年代去沈阳，发现居然有灰蒙蒙的城市，令人惊讶不已。现在哪个大城市不是灰蒙蒙的呢？从郊外进广州，也经常发现广州是灰蒙蒙的，此时心情特别沉重。蓝天本是天然，现在居然要作为一个目标和理想去追求。六七十年代很少有癌，现在癌出现在自己家人和亲朋好友中间，有些人很年轻就死了，这都是环境惹的祸，这意味着随时都有可能轮到自己。

城管应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环保上来，作为环境保护部门的监督执法队伍，看得见的要管，看不见的也要管，许多污染物是看不见的，违章建筑和乱摆乱卖可视为破坏环境，当然一些小贩为生计所进行的摆卖，只要过得去是不宜过多干预的。你端人家饭碗，人家会跟你拼命。有一次有几个农村妇女在天河城门前卖水果，突然城管来了，其中一个妇女抱起装着水果的箩筐飞奔横穿天河路，在我车前直冲过来，我急刹车后她冲了过去，但我左侧车道的车辆被我的车挡住视线，没料到会有人突然横冲出来，“嘭”的一声撞个正着，水果飞起来往我的车上砸来，我从反光镜往回看，车停下来了，人直挺挺躺在地上不动，可能死了。

五、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障

国家就像一个家庭，家庭成员之间要相互帮助，有的家庭成员没饭吃了，总得匀一口饭给人家吃，不然自己能吃得下么？就算你能吃得下，他在你旁边饿急了也会过来抢饭碗，这样天下就不太平了，盗窃、抢劫和杀人案件就会层出不穷，如果有人上井冈山闹革命，他也会跟着上山的（《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57）。

若有基本生活保障，没有了后顾之忧，也有利于有才干的人出来创业，或跳出来经商，或跳出来做学问，研究理论问题或技术问题，做成了飞黄腾达，做失败了回家还有饭吃，这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改革开放前大家都端着铁饭碗，没有什么人敢跳出体制自谋生路，这埋没了许多人才。

即使春风得意的人，也有老的时候，病的时候，可能还有破产倒闭的时候，贵为富豪、贵为高官、贵为总统、贵为皇帝又如何？运气过了之后也会成为平民，也有机会饿肚子。因此，社会保障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不然每个人都活得不踏实，今天不知明天事，吃了这餐不知是否还有下餐。天天都有危机感的人会幸福么？（《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58）。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大家那么穷，还是感到充实和幸福呢？甚至许多人感觉比现在更幸福。什么原因？这饭碗有保障啊，吃了今天的不用担心明天的。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不用担心会饿死，这是许多收入不稳定人群的想法，至少这是幸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不难理解许多人不是追求大富大贵，而是追求收入稳定。当然，生活保障也不能太少，给他几百一千的，他只够吃半个月，到了下半个月还得饿死，要给就给够他一个月的生活费。而且，现在要活着也不是有钱买米就行的，其他生活费用比吃饭大多了。

六、保障公民的安全

公民安全包括对外安全和对内安全，也就是对外防侵略，对内防犯罪，前者是军队的职能，后者是公安的职能，一个公民若没有安全，也就失去了一切。想想日本侵略中国时中国人是怎么活着的，就会明白其中道理。

养支军队摆在这里，好像无所事事，白吃白喝，其实军队的存在就是价值，就像你养一头狮子带在身边，你看不到狮子的作用，实际上它的作用就摆在那里，只是你看不到而已，安全从来都是无形的（《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59）。毛泽东对中国的最大奉献是什么？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和安全，毛泽东的军队是全世界人数最多的，也很能打仗，血肉之躯也能抵挡美军的飞机大炮，不怕死是中国军队的特点，美军至今仍心有余悸，这样敌人也就不敢来冒犯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境内基本没有战争了，但从1840-1949年这一百零九年间，中国境内的战争就没断过，中国人民不得不在战场上生活，这是什么感受？和平生活比富裕生活更重要。当然，军队是花钱大户，国家需要的是精兵，和平时期有精兵，战争时期全民皆兵。因此，如何压缩军队是国家需要考虑的问题（《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60）。邓小平很明白其中道理，伟人就是与众不同。

警察是公民的贴身警卫，直接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61）。警察是对付罪犯的，在偶尔的情况下，警察也对付老百姓，刀枪棍棒用错了地方，这是职能异化，是需要注意和解决的。也有一些警察是专门对付老百姓的，如交警，因而交警与民众的矛盾比较大，民众也比较憎恨交警，有些司机忍不住时甚至会开车撞交警或杀交警，这对交警和政府都不是好事。城市有了红绿灯，也有摄像头，马路上真的不需要太多交警。

治安环境对于公民而言非常重要。发生治安案件不是别人的事，哪天就可能轮到自己。两年多前我上大学的儿子同学聚会，晚上一点多散场后，儿子送一个女同学去搭车，在万菱汇门前（当时还是工地）经过时，突然杀出三个劫匪剪径，二话不说就对我儿子杀一刀，我儿子手一挡刀尖刺在手脖上，顿时鲜血直流，然后劫匪把两个人身上的钱和手机抢走，第二天带公安去看现场时还看到一大摊血，一直滴向远方，若刺中动脉也就没命了。两个当事人都懒得报案，觉得报了案也没用，何必自找麻烦呢，是其他同学帮报的案。这是在广州商业中心发生的事，尽管公安很重视，但案子一直没破。犯罪分子受不到惩罚，也就更嚣张了，两年多后就有美院教授被杀死在天河城旁自己的汽车内，原因同样是抢劫，离我儿子出事的地方也就几百米。在这方面，上海做得不错，市民普遍反映治安很好，姑娘不怕走夜路。

七、营造一个公平的法律环境

公、检、法都是属于政府的执法部门，工作做到家了公民才有生存的基础，若没有法律，社会必然解体，公民无法生存，想杀谁就杀谁，想打谁就打谁，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了。特别在市场经济中，涉及财产的纠纷比较多，不得不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解决得不好，公司会倒闭，个人会断粮。

现在的法律是比较公平的，一般不用幕后做法官的工作，有时出现不公平只是法官水平问题。现在执法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过程太长。一场官司下来短则半年，长则一两年，把双方都折腾得筋疲力尽，以后有官司也不敢打了。中小官司一个月走完一级法院的流程如何？

二是舆论影响。一些案件经舆论曝光后，人人都说该杀，法院和法官迫于舆论的压力，也就把人杀了。其实，挨一枪也就痛一秒，把牢坐穿则是痛苦一生，人死了痛苦的是亲人。

三是权力影响。当政府部门与公民发生矛盾时，公民是没办法打官司的，或者不受理，或者打不赢，这种做法很不好，影响政府形象，不利于工作改进。允许公民与政府打官司体现的是法治社会，政府部门输几场官司反而更好，这样的政府民众才会拥戴。不然，你说一万次法治社会，没人相信；你说公民是国家主人，也没人相信。民众会认为国家不属于我，只属于政府和领导。输给一个人，赢得十四亿，这是简单的算术题。

四是权力干预。当某个领导给某个案件定调时，也就是领导说了算，而不是法官和法律说了算了。当遇到运动要“从重从严”打击时，往往就判得比较重了，尽管法律还是那个法律。

五是仲裁委执法。劳动仲裁委实际上就是专业法院，专司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劳务纠纷，权力很大，一级终审。问题是里面的“法官”不懂法。

现在新闻经常报道企业恶意欠薪问题，认为发生欠薪就是老板想赖账，其实事情没这么简单。作为企业，工资是首先要保证的开支，任何开支都可以拖或省，唯独工资不能拖或省，否则人才会离去、员工会走光，企业还怎么做？（《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62）再说，员工干了活老板敢不给钱？员工不打死你才怪呢。因此，几乎没有企业敢恶意欠薪，当企业拖欠了所有员工的工资时，十有八九是企业拿不出钱来了；当企业拖欠个别员工的工资时，十有八九是这个员工侵犯了企业的利益。只有一种情况是恶意的，企业行将破产，老板关门走人，连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也不发了（《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63）。企业的钱到哪去了？十有八九是被下游企业拖欠了，即被客户拖欠着。

作为企业来说需要法律解决什么问题呢？第一，三角债问题。你欠我的，我欠你的；你拖我的，我拖你的。现在做生意利润薄，提供产品、工程和服务给对方后，对方就不支付后面的款项了，这么一来赚钱生意就变成亏本买卖了，几次下来公司就破产倒闭了。遇到这种情况没有几个公司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一是时间太长拖不起，二是路途太远不想去，你到人家的地盘同别人打官司，能打得赢么？打赢也执行不了啊。

第二，内部违法问题（《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64）。现在是用工荒时代，员工不怕老板，还没等你炒他，他就炒你了。因此，有机会时就会侵吞公司利益，严重时导致企业垮台。事实表明，没有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企业就没有能够赖以生存的土壤（《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65）。

古代老百姓打官司，都是去县和州政府，由政府一把手开庭和断案，说明领导重视，现在没有多少一把手这么重视法律了。当时官也少，一县一个官，一州一个官，县令是官，知州是官，其他只是幕僚，算不上官了。

八、精简机构

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意识到国家行政机构庞大，五套班子五套系统，谁也不敢下决心精简，有时下了决心也精简不了，也就成为历史包袱留存至今了。这五套系统消耗着国家大量资源，占有财政支出的最大比例，而且还入不敷出，只能拼命征收税费，以便维持五大系统的运转。这样就有问题了，一是政府征税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养活政府？二是高比例财政收入已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事关中华民族的未来和生死存亡。

这是需要加以认识、正视和解决的。在五套系统中最庞大的是政府系统，县政府大楼比白宫的三层小楼宏伟得多。既然政府不再直接管经济，有些部门是可以不要的，有些部门是可以合并的，有些部门是可以精简的。卖烟是否需要烟草专卖局？卖酒是否需要酒类专卖局？卖盐是否需要盐务管理局？盐在封建时代是重要的，现在已经不重要。

现在有两套征税系统，一套是国税，一套是地税，这等于一项工作交由两套系统来做，这就是极大浪费了。国家机构的成立，不能由某个领导一时心血来潮一拍桌子就定了，行政机构的臃肿就是在几十年间这么形成的，你成立一个部门我成立一个部门，成立后大多不撤消，也就遗留下来了。国家机构的编制应由人大来决定，临时成立什么部门也需要人大批准，并要明确人员编制和撤消时限。

设一个部在这里，摆一个官在这里，再给他一点权力，腐败的条件也就具备了。不设这个部，不设这个官，就没机会腐败了，或者削了他的权，他就没那么容易腐败了。再说，设了这个部，下面还有很多司、局、处，每个处都有不少人，这些人总不能白拿薪水啊，也想做出点成绩啊，于是挖空心思出馊主意，你撰写一个命令，我起草一个指示，他泡制一个规定，拿给领导签字下达，就成政府法规了，于是老百姓什么事都做不成了。向前走不行，甲部门有规定；向后走不行，乙部门有规定；向左走不行，丙部门有规定；向右走不行，丁部门有规定。只有两个方向可以走，要么上天，要么入地。做一件事要盖几十个公章就是这么来的，每个部门都揽权啊，不然部门没权力，个人没油水。有时候国务院各部也没有下达某方面的文件，但省、市、县、乡镇政府的部门都有可能下达，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甚至文件违法也不知。

文件虽然是由政府下达的，但都是由个人起草的，少数重要文件是几个人起草的，这一个人或几个人想出来的东西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么？许多公务员毕业之后就坐机关了，对经济工作不熟悉，写文件指导什么或规范什么，往往会出错。当然，有些东西是需要明文规定的，比如不准在食物里添加毒素或有害成份，但这不是应该由政府下达的文件，这是法律条文。政府下文也没什么用，触犯了你只能取缔或罚款，不能抓他去坐牢。

我也坐过十几年军队机关，泡制过几十万字的文件，有些是有用的，有些是无用的，有些是添乱的，有些是敷衍领导的。写文章是一种乐趣，因为心里有话要说；写文件是一种折磨，因为是没话找话，要说假话空话大话。有些重要文件是需要几个人一起凑话的，要多烦有多烦。“有样照样，没样沿着墙壁上。”我刚到机关时，机关老笔杆是这么向我传授写作经验的。

有时内心在想：红军识字不多，文件很少，怎么就经常能打胜仗呢？如果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文件，这仗还能打么？部队要发起冲锋了，先起草和打印一份命令，让快马送达部队，然后集合部队宣布命令，全体官兵高喊“冲啊”，杀向敌人。这样打仗是不是很有诗意呢？

文凭和知识是两回事，知识和能力是两回事。有些高学历的公务员，泡制出许多对民众有巨大杀伤力的文件，从教育、前途、生活、工作、医疗乃至生命都有影响，误人误军党误国啊。在军队和政府系统，机关在一定程度上已变成文字工厂，写作、编辑、校对、印刷和发行一条龙作业。当然，文件也有特殊功能，这就是部队机关不写文件就无所事事了，这样会导致整个机关的涣散。在和平时期，为了不让部队官兵太闲导致胡思乱想，部队经常会没事找事做，如文件、会议、队列和内务卫生等。这对部队是有必要的，因为军队就是拿来养的。但对政府而言就是没必要的了，因为政府不是拿来养的（《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66）。

党的系统应更精简一些，党的部门不能与政府部门重叠，专职部门或专职人员应减少。人少效率才高，在革命时期党中央的专职人员极少，中央机关就几个人是专职的，一个村就可以容纳党中央了，这么精干的党中央，连天下都打下来了，何况和平时期的国家建设呢？党的力量不是体现在机关的庞大上，而是体现在党员队伍、党的组织、党的思想和党领导的系统上，如政府系统、军队系统和警察系统等，当然最重要的是得到人民的拥戴。政府、警察和军队系统过于庞大会适得其反，会因为自身重量太大而崩溃，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就是这么垮的，因为人民养不起也不愿养（《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67）。

机构精简不下来，那是方法不当，若采取以下措施就会行之有效：①想当官的留下来，想下海的随便去，工资福利不变（等于白拿，回家睡觉也来钱，若去应聘等于拿双工资）。②经商失败或重新想回机关工作，办个手续就回来，官复原职，不受影响。③尽量控制招收公务员，让人员自然减员。这么一来可能会很容易减下一半人来。高薪养着一群退下来的公务员，总比让这群人写文件帮倒忙更好，也可以减少权力腐败（《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68）。虽然人人都想当官，能当上官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都只能当个普通公务员，没必要在哪里等待一顶乌纱帽从天上落到自己头上。最好别忘了，官当再大也是打工的，给领导和民众打工。想当官的，机关人少了，升官机会更大；想自由的，离开官场后，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其实，当上官未必就好，由于贪官太多，把“官”的名声玷污了，荣誉感没有了或褪色了。每一个官员，都应关注老百姓注视自己的目光，这些目光有仰视、平视、斜视、俯视和鄙视之分，在过去年代老百姓对每一个官员都是仰视的，在当今时代会因人而异、截然不同（《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69）。

九、控制开支和合理开支

国家财政收入是十万亿元，这是一个庞大数字，这笔钱怎么控制开支和合理开支就是一门学问了，不然大笔一挥钱就挥霍了。一个人也好，一个企业也好，一个政府也好，花钱时若手太松就永远都不会有钱，永远都觉得钱不够用（《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70）。国家的钱很多，但不够用；李嘉诚的钱也很多，也不够用。道理是相通的。

花每一笔钱都是要三思的，想一想这笔钱该不该花，必要时进行讨论和论证，不能领导心血来潮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一些大的项目开支最好经过人大讨论和批准（《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71）。一个官员如果有机会受贿一千万元，那么他就有权力挥霍几十亿、几百亿元甚至上千亿元，还不如让他好好花钱，节省下来后奖他一千万算了。虽然在政治上不可行，但在经济上更合算。

十、保管好公共财物

政府掌管着民众的公共财产，这是需要妥善保管的。比如说，改革开放后出口企业在三十年间赚来的美元，如何储存和使用就是一个问题，这些钱通过结汇的途径集中到中央银行了，有一部分用于进口商品了，有一部分买了美债，有一部分作为美元保留着。用掉的有个合理使用的问题，美债和美元存款，就因贬值而亏损了，时间越长亏得越多，改革开放三十二年，取中间值为十六年，考虑到后期出口比前期多，取十年为平均持有期，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到现在，美元贬值了70－80%，那么我们亏损了多少就可以计算一下的了，亏损的钱养活了美国政府、美国军队和美国人。

还有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实现的利润，都有一个保存和使用的问题，前些年改制时不少国有资产流入个人私囊了，现在和将来还有国有资产不断流入个人私囊，国企做生意亏损一点，赚少一点，开支大一点，这些钱都可以流入掌权者私囊。另外，国企赚到的钱，由政府或国企用掉了，也有不妥，国企够庞大了，不需要太多发展；政府有财政收入了，也不需要花国企赚来的钱。国企的股东是全国民众，赚来的钱应用在全民福利。若利用垄断地位大赚股东的钱，那就是本末倒置，天诛地灭。

十一、看管好印钞机

通货膨胀是怎么来的？是滥印钞票造成的，生产没减少，需求没增加，通货膨胀的发生原因只有一个——滥印钞票。这是每个老百姓都明白的事，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老百姓吃亏了恨谁？恨政府，到头来吃亏的是政府。千万不要认为老百姓都是糊涂蛋，他们心水清得很，遇到什么吃亏的事也习惯性归咎于政府，不管事情是否与政府有关。钱贬值了，生活困难了，很容易就认为是政府工作没做好。

为什么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和美债会亏损呢？一个重要原因是滥印钞票。企业赚到美元就是企业的，企业可以花掉或拿到外汇市场自由兑换，他们手中的美元绝对不会长期持有或购买美债。问题是，中央银行认为美元是个宝，于是就强行要求企业与中央银行兑换成人民币，于是企业拿来多少美元中央银行就印多少人民币。且慢，人民币能这么印么？这样钱就变成两份了，一份归出口企业，一份归中央银行，中央银行的钱平白无故多了出来，这纯属滥印钞票行为。政府已经有了可观的财政收入，绝对不能通过滥印钞票的方式聚敛民间财富（《平衡经济学》基本原理之72）。

民众创造多少财富就印多少钞票？大错特错，每年GDP是四十万亿，难道每年要印四十万亿钞票？无论企业赚了国内的钱还是赚了国外的钱，无论赚了人民币还是赚了美元，都是同样道理，银行不能见企业赚钱就印钱，况且美元只是企业收入还不是利润。每年过年之前都会看到许多新钞流入市场，钱是不能这么印的（钱应该怎么印，目前全球都没有管用的宏观理论作指导，随后本人会推出相关理论）。

 

 

                                                            2012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