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的本质、方法、培养和开发

　　学校应该是一个学习知识、培养能力、修炼品德、交流思想、激发灵感、制造思想、创造技术、发现真理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是一个交流思想的平台，与书本交流思想，与老师交流思想，与同学交流思想，这是一个关键环节，思想交流做得好，就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激发更多的灵感，制造更多的思想，创造更多的技术，发现更多的真理。什么时候学生对老师和书本不再唯唯诺诺、诚惶诚恐，敢于怀疑老师、怀疑书本，并大大方方提出自己的见解，发表自己的思想，中国的大学才能成为世界一流。

　  人们把对客观事物的理性认识称为思想，本书把生命分解为感觉、记忆、思维、感情、欲望和行为。思想与思维，大体相同，略有出入。在这里，思维指对记忆材料重新进行组装的过程，是大脑对客观事物的关系和演变进行模拟。在本质上，如果说记忆是化学反应的重燃，那么思维就是化学反应的创造。根据上述定义，梦也是一种思维。思想强调结果，思维强调过程，我们研究思维，也是主要研究过程。思维是人类最高级的精神活动，之所以高级，是因为思维建立在记忆的基础上，记忆又建立在感觉的基础上。

　　因此，思维也可以说是把人的各种感觉模拟出来，其中主要的是对视觉的模拟，因而思维主要是由图像构成的，也穿插一些其它感觉。当然其它感觉也可以成为模拟的主体，如音乐家作曲，就是以听觉来模拟的，曲子先在大脑中“弹出声来”，感觉不错，就用笔记下来。常见的思维还是图像占据主导地位。

　　不过有些客观事物是抽象的，既不能图解，也不能用其他感觉翻译的，这时思维就往往进行图像化处理，用图像替代本意，比如生与死是不能图解的，就用动与静、绿与枯来替代，前者替代动物的生死，后者替代植物的生死。数字也是不能图解的，就用指头来图解，大些的数就用其它事物图解，如无数可用沙漠中的沙子来图解。这是把抽象事物图像化。由于抽象事物看不见摸不着，人类接触不多，进入大脑还拐弯抹角翻译成图像，人类很不习惯，觉得很吃力。学生学数学是最累的，其次是化学，而语文、政治、历史、地理、自然等文科，都能直接图像化，学起来轻松自如。

  　思维往往要向同类表达出来才能实现价值或放大价值，这就需要翻译语言，人类发明出各种各样的翻译语言。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电影的制作，电影是对剧作者思维的翻译，中间经过了文字、表演、摄影和放映四次翻译，每次使用的翻译语言是不同的。演员实际是翻译，把作者的思维翻译出来，翻译走了样，走样部分也就成了创作。电影也只是模拟了客观事物中的图像与声音，没有嗅觉与味觉，肤觉、动觉、静觉和机体觉也没有，都模拟出来了，才是真正的立体电影，就有身临其境的逼真感觉。换句话说，把观众作为电影中的一员，进入电影中的世界，直接感受电影中的一切，这样的电影才魅力无穷。

　　思维的交流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人类文明史的两次飞跃，都是随着思维翻译工具的发明而发生的，一次是口语的发明，一次是文语的发明，文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书面语，而书籍则是文语的载体，所以人类也往往把人类文明的进步归功于书籍。有了书籍之后，一个人发现了真理，就等于全人类发现了真理，不断有人发现真理，人类就不断进步。

　　思维不是人类的专利，动物、植物、微生物等一切高级生命都有思维。当然，基本生物也有思维，基本生物的思维是一切生物思维的基础。现在地球生物面临的课题是不同生物之间的思维交流，尤其是人与细胞之间的思维交流，若能找到一种翻译语言，人类文明将会迎来第三次飞跃。

　　目前，不同生物之间的思维交流，才刚刚开始。人与狗之间，已能交流简单的思维，受过训练的狮子、老虎、熊、海豚等动物，也能理解人类的简单思维。人类也在一定程度上破译出金丝猴的日常用语。但这种交流还远远不够，这应当成为生命科学的一个主攻方向。基因的破译，是基本生物遗传语言的破译，细胞的遗传语言反映了细胞的遗传思想和设计思想，每个基因、每个基因片断、每个碱基对的含义是什么，这是需要人类搞清楚的。

  　1.思维的内容

  　思维的对象是事物，所谓物是静态的，是物质、能量、时间、空间的统称；所谓事是动态的，是物质、能量、时间、空间的发展变化。换句话，是物质在能量的推动下在时空中的运动过程。人是物，上街买酱油则是事。思维的内容是无边无际、包罗万象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①判断事物的本质。

　　即判断客观事物是什么，这是一种静态思维，要求作出甲是乙的回答，而乙可能是已知的，可能是未知的，也可能是一知半解的。客观事物种类繁多，表现形式变化多端，而人的目力又不能入木三分，透视一切，这就只能借助大脑的穿透力了。每一个事物，都有现象与本质二重性，现象是明的，本质是暗的；现象是虚的，本质是实的。人为了认识世界，必须化虚为实，化暗为明。现象与本质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寻找这种联系，顺藤摸瓜，就能摸清事物的本质。1845—1846年，英国的亚当斯和法国的勒维耶根据天王星轨道摄动的现象，运用开普勒定律和牛顿万有引力定律，计算出天王星轨道之外存在一颗未知行星，这颗行星的引力造成了天王星的“越轨”，从而找到了事物的本质，并发现了海王星。在这里，两位科学家的大脑模拟了天王星、海王星及两者之间的引力。

　　②模拟事物的过程。

　　这是一种动态思维。客观事物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从中截取一段，就是过程，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大脑却能模拟，模拟过去叫记忆，模拟现在和未来叫思维。不过，若在模拟过去中添枝加叶、无中生有，则属思维了，写小说就是思维。棋手下棋时的思维，就是模拟棋局演化的过程，不过棋局的演化太复杂了，不一定按他的模拟来发展。同样道理，指导比赛、指挥战争，也需要为达成某种结果而对过程进行模拟。

  　过去和未来都是时间概念中的一条线，能容得下事物的演变，是能够模拟的。而现在则是时间概念中的一个点，是极短的一瞬间，容不下事物的演变，似乎是不能模拟的，其实也能模拟。人们经常想象远方亲人现在的情况，就是模拟现在，现在之所以能模拟，是因为模拟与现实同步进行。达尔文《物种起源》，主要是模拟生物发展变化的过程。

  　③推测事物的因果。

　　事物的因果关系是一种逻辑关系，因在前果在后，因果之间夹着过程，推测因果必须对事物的过程进行模拟，因此这也是一种动态思维。不过，在这里过程被弱化了，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

　　一种情况是知果求因。《十万个为什么》探索事物的为什么，就是知果求因。非典是一种致命的传染病，这是结果，而原因则是全球医学科学家所共同寻找的，最后找到了冠状病毒，这也是知果求因。冠状病毒也可以作为一种结果，顺着这个结果追原因，也许会追到环境恶化、追到人类自身。牛顿从苹果落地得到启发，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也是知果求因。恐龙灭绝是一种结果，原因却不知道，许多科学家都在探索原因，得出种种结论，但也许还没找到真理。

　　另一种情况是知因求果。宇宙中存在的一切事物，既可作为果，也可作为因，往回看这是果，往前看这是因。根据现有事物推测未来事物，就是知因求果，人们习惯称之为预测。天气预报就是知因求果，占卜算命也是知因求果，其中也存在一种思维，至于这种思维是否科学、合理，则是另一回事了。有的科学家从太阳的现状推测其未来，认为几十亿年后太阳会发生以铁元素为主的核聚变，形成一个巨大的火球，吞没地球，这也是一种知因求果。

　　预测未来是境界最高的思维，中国人之所以把诸葛亮视为智慧的化身，就是因为他料事如神，能预见到未来的过程与结果。不过，由于对未来的预测难以验证，更不可能完全相符，而且也远远超越大多数人的思维，所以这种预测大多被视为幻想，对于科学的预测，则被视为科学幻想。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本书叫《科学家幻想二十一世纪》，很激动人心，都是科学家基于科学技术的现状所作的预测，用现在的眼光看并不算大胆，但那个时代的人认为大胆超前，所以起名叫幻想，即是一种可能实现不了的理想。现在可视电话、海底遂道已成为现实，却不引起轰动。在当时，中国人不知电视为何物，可视电话更不可思议了。不过海底遂道的幻想只是部分实现，幻想中的海底遂道是透明的，往外可以看到很多鱼。

　　抽象事物可以图像化，图像事物也可以抽象化。思维时，大脑把“画”中的要素提取出来，挤掉水分，保留骨架，这就是图像事物抽象化，经抽象之后，大脑中的“画面”就与客观中的“画面”不同了。做数学题是知因求果或知果求因，运算是因果之间的过程，思维对象是数字，数字就是把图像抽走之后的事物。3 + 4 = 7，在思维中是3个指头加4个指头等于7个指头，孩提时每个人都是这么思维的，慢慢地指头就被省略了，只剩下了数字，代表的还是有形物体。当然，数字本身也有形，把3 + 4 = 7在大脑中显示出来，也是一幅画。陈景润求证哥德巴赫猜想，是知果求因，由已知推出未知，把未知变为已知，其过程是公式——等式——猜想。由于数学思考内容高度抽象化，人思维起来感觉很不习惯，因而觉得很难，即使是数学大师，也不例外。

　　④捕捉事物的关键。

　　在事物运动的过程中，有许多因素共同起作用，其中必有关键因素。捕捉主要的、根本的、关键的因素，是思维的重要工作内容。篮球教练指挥比赛，首先要捕捉比赛的关键因素，输球的关键因素可能是速度慢了、失误多了、篮板少了、防守松了、配合少了或战术错了，等等，总之有一个是关键因素，找到了关键因素，才能提出解决办法。

　　广东男篮在2004年终结八一王朝，夺得首个联赛总冠军后，大家都认为有一个较长的广东王朝，可是第二年江苏队却成为强有力的挑战者。常规赛三比零战胜广东队，季后赛决赛在局数上也一直领先，最终打满五局，决胜局最后九分钟江苏队还领先16分之多，但最终还是广东队赢得了胜利。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双方的教练和行家会有总结。

　　作为旁观的外行，我觉得江苏队最后几分钟输在心理素质上，总冠军就要到手了，导致心理发生变化，动作变形，阵脚大乱；广东队整个赛季都输在江苏队的“小动作”上，江苏队的每个人都比广东队员多了一个小动作：偷球、抢球、断球。这么一来力量的天平就发生了倾斜，篮球比赛多数情况是一来一往的，你进一个我进一个，当广东队得球发起进攻时，球被偷了、抢了或断了，自己的进攻机会就少了一次，对方的进攻机会就多了一次，这一加一减，双方就是四分之差（有时候是打三分，有时候是不得分，平均以两分计），全场比赛发生七八次这种情况，双方的分差就达三十分左右了，而两队的整体实力之差只有十分左右。

　　将军指挥战争，也是要捕捉战争的关键因素，战局向有利或不利于己的方向发展，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可能是制空权的争夺，可能是兵力的对比，可能是官兵的素质，可能是士气的高低，可能是装备的差异，可能是地形的状况，可能是工事的状况，可能是后勤补给的状况，可能是气候的变化。有时候一场大雪也能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关键因素是五花八门的，甚至有的关键因素不在战争之内，而在战争之外。蒋介石拥有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却无法赢得对共产党的战争，因为关键因素在战争之外，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造成了人心的背弃，八百万军队顷刻就分崩离析了。

　　总的来说，捕捉事物的关键，也是知果求因，不过，过程和结果都看得见，并与原因是紧密相联的。因而过程与结果就可以省略了，思维不必再模拟了，思维要做的是在众多因素之中搜索，从中找到自己想要的因素。因素也是事物，是大事物中包含的小事物。

    ⑤梳理事物的关系。

　　事物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逻辑关系，要认识世界，除了认识事物的现象与本质之外，还要认识事物之间的关系。梳理事物的关系时，当这种关系是静态的，大脑中出现的是“静画”；当这种关系是动态的，大脑中出现的是“动画”。事物之间存在空间关系、时间关系、数量关系、隶属关系、因果关系、工作关系、需求关系、主次关系等，要在错综复杂的事物中理清这些关系是不容易的。夫妻是什么关系？生殖上有分工，是工作关系；生理上有需求，是需求关系。这里所说的工作关系，是广义的工作。胃与肝，油门与刹车也是工作关系。刚参加工作到了新单位，首先要理清各种工作关系和人际关系，弄不清楚各种明明暗暗的关系，迟早要吃亏的。

　　有些关系是穿越时空的，遥远的事物对这里的事物有影响，过去的事物对现在的事物有影响，甚至已经消失了很久的事物，对现在的事物依然有着重大的影响。二十多万年以前的智人，影响着当今世界每一个人；137亿年以前的宇宙大爆炸，影响着今天宇宙中的一切。太阳系中有恒星、行星、卫星、彗星与小行星，它们之间的关系已基本被人类弄清了，但宇宙各星系之间的关系，人类远远还未弄清，因而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

　　数学是研究数字与数字之间关系的科学，化学是研究物质与物质之间关系的科学，物理是研究物体、能量、空间、时间之间关系的科学。

    ⑥探索事物的规律。

　　事物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探索的。所谓规律，就是事物运动的必然性。探索规律，是通过探索事物过去的运动轨迹，推测未来的运动轨迹。大脑要把事物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轨迹模拟出来，如果这种模拟被未来证实是正确的，就可以认为是规律了。人类之所以知道一天有24小时，一年有四季，就是从过去地球时间、季节的变化，探索出其未来的时间、季节变化，并可以根据这一规律预测一万年后某天的寒暑情况。哈雷彗星从地球前面掠过之后，谁也看不到了，但人们知道，76年后它还会回来的，因为规律使然。

　　通过人为的方式，促成事物按固有的规律、沿着预定的轨迹运动，就是方法。方法本身，也是一个过程。好的方法一要正确，二要最佳。如走路不但要正确，还要是捷径。围棋中的定式，就是下棋的方法，走到了这一步，双方都得这么下，不然就吃亏。管理学是研究管理方法的科学，目的在于控制组织内部的运动方向和速度，达到高效率运行的目的。军事科学是研究战争方法的科学，有的从战史的角度研究，有的从战例的角度研究，有的从外军的角度研究，有的从地形的角度研究，有的从装备的角度研究，有的从后勤的角度研究，有的从政治的角度研究，有的从经济的角度研究，各种不同的要素，都能左右和揭示战争发展的轨迹。

    ⑦作出事物的决策。

　　人是生命等级最高的物质，通过行为，既能影响自身的发展变化，又能影响周围事物的发展变化，指导这种行为的思维称决策。决策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提出决策。事物的运动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人可以在事物的运动中增减一些因素，从而达到影响事物运动的目的。增减什么，增减多少，在什么时机增减，这就是决策。决策过程也就是模拟事物运动的过程，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添加了人为因素。换句话说，提出决策就是为了达成某一目的，而提出一套程序化的方法。这里的方法，与书本中的方法，有所不同。书本中的方法，是理论；决策中的方法，是实际。是面对具体问题，提出具体办法。人面对即来临的事物，参与是决策，回避也是决策。危险来临，坐以待毙，也是决策。正确的决策，是预测轨迹与实际轨迹重叠或接近，错误的决策是两条轨迹严重偏离。为了减少失误，人们往往提出多个决策方案，以供对比和选择。

　　二是选择决策。当决策方案为一个时，要决定用不用；当决策方案为多个时，要决定用哪个。这就是决策的选择，选择也就是取舍，在大脑中的图像类似于在书柜中取出哪一本书，当然也可以不取。

　　决策是事关重大的思维。军队统帅指挥战争，都要事先酝酿作战计划，又称作战方案或首长决心，这是对未来战争进程和结局所作的模拟，并通过战争行动加以实现。决策对于政治家、军事家和企业家都是十分重要的，一步不慎，全盘皆输。从很大程度上说，政治家、军事家和企业家的成功，都是决策的成功；失败都是决策的失败。对于普通老百姓也一样，人生的道路千万条，人生的选择千百次，每一次选择，都决定着自己今后的命运，生死荣辱，贫穷富贵，系于一念之间。决策是选择行动的方式方法，不行动也是一种选择。

    2.思维的制作

    思维是对记忆材料的加工，在大量记忆材料的基础上，进行选择、裁剪和重组，形成与记忆完全不同的图像、声音等。记忆是对感觉的重播，思维是对感觉的创造。

    思维是由记忆控制中心控制的，鉴于此，记忆控制中心又是思维控制中心。需要生成思维时，思维控制中心从记忆细胞中提取材料，并发出模拟电流，在大脑的视幕、听幕、嗅幕、味幕、肤幕、体幕、动幕和静幕中形成图像与声音等“感觉”，这种“人造的感觉”就是思维。当这一过程持续不断时，就会获得持续不断的思维。思维既是对感觉的模拟，也是对感觉的创造。在局部，是对感觉的模拟，这种模拟也就是记忆；在全局，是对感觉的创造，因为有了一种全新的组合。思维依赖于记忆材料，记忆材料也就是知识、经验、阅历等，一个人读书越多，经历越丰富，思维也就越活跃。当然，思维活跃不等于思维正确，有的人思维脱离实际、脱离真理，有的人思维贴近实际、贴近真理。因为思维不仅与知识、经验和阅历有关，还与许多因素有关，其中以下几个因素是十分重要的。

　　①角度。

　　角度不同、立场不同，看到的事物也不同。一面金银盾牌，正面看是金色的，反面看是银色的。思维也是如此，站在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思维。面对一个事物，思维切入的角度，是无数的。面对一个苹果，果贩思考的是卖相，顾客思考的是味道，果农思考的是成本与收益，农艺师思考的是品质与产量，画家思考的是造型与色彩，牛顿思考的则是引力，既然从引力的角度也能切入，那么能切入的角度就是无数的了。

　　战争的双方，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一下问题，是大有裨益的，无论是为了战争还是为了和平。当领导的，习惯于居高临下看问题，换个角度，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居下临高看问题，会看到另一个世界。站在感情的角度看问题，是头脑简单的人；站在利益的角度看问题，是头脑清醒的人。站在眼前利益的角度看问题，是矮人；站在长远利益的角度看问题，是高人。西安事变，蒋介石落入共产党的朋友张学良手中，蒋介石与共产党交恶九年，战场上你死我活，有人主张杀了他，不过共产党的领袖看得很远，化敌为友，共同抗日，才符合共产党的长远利益。这次事变，是共产党由弱到强的转折点，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

　　生活问题要多从生活的角度考虑，工作问题要多从工作的角度考虑，若生活问题从工作的角度考虑，看问题就会出现偏差。有学者主张一项立法：把春节改在立春。主要理由是不耽误春耕春灌。这就是生活问题从工作的角度考虑，当然是错的了。这位学者可能没当过农民，否则不会提出这样的理由。我在南方当过两年农民，从未发现过年误了农时，北方春来晚，就更不会耽误了。所谓春节不是春天的节日，是一年的节日，是新年的第一天，有辞旧迎新的含义，春节是新年的生日，就像人的生日一样，是不能随便改的。确切地说，春节是从年三十到年初十五的这段日子，主要是年三十和年初一，年三十是辞旧，年初一是迎新，最重要的是年三十半夜十二时新旧交替的一瞬间。

　　小时候生活苦，最喜欢大年三十，平时看不到的大鱼大肉摆满一桌，想吃啥就吃啥，吃得满嘴流油才叫过瘾。食堂有一种介于扣肉和红烧肉之间的红焖肉，是半肥瘦带皮的那种，比现在世界上的任何一种美味都好吃。现在的猪肉已经不是猪肉，而是介于猪肉和饲料之间的一种人造食物，外表像猪肉，味道像饲料。小时候过年，吃饱了还可以去放鞭炮、逛大街，穿街过市，迎来送往，沐浴在大节来临的气氛中，感受无数的笑脸，感受全年最热闹的一天，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现在的小孩，生活在农村的多数还是很苦，比我们小时候还苦，生活在城里的多数不苦了，有的天天都像过年，有吃有喝，嘴不馋了，他们感觉最幸福的可能是大年初一，因为可以收到许多红包。很遗憾我没体验过收红包的感觉，小时候居然没收过一个红包。那时是文化大革命，红包是旧习俗，属四旧，被破除了，留下终生遗憾。无论如何，小时候的过年感觉真好。

　　辛勤劳动、生活贫穷的人，过年的感觉也很好。许多中国人辛苦劳作一年，就是为了活这几天，该过年时找不到年，这一年也就白活了。一个民族的传统习惯是很难改的，公历在中国沿用几十年了，可是过元旦的那天，没什么人看作是过年。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改变不了传统、习俗和文化。城市禁放鞭炮多年，让城里人感觉过年不像年，心绪压抑，也许命也短一些，现在又可以燃放鞭炮了，习俗难改啊。

　　观察一个事物，提出一个主张，实施一项政策，最好能从各个角度都看一下，这样就不容易犯错误了。以前实行夏令时，搞了几年就搞不下去了，因为只是从节能的角度考虑，可是全国人民的生物钟都给打乱了，神魂颠倒，时间错乱，得不偿失，只好放弃。当然，这类事情还有很多，多如牛毛的路桥收费站，阻碍经济发展，妨碍群众生活，况且多数路桥都是用税收建起来的，出钱修路搭桥，再交养路费，还要额外收费，人心不顺，这是因小失大。在没有建立完善的医保制度之前，就放弃公费医疗，是给单位减了负，却给职工增了负，单位是没有感觉的，人才有感觉，应该为人民服务，不应该为单位服务，你对单位再好，单位也不会说你好，讨好了单位，得罪了职工，这是得不偿失。为了增加企业利润而裁员，让大批中年职工下岗，断绝了他们的生存之路，也许企业更富了，但它不会自我感觉良好，下岗职工全家老小饿肚子，却是实实在在的痛苦，这是本末倒置。

　　企业的目的是什么？表面是赚钱，实质是养人，养老板，养股东，养职工。把企业全体成员养活了，再把余钱以税收的形式奉献社会，养社会上的其他人。若把职工的饭碗抢夺过来，献给企业内部或外部的人，这不是雷锋，而是周扒皮。至于企业的发展，那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为了养活更多人的手段。

　　放大来说，国家的目标不是经济增长，而是改善人民生活，通过经济增长的手段，实现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如果经济增长成为国家追求的目标，那么大家都吃草根啃树皮，把钱节省下来办工厂，这样发展最快。还真有一些地方或企业是这么做的，安排大量职工下岗，就是为了勒紧一部分人的裤带，让他们少吃或不吃，尽最大限度积累发展资本，扩大再生产，提高经济增长率。许多企业给农民工刚够糊口的工资，让他们每天像牛一样干十几个小时，也是为了榨干工人的血汗，尽最大限度积累发展资本。效益好的国有企业，利润全都留在企业滚动发展，膨胀为庞然大物，有朝一日力有不支，轰然倒地，一命乌呼，多少年的利润都打水漂了，谁也没有享受到。

　　当各地都攀比速度、追求增长的时候，虚假增长数字就应运而生了。就像大跃进追求产量，带来了虚假产量一样。如果改善人民生活是目标，就不好弄假了，总不好说去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10%吧？说了也白说，生活是否有提高老百姓心中有数，这句话从老百姓嘴里说出来才有效。为了追求增长率，污染环境式的增长也应运而生了，这对改善生活而言，是弊大于利。为了追求增长率，无效益式的增长也应运而生了，投资一千万开个工厂，年产值一亿，经济是增长了，可是利润是零或负数，这对改善人民生活帮助不大，若企业垮了则是弊大于利。经济增长达不到预定目标，政府投入重金拉一把，增长率是上去了，但没有改善人民生活，还不如把钱发给城市和农村贫困家庭吃饭还好些，既填饱了肚子，又拉动了经济。

　　在贫穷落后地区，也不一定非要有高增长才能改善人民生活，为全体人民提供基本的生活、医疗、教育保障，人民也有安全感、幸福感，这不一定需要很多钱，在毛泽东时代国家和人民也没多少钱，但生活、医疗和教育是无忧的，大家都有安全感、幸福感，现在许多人还在怀念那个时代。

　　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能带来相应的生活改善。每年经济增长10%左右，收入并没有相应增长10%，经济增长带来的额外收益，一部分分红给老板和股东，一部分以转增资本的形式留在企业，一部分以税收的形式上缴财政，一部分成为新就业人口的收入，原有职工能分到的也许只有2—3%，因此许多地方或企业十年工资基本不变，就是很正常的了。还有许多因素可以影响到生活改善。比如，经济增长10%，物价上升10%，经济增长就给抵消了（实际上物价升3%，老百姓就感觉生活负担重了）；经济增长10%，经济效益下滑10%，生活水平就是负增长；经济增长10%，税收增长20%，生活水平也是负增长；经济增长10%，股市下跌50%，股民家庭就得节衣缩食了；一个收入不高的家庭，供楼用去了一半的薪水，沦为房奴，这个家庭的日子就难熬了；医疗或教育把一个家庭洗空了，这个家庭的生活就倒退许多年；双职工家庭，有一个人下岗了，这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就下降一半，两个人都下岗了，全家就只能喝西北风了。任何一个部门的政策失误或工作失误，都可能抵消经济增长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好处。

　　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不能说是错的，他老人家是强调发展的重要性，但若理解为一切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求发展，那就大错特错了，必然导致盲目追求高速度，有了速度就以为万事大吉了，然而速度上去了，许多人的生活却艰难了。在世界各国中，没有多少个国家是追求发展速度的，发展速度是自然而至的一个数字，各方面的工作理顺了，发展速度就来了。当年定下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前景激动人心，目标似乎多余，该翻跟斗时它就会翻跟斗，没有目标也一样；不该翻跟斗时它就不会翻跟斗，有了目标也没用。实现目标之际，无人为此欢呼，只是媒体轻描淡写提了一下，说明目标并不重要。当年定下1980年实现农机械化目标，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到时候实现不了还是实现不了。

　　经济增长率，只是评价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个指标，并不直接反映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国民生活水平的评价，有许多更直接的指标，比如，国民收入水平，国民购买力水平，国民实际消费水平，国民获得财富总量，普通家庭或中低收入家庭获得财富总量，最贫困家庭获得财富总量。所谓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谓获得，可以用实际收入来衡量，也可以用实际消费来衡量，后者更准确反映生活水平，即用钱换回财富才算获得，存银行不算真正的获得。值得注意的是，获得财富不能光以金钱折算，因为物价涨了就不准了，还要看看获得了多少“东西”。对老百姓来说，这些指标比经济增长率更重要，这些指标增长了生活就改善了。就像一个公司，产值的增加也重要，利润的增加更重要，股东分红的增加最重要。作为职工而言，则是收入的增加最重要，收入的增加意味着生活的改善。当然，最终还是要把钱花出去，换取实实在在的享受，才叫生活改善。为了防老、防病或买房，不得不把钱存起来，那也不叫改善生活。因此，不妨把邓小平的话改两个字：“生活才是硬道理。”

　　同样是做公务工作，有的人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有的人从政府的利益出发，有的人从党派的利益出发，有的人从部门的利益出发，有的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有的人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只有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才是正确的。国家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图腾和一个代词，代表人民和人民拥有的一切，国家利益就是人民利益；政府是人民的工具，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政府没有自己的利益；党派利益是小团体利益，服从于、顺应于人民的利益；至于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那是权力功能异化的产物，是与人民利益相矛盾的。比如，巧立名目从民间聚敛钱财的部门，属部门腐败；以权谋私从民间聚敛钱财的个人，属个人腐败。

　　由此可见，看问题的角度是重要的，从最恰当的角度切入，才能把握事物的关键，抓住问题的要害，把劲用到点子上，这样才不会瞎忙。角度事关方向和路线，不可等闲视之。看一个事物的发展，可以从起点看到终点，也可以从终点看到起点，还可以从旁边的角度只看其中的一点或事物的全貌。

    ②距离。

　　战术研究要近，战略研究要远。远近适宜，恰到好处。进得去，出得来。有时候，若即若离比形影不离要好。俗话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个从小生长在庐山的人，研究庐山是不容易的，他可以研究庐山中的一块石、一棵树、一条水，但研究不出整座庐山，因为距离太近。

　　美国航天飞机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高科技成就，但却经常发生重大事故，美国宇航局的科技人员事后总是盯着某些系统、某些部件，以便改进得更加完善一些。然而，站在远处的局外人看来，重大事故是难以避免的，因为航天飞机太复杂，这是飞机与火箭的复合体，零件也许有十万个，一个零件出问题就可能导致灾难发生。要让十万个零件都稳妥可靠工作，不出任何差错，这是需要运气的，挑战者号凌空爆炸，就是一个密封圈泄漏造成的；哥伦比亚号高空解体，就是一片隔热瓦脱落击伤机翼造成的。飞机与航天飞机，虽然都叫飞机，本质是完全不同的，飞机是低速飞行器，每秒几百米，航天飞机是高速飞行器，每秒几公里，比子弹还快十倍，尤其在穿越大气层时带来的震动和高温，对每个零件都是严峻的考验。航天飞机发射时间是经常推迟的，不是检测出这里有毛病，就是检测出那里有毛病，当然还有更多的毛病是检测不出来的。

　　当今社会，人们总是抱怨出不了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这样的战略科学家，一般认为是时代不同了，其实是距离太近了。随着科学分工越来越细，科学家深入到地球乃至宇宙的每一个毛孔。在这个毛孔上他是权威，是顶峰。如果这个毛孔只有一个人，在这方面他就是世界第一，说错了也是真理。再偏一点，旁边的毛孔就是别人的领地了。在这样的状态下，只有战术科学家，或战役科学家，难以产生战略科学家。因为有的钻到牛角，有的钻到牛蹄，有的钻到牛尾，就是无人站在一旁对全牛进行审视。

　　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写出狭义相对论，因为他不是专职物理学家，而是政府专利局的“公务员”；达尔文之所以能写出《物种起源》，因为他不是专职生物学家，而是博物学家，其实形成进化思想时，他只不过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说他是乘坐英国皇家海军军舰到世界各地游玩的旅行家更合适；牛顿在剑桥大学当巴罗教授的助手，未有研究成果，为躲黑死病回乡当了两年“闲人”，却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创立了微积分。

　　③对比。

　　孤立看一个事物，往往看不出什么，与同类事物对比之后，就会发现彼此的不同点、相同点和关联之处，就会有了许多新的发现。在一个小岛上生活的人，他看不出这个岛的真面目，当他到外面的世界走一走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岛的真面目了，包括位置、大小、高度、地貌、气候、植被、人口、民族、民风、文化、文明、经济、社会等等。生活在南方的人，不会知道南方的好，秋冬时节去北方转一圈，就会发现南方好在哪里了，南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很美，甚至绿色也成了珍贵财富。桂林山水甲天下，可是桂林人是体验不到这句话的意境的。我曾在桂林工作多年，不觉得桂林山水有多美，有一次出差跑了大半个中国，回来后发出感叹：走了一大圈，最美是桂林。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处于封闭的状态，中国人看不清中国的真面目，当时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应当把他们从水火中拯救出来。改革开放之后，当中国人打开窗户看一看世界的时候，才发现世界不是如此，有许多很发达、很富裕的国家，与他们相比，我们的生活还很贫穷，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是自己啊。于是，中国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脱贫致富大革命。

    ④眼光。

　　看得宽、看得深、看得远、看得准、看得见谓之有眼光。在这里，眼光是借喻思维。

　　看得宽是看到事物周围众多的关联事物。看到了所有关联事物，就看到了整体，看到了全局。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为什么？视野不同，当局者视野窄，只看到局部上的某一步棋的演化；旁观者视野宽，看到了棋盘的全局，对面临的机会与危险，自然清楚。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为了解除进攻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后顾之忧，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重创了美国太平洋舰队。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日军看到了一万公里之外的威胁，不能说视野不宽；但从全球战略的角度，视野就太窄了。日军的偷袭，把隔岸观战的美国拉入战争，造成力量的天平向盟国倾斜，并最终导致了日、德帝国的灭亡，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大的转折点。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偷袭珍珠港，是其民族性格的再次体现。甲午战争中，日本海军摸到威海卫偷袭清朝海军，歼灭了北洋舰队；日俄战争宣战前，日本海军摸到了旅顺港偷袭沙俄海军，歼灭了沙俄舰队。在未来战争中，日本海军也许会做同样的事情。日本军队主动偷袭的美国、俄国、中国，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世界强国或大国，虽然中国弱一点，在人口和幅员上却是巨人，北洋舰队是一支强大的海军，实力在亚洲名列第一，在世界排名第八，共有两艘战列舰，十艘巡洋舰，其中的定远、镇远铁甲战列舰排水量达七千多吨，被称为亚洲第一巨舰，日本海军没有这一级别的军舰，最大的军舰也只是巡洋舰，只有六艘，军舰数量也是十二艘，但总吨位略大一些，火炮数量略多一些。日本与周围隔海相望的国家都打过仗，都有难以解开的世仇。苏联出兵歼灭关东军，美国投掷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日本好斗的民族性格招来的打击，也是目光短浅惹的祸。

　　2002年韩日世界杯，韩国买通了裁判，赢了几场关键的球，举国疯狂，民族虚荣心获得了极大满足，但却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自私自利、小肚鸡肠的一面，这等于在自己的家中欺负客人，受到全世界的指责，甚至有名人在媒体上发誓抵制韩货，这对韩国来说实在是因小失大，这也是眼光狭窄造成的。

　　看得深是能看到内在的、无形的事物，能透过有形事物看到无形事物，透过外在事物看到内在事物。看到现象，想到本质；看到形式，想到内容；看到结果，想到原因。福尔摩斯看问题就看得很深，从蛛丝马迹可以看清事物的全貌，从现在的事物可以看到过去的事物。虽然是作家虚构的人物和故事，但生活中有原型，有实例。

　　看得远是能看到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能够从当前事件预知未来事件。看得越远，大脑对客观事物的模拟过程就越长，环环相扣，不断延伸，直到远方。美国总统林肯童年时很贫穷，别人丢给他两枚硬币，他总是只捡面值最小的一枚，别人以为他傻，一时传为奇闻，不断有人前来求证，硬币得以源源不断收入囊中。香港首富李嘉诚也看得远，早年做生意时，别人向他要货，市场单价13元，他只肯收12元，把1元的差价让给对方赚，使对方感激不已，往后做生意，就只认他李嘉诚了。

　　投资失败绝大多数都是眼光短浅造成的。1992—1993年国内房地产热，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投资房地产，不管原来是干什么的，只要有钱就想方设法买地盖楼，然后想方设法卖出去。不久房价、地价就跳水了，出现了许多烂尾楼，许多企业因此破产倒闭。全世界都做的生意，最好不要去做，因为产品已经过剩或即将过剩，除非你有过人之处。某种商品最贵之时，某个行业最火之时，就是见顶崩盘之日，股市如此，其它行业也如此。

　　当时房地产热的焦点是北海，全国30个省市3000家企业来淘金，投入资金高达100多亿，政府出让土地67平方公里（老城区只有17平方公里），其中建筑工程项目投资43亿元，施工面积近400万平方米，在建工程超过20层的建筑达45幢，14条50米宽的城市主干道同时开工，北海似乎即将成为第二个深圳。然而，一年后房地产价格就跌到谷底，有价无市。道理很简单，北海是一座只有十几万人的小城，当地居民还比较穷，无法承接这么多房子，全国来的十万人大多是房地产投机商、开发商及其工作人员、建筑工人，还有一些打他们主意的小生意人，除此之外无人来这里定居。

　　北海的地皮是怎么炒的呢？与我一起下乡插队的一位同学，当时任北海市长秘书，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商人两手空空来到北海，注册了一个房地产公司，然后就向市政府打报告要地，但要地的人实在太多，排队等候不知要到猴年马月，于是找我同学帮忙，同学就把他的报告送到了市长的案上，市长公事公办批了200亩地，拿到红线图之后，转手就卖出去了。有一天这位商人约我同学出来，打开汽车尾箱指着一个麻袋说：“这是我对你承诺的400万元。”于是两人就一起把麻袋抬到我同学家中。坐定之后，同学觉得这钱不该拿，坚决不肯收了，于是两人又把麻袋抬下楼。事后证明，我同学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后来这个商人被抓了，一起被抓的还有收了他贿赂的一些官员。在这宗生意中，他是空手套白狼，净赚8000万。

　　他是第一手卖出地皮，每亩仅卖40万，有些地皮经几手之后，最高炒到了200万一亩，若没有这些人炒作，北海的房价也许不到一千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平方米，这就不同了，这对外资企业、外地企业和外来人口就有吸引力了，要买也买得起了，北海就有可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发展成为类似于桂林这样的城市。北海地理位置优越，包括钦州、防城在内的大北海地区，是沿海港口城市，是大西南的出海口和登陆口岸，适合发展出口型的加工工业，大西南的商家可以把这里作为出口加工基地，国内外的商家若以东盟国家和西南地区作为目标市场，这一带是最佳的投资地区。这个地区拥抱海洋，山多湖多，山青水秀，也适合发展旅游业。这是一段没有充分开发的海岸线，也许有朝一日这一地带会成为广西的青岛。

　　广西沿海应该有一个发达的重量级城市，作为中国与东盟通商的重要口岸，这样才能辐射内陆，带动内陆。华南沿海有了广州，就辐射带动了珠三角和华南地区；华东沿海有了上海，就辐射带动了长三角和华东地区。广西沿海没有一个发达的城市，只能算是内陆省份，难以借助外力发展起来。目前的缺陷是北海、钦州、防城三个港口分庭抗礼，谁都发展不起来，而且只是大西南的进出港口或通道，赚不了大钱，若是建立大型的出口批发市场，并云集一批进出口商，把这一带作为进出口贸易的纽带，才能积累巨大的财富。

　　话说回来，没有制止地皮炒作，是北海发展失败的一个原因，这是当地政府目光短浅造成的失误。当然，根本原因还是北海市场容量太小。房子不是车子，买了带不走，当年北海以边贸为名进来不少汽车，全国都来这里买车，因为这里的车便宜，买了能带走。另外，靠房地产带动一个城市的发展是次序错误，外来人口都先是乐业后安居的，不可能先来这里买了房子再去找工作，北海工作机会不多，容纳不了那么多外地人。

　　也许有人归咎于中央政府的行政干预，实际上北海房地产的崩盘是迟早的事，中央的干预只是使崩盘提前到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在一个充分市场化的行业，政府是不应用行政命令干预市场的，不过土地远没有市场化，不是拍出来的，而是批出来的，当时只有北海是随便批地，于是全国的有钱人就来抢了。

　　北海与深圳不同，深圳之所以能在十年间由一座边垂小镇，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是因为深圳紧邻香港，实际上是香港的郊区。香港地皮贵如金，香港资本急于向外寻求生存空间，向广东提出了要求，广东向中央提出了要求，邓小平大笔一挥，于是深圳就成为了特区，港资潮水般涌了进来。港商带资金进来开工厂，工厂建起来之后需要大批工人和管理人员，于是全国人民来到深圳安居乐业。人多、物多、钱多之后，相应的第三产业就被带动起来了，一个城市也就成型了——确切说香港的一个新区建立起来了。当然，现在“新区”的人口已经比“老区”的人口多了。

　　早期的深圳主要是港商投资建立起来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国内各地企业和商人也有投资，当地政府的投资主要是土地，另外就是市政建设，最初用于市政的投资也就40亿，以后才逐年累加。中后期的深圳是依靠自身力量、依托国内外市场发展起来的，产品畅销国内外，深圳就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自身了。在深圳的发展过程中，港商的功劳很大，这是不应埋没的。

　　在人口稀疏的地方投资是要冒巨大风险的。要么这里即将成为外来人口聚居的地区，形成一个足够大的消费市场；要么这里具有足够的魅力，能吸引周边和远方的人前来消费。两条都不沾边，投资就要慎重了，投进去可能就收不回了。即使不以当地人口作为消费目标，把商品运出去路途也遥远啊。九十年代中期，一些港商由于害怕回归大陆，纷纷向海外转移资本，投资最多的地方也许是加拿大，现在无声无息了，许多投资失败了。加拿大是人口稀疏地区，这个面积比中国还大的国家，人口只有2700万，相当于上海市人口（含郊县），水就那么浅，市场就那么大，要赚钱不容易啊。即使投资到多伦多这样的经济中心城市，也只能从别人碗里分一杯羹，毕竟全国人口不多，城市人口没有呈爆炸式增长，市场也没有呈爆炸式增长，要做大不容易。

　　投资中国的城市，其中一个好处是：城市人口爆炸式增长，居民收入爆炸式增长，消费市场也爆炸式增长。因此，无论是人口稠密的地区，还是人口稀疏的地区，城市化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其中一个意义是做大消费市场。

　　中国足球输球，一般是输在技术、战术或心态，不过也有输在眼光短浅的。2005年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中国青年队显示出世界强队的风范，在小组赛中连克世界亚军土耳其，世界季军乌克兰，具有问鼎世界冠军的实力，给全国带来了期望，足球官员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表示要拿下第三场，全国人民也期待着这场胜利，这就坏事了，球队已经输不起了。

　　其实第三场中国队需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失败或平局，中国队出线已成定局，没必要再去作无谓的搏杀。球队为了讨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欢心，派出了最强阵容，一开场抢拼就十分积极，似是打决赛，拼尽全力以4 : 1的大比分拿下了弱旅巴拿马，三战全胜以小组头名出线。但球队的状态达到了巅峰，体力、精力、心力都消耗得差不多了。球队获得了疲劳，获得了伤痛，获得了红牌，关键球员要停赛一场，并过早暴露了实力，成为别人研究的对象。

　　出线后遇到另一个小组以第三名勉强出线的德国队，好像换了一支球队，积极的抢拼不见了。德国人进攻很容易突破，突破后前面经常就是洞开的大门，因为后卫已经跑不动了，跟不上人高腿长的德国人，这样输球就是必然的了，若不是德国人临门一脚欠佳，必然多吞几蛋。

　　在世界大赛中，往往是磕磕碰碰的球队走得最远，就是这个道理。输一两场无关紧要的球，可以保持清醒，保存实力，隐蔽自己。这次大赛，真正的强队是小组第二名，六个小组的第一名都走得不远，走得最远的巴西，也止步于四强。而进入决赛的阿根廷，小组赛二胜一负积6分，以第二名出线；另一个进入决赛的尼日利亚，小组赛一胜一平一负积4分，也是以第二名出线。看到尼日利亚在小组赛中的表现，让人有今非昔比、江河日下的感觉，可是这却是假象。半决赛以3 : 0大胜摩洛哥队，世人才真正看到尼日利亚的实力。打决赛时压着阿根廷来打，场面上占尽优势，还攻破了阿根廷的大门，若不是被判两个点球，阿根廷连一个球都打不进。阿根廷获得冠军，让人觉得这是一种人为的安排。

　　中日之间经常因历史问题闹别扭，处理这个问题是需要有点眼光的。日本侵略中国，杀人无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这种深仇大恨是不能忘记的。但日本鬼子已经被时间消灭得差不多了，再过十年八年就会全军覆灭，现在的日本人是他们的子孙，他们没有侵略中国，我们没有理由恨他们。相反，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些人向中国低息贷款、投资和输出技术，为中国的富强做出了贡献。中国的彩电、冰箱、洗衣机、摩托车、汽车等工业，许多是依靠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发展起来的，技术最先进、实力最雄厚的宝钢，也是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搞起来的，今后还要依靠他们的资金和技术。日本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既是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也有为前辈赎罪之意，提供低息贷款就是一种经济援助。因此，中国需要从自身的未来利益来考虑这个问题。

　　即使没有经济利益，也不应让世仇影响两国人民的关系。在中国人之间，父辈、祖辈、祖先有仇的也很多，每个朝代、历次战争都有世仇遗留下来，国共之间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之仇，文革之中相互批斗、相互厮杀之仇，都近在眼前、历历在目，但没人去追溯这些世仇，夫妻、恋人、朋友、同事、同学、战友之间，从来不问先人之事。如果要追溯先辈之仇，麻烦就大了，几乎每个人的祖先都曾结过仇。因此，看开点还是有必要的，起码活得没那么累。人与人之间交往，不宜感情用事；国与国之间交往，也不宜感情用事。根据双方的共同利益，理智处理双方的关系，才是正确的。让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遗愿，他们是伟人，站得高看得远，作为后人和凡人，我们应当按照他们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

　　至于日本人去拜鬼，这是难以阻止的，那些魔鬼是他们的祖父和父亲，无论做了多少坏事也是他们的前辈，当首相的不去拜一下，就没人支持了。靖国神社供奉着246万战死军人的亡灵，包括二战甲乙丙级战犯两千多名，小泉当首相后年年去拜鬼，不意味着他要继承日本军国主义的衣钵，他的解释是“为了吸取教训，防止战争。”这当然是一种借口，不过他曾明确表态：日本在二战中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这种态度和言论在日本是出格的，即使左翼也不这么说。他还说：他是主张日中友好的。即使因为拜鬼与中国闹翻，他还是强烈希望与中国高层会见和对话，以便当面解释他的所作所为，缓和日中关系。

　　小泉拜鬼主要是一种政治姿态，目的是为了争取右翼势力的支持，他上台前极少去拜鬼，竞选时为了争取右翼的支持，许诺当选后去拜鬼，上台后用行动兑现诺言，这说明他是在演戏，既然如此，我们就无须太较真，拜一下鬼刺激不了右翼势力增长，日本在二战中吃了那么多亏，在战后的和平中得了那么多利，右翼势力闹不起来。相反，中日关系恶化后，日本有了新的敌人，右翼势力反而膨胀了。拜鬼也迎合了日本民众的感情，但与中国、韩国闹僵后，日本民众觉得因小失大，没有必要，多数人反而不支持拜鬼了。现在的日本人是经济动物，讲究的是实际，看重的是利益。

　　小泉的性格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直来直去，想说就说，想做就做，言行古怪，个性刚强，不顾压力年年拜鬼，只有他才做得出来。这样的人，你越打压，他就越强硬，为的是争一口气，甚至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作为一个国家的首相，去自己国家的一个地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别的国家却说三道四，极力反对，这让他无法接受。他去拜鬼时装出的无所畏惧，大义凛然的样子，明显感觉得出他受到了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是中国给他施加的。这实实在在表明中国强大了，中国跺一下脚，日本就闹地震。大人大量，大中国没必要跟小日本一般见识。拜鬼毕竟不是拜人，鬼与人还是有区别的，不管怎么拜，鬼既不能还魂，也不能转世，更不能来吃中国人，阴阳相隔，两个世界，如果中国人怕鬼，那就显得太胆小了。

　　至于教科书歪曲历史、美化历史、虚化历史，使后人无法从历史中获得教训，将来吃亏的只能是他们的后代。中国站起来之后已经不怕任何人，如果他们的后代欲与中国过几招，碰得头破血流的只能是他们自己。

　　从日本方面来说，不仅需要反省，而且需要感恩，当年日本是无条件投降，如果中国要报仇，可以把在中国境内的一百二十八万投降日军全部杀掉，但中国人没有这么做，体现出了宽容，只是惩罚了几个战犯。若没有中国的宽容，日本就不会有今天，许多经过战争洗礼的日本官兵，弃剑从商，成为日本复兴的骨干力量。现在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国，日本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很多，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商品很少，中日关系对日本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日本若像德国那样承认错误，吸取教训，就可以得到亚洲国家的原谅，就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仇恨是可以引发战争的。当年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爱国者刺死，奥匈帝国即发兵攻打塞尔维亚，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这么爆发了。法西斯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复仇，第一次世界大战被打败后，德国受到了羞辱，受到了压制，整个日尔曼民族都充斥着复仇的情绪，因而把战争狂人希特勒推上台，狂热地支持他扩军备战、对外扩张，战争准备好了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打败英法联军后，希特勒选择贡比臬森林中的一个列车车厢接受法国的投降，这个地点和车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向法国及盟国投降的地方，极大地满足了希特勒和德国的复仇心态。

　　国家之间防止战争的方法，最好就是交朋友，有了感情之后，彼此就不提防对方了，也不大力发展武装了。相反，若伤了感情，互不信任，成为对手，军备竞赛就开始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打起来了。印度与巴基斯坦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还拥有核武器，就是因为彼此为敌。小小的朝鲜之所以拥有百万大军，也是因为韩国、美国是天敌。中日伤了感情之后，日本就向美国靠拢，似有联美抗中的意图，若是中日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就有可能是中日联手抗美。中日都是亚洲国家，具有许多共同的利益，中日都比美国弱，都受到美国的欺负，有足够的理由联手抗美。若说世仇，日美之间的世仇不亚于日中之间的世仇，至少日本人恨美国人胜于恨中国人，二战中打败日本的主要是美国，还在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杀死杀伤了几十万日本平民。

　　这个世界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被尊为“老大哥”的苏联，后来也成为我们的敌人，在珍宝岛还打过一仗；被称为“同志加兄弟”的越南，也与我们翻了脸，在边境还打过一场大仗；“用鲜血凝成友谊”的朝鲜，也与我们渐行渐远，居然不听劝阻试爆核武器，在中国的身边存在核武器，这对中国是最大威胁，中国媒体在头版头条发新闻：中国坚决反对。也许，这意味着朝鲜开始成为中国的敌人。相反，在朝鲜战场与我们厮杀的南韩，却与我们打得火热，韩剧、韩星、韩货、韩流风靡中国。同样道理，日本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也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一切取决于双方的态度和言行。

　　日本追求成为正常国家，希望拥有正规的军队——起码是有名有实的强大军队，并希望在国际社会中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这是外国难以阻止的，阻止得了一时，阻止不了长久，总的趋势难以改变。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今天，美国千方百计阻止中国崛起，不仅完全是徒劳的，反而刺激中国奋发图强，美国也因此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因此，对日本在外交上、军事上的崛起，应抱平和的心态，区别对待。对其外交崛起不理睬，不支持，不帮助，不干预，不反对，顺其自然，悉听尊便；对其军事崛起，可以反对，可以敲打，可以“围剿”，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国，有理由这么做，但不宜抱太多的期望。其实，日本自卫队一直都在发展壮大，军事力量已经相当强大了，只是没有军队的名称而已。虽然我们不希望看到日本在军事上崛起，但我们又阻止不了人家，何必自讨烦恼呢？

　　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要比日本强大得多，不必把日本看得太重。中国只需做一件事，坚决阻止日本拥有核武器，也许这是可以做到的，全世界都反对日本拥有核武器，美国也不例外。若日本不顾全世界的反对发展核武器，说不定美国也要打它，若美国姑息纵容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迟早要吃亏的。

　　下象棋为什么旁观者看得宽？因为他看得近，无需深入推演某一步棋的演化；为什么当局者看得窄？因为他看得远，必须深入推演某一步棋的演化。这是眼光不同造成的差异。常人看到两三步，高手看到五六步，大师看到十多步，这就是眼光的长短不同。不过，有的人虽看得很远，却看漏了某一步棋，到了这一步，棋局就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了，这就是看得准不准的问题了。

　　看得准是看静态事物时，要能准确看出与其相联系的内在事物、隐形事物、无形事物；看动态事物时，要能准确看出事物运动轨迹中出现的各种事物，尤其是终端事物，这才叫看得准。

　　看得见是要能看到客观世界中存在的事物。视而不见是形容人的视力不好或注意力不集中，在思维上也存在视而不见。在三国中，刘备人品高尚，文有诸葛亮，武有五虎将，看起来是天下无敌，理应得到天下，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是刘备和诸葛亮看不到民心所向，当时汉朝已腐朽没落，早已被民心所抛弃，可是刘备却以“匡扶汉室”的旗号兴兵，并以皇叔自居，以示正统，这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了，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孙权本来最有希望获得人民的支持，可是偏安一隅，不想反汉，只想偷安，赤壁大战消灭了曹操八十万大军之后，本应乘胜追击，一举推翻汉朝，但他没这么做，让曹操得以重整旗鼓，这就注定了孙权失败的命运。

　　曹操虽是汉朝的重臣，但反汉最坚决，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兵强马壮，虽然军事上打了许多败仗，但他的军队似乎是打不完的，打光了不久又有了，因而最终还是他的人马得到天下——他死后司马懿取代他的后人掌了权，但这支队伍毕竟还是他的人马。实际上，自从曹操执掌大权之后，汉朝就名存实亡了，汉朝一分为三，瓦解为三个小国家，史称三国。

　　曹操人品不好，也许是小说的夸大或作者的偏见。曹操的战马受惊践踏农田，他割发权当首，说明他还是维护人民利益的。他把英勇战死的部将典韦的后人接到帐下抚养，说明他对烈属是照顾周到的。他礼遇关羽，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关羽过五关斩六将，他也没怎么往心里去，说明他爱惜人才——正是这点后来救了他一命。《三国演义》认为他人品不好，主要是因为他不是忠臣而是“奸臣”。而老百姓对“忠”与“奸”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并不特别看重这些东西，即使曹操人品不好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需要看到汉朝的灭亡。

　　相反，刘备、诸葛亮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败在了人品上。“借”了东吴的荆州之后，就死活不肯还了，影响了两国关系，并最终成了两国之间的战争导火索。东吴用尽了计谋也无法索回荆州，只好发兵攻打，不但打了下来，还擒获并处死了关羽。刘备为了复仇发兵攻吴，打了一场不该打的战争，结果是火烧连营七百里，主力被歼，从此一蹶不振，江河日下，最终走向灭亡。表面看，刘备为了兑现桃园结义时“不求同生，只求同死”的承诺，发兵为关羽报仇，是十分仗义的，可是却要让成千上万的将士为此送死，这就十分不仗义了，这些将士也是自己的兄弟，在他们当中肯定有不同想法，上下不同心打败仗就是必然的了。人品也会影响战争，看不到这点也是一种思维盲区。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因人品不好丢掉威望、支持、权力、国家或性命的事例太多了。如三国的吕布，苏联的贝利亚，德国的希特勒，日本的东条英机，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菲律宾的马科斯，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伊拉克的萨达姆，中国的蒋介石等等。

　　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后总结失败教训，一条是不关心农民疾苦。一条是特务作恶太多。这两条都是蒋介石的人品缺陷导致的必然结果。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农民，这是自私；特务横行，毒刑用尽，杀人众多，这是残暴，直接导致蒋介石政权丧失人心。一个谋杀人民的政府，是不可能得到人民支持的。杀了李公朴、闻一多和西南联大的四个学生，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支持你了，全国人民就不支持你了，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北伐战争胜利后回马一枪，大肆捕杀共产党，结果是杀出了一个最坚定的反对党，这个反对党最终埋葬了蒋家王朝。还好，到台湾后蒋介石向共产党学习，也搞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国民党特务也收敛了许多，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杀人不多了。

　　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对犹太人进行灭绝性的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刽子手，使自己成了全世界的敌人，连部下也要暗杀他。东条英机发动侵略战争，纵容日军对平民烧杀抢掠，在南京杀害了三十万平民和俘虏，在东北拿中国人做细菌武器试验，这些兽行为自己带来了绞刑。以上种种，都是思维盲区带来的后果，如果当事人在事前看得见不良后果，行事就不会肆无忌惮了。

    ⑤思路。

　　去北京的道路有多少条？无数条。思路也如此，为了达成某一目的，有无数的思路可供选择，只认准一条路，要走很远的弯路。从香港到深圳，可以往北走，也可以往南走，往南走要远很多。陈景润用半生的时间求证哥德巴赫猜想，也只证明到1 + 2，这不是他知识不够，也不是他智力不够，更不是他努力不够，而是现有的公式、定理有欠缺，现有的不能推出，能推出的未被发现。

　　不过换个思路来证明，也许几天就够了。用计算机随意给出一万组、十万组或百万组符合条件的数，若结果与哥德巴赫猜想相符，就可视为得到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就可改为哥德巴赫定理，未有实例推翻之前，都可认定是真理。科学没有绝对，数学也不例外。哥德巴赫猜想比进化论、相对论和万有引力定律更接近真理，而世人却更愿意把后面几项视为真理。当然，在这里不是陈景润的思路有问题，而是人类的思路有问题，人类认为数学的证明必须绝对。

　　人在思维过程中，若某条路走不通，不妨换一条路来走，可以在第一步开始，就走一条新路，也可以在半路上，走一条新的岔路。比如，写文章，若写得不好，可以推翻重来，也可从某一段开始，换一条新的思路接着写下去。

　　在九十年代，中国移动垄断了移动电话市场，为了引入竞争机制，成立了中国联通，这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但还是阻止不了中国移动实现暴利。也可以换个思路解决问题：有中国移动就够了，没必要成立中国联通，这是把一个企业能做到的事交给两个企业去做，是重复投资，是重叠劳动，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若担心形成垄断价格，把中国移动定性为社会福利企业就可以了，不准赚钱，不准盈利，需要更新设备打入成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每人交一块钱就是四亿元，买什么设备都可以了。若担心企业不思进取，百万年薪招老总，跟不上国际潮流就换帅。事情不就这么简单么？

　　难道让全国人民免费或低价用手机？也许有人会笑弯了腰，不过我把道理讲清之后，就笑不起来了。企业是股东的赚钱工具，主要功能是为股东带来利润。国有企业的股东是全国人民，为全国人民赚钱天经地义，若不能向全国人民分红，就不应追求任何利润，全民企业服务全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是正道，利润太多只会养肥企业、养肥职工、养肥巨贪，完全没有必要。因此，服务民众的国有企业只能收回成本，并定期向全国民众公布财务报表。

　　国有企业不是注定要垮台的，之所以会垮台，是因为没有向股东分红，即没有向全国人民分红（含变相分红），使国有企业成为无主企业，失去了必不可少的监督，国有资产发展壮大之后，或者市道不好烂在企业，或者内部有鬼装进私囊，或者庸人当道散尽家财。若是向全国人民分红，或者办成社会福利性企业，要么不赢利，要么赢利后投入教育、医疗领域，在这些领域实行免费服务，这样国有企业就会有强大的生命力。有全国人民监督，有全国人民支持，甚至拥有一个被特许垄断的市场，这样的企业是难以垮台的。

　　这里谈论的是一种理想，也就是共产主义理想。党的理论家说，共产主义是理想，是目标，是过程，因而共产主义理想是实现不了的。其实，共产主义是实际，实实在在摆在面前，只是理论家看不到罢了。在革命年代，共产主义是减租减息、分田分地、分谷分米；在当今时代，对全社会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吃饭（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免费行路（公路、马路不收买路钱），就是在这些领域实现了共产主义。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水、电、煤气、暖气、上网、有线电视、电话和手机通话都完全免费、定额免费或只收成本，这就是更高级的共产主义。这些公用事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没有任何理由从老百姓身上赚取利润。若真如此，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可以得到大幅提高。对于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人，可以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对于绝大多数工薪家庭，生活水平可以提高一倍左右。现在的工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将来的工资就是真金白银了，可以随意挥洒。

　　在上述领域实现共产主义之后，会不会养懒中国人？当然不会。坐享其成的只是低水平的生存，活着而已，人们希望得到的是高水平的生活，绝大多数人都希望通过就业提高生活水平。中国富余的劳动力达几千万之多，全部就业是不可能的，政府解决不了，社会也解决不了，因此就需要养一些找不到工作或丧失工作能力的人，不然他们和家属就会被饿死冻死，面临这种窘境，一部分人就会铤而走险，去偷去抢去杀，这正是这些年来犯罪率升高的原因所在。一个社会应首先解决生存问题，然后解决发展问题，这是一个简单的次序问题。农村和城市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应该首先得到解决。解决生存问题与解决发展问题并不矛盾，解决生存问题的过程，也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反，若为了发展而发展，就是脱离实际，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好比一个家庭，还填不饱肚子，就拿生活费去投资赚钱，实现百万富翁的梦想，这就很不实际了。

　　过去认为共产主义错了，现在看来共产主义没有完全错。资本、企业和市场应该实现资本主义，企业包括私有和公有，公有企业就是股份制企业，国有企业也属于股份制企业，只是股东人数多一些罢了；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应该实现共产主义，办国有企业的根本目的是增加社会福利、强化社会保障，税收的一个重要用途是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把富人口袋中的钱收点过来装到穷人口袋中，这是对穷人的最大关怀，也是对富人的最大保护，不然穷人起来闹革命富人就会掉脑袋。有本事的人可以去赚大钱、做富豪，没本事的人也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共产主义实际到掷地有声，当当作响，才有号召力和生命力，否则共产主义就会被民众抛弃，就会名存实亡。

　　⑥逻辑。

　　在大脑中推演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凭借什么？凭借逻辑。事物是按逻辑的方式联系的，事物也是按逻辑的方式发展的。认清了逻辑，就把握了事物联系和发展的脉络。为此，大脑必须在认知事物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历练，对客观世界中存在的各种逻辑有充分的认识、充分的储存，遇到了相同或相近的事物，能立即用库存的逻辑把事物联系起来。日军偷袭珍珠港，把战火烧到太平洋，烧到美国，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都感到震惊和悲痛，唯独英国首相丘吉尔高兴得哭了起来，因为他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按他的逻辑：日本的偷袭必然导致美国的参战，美国的参战必然导致法西斯轴心国的灭亡。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⑦工具。

　　思维要靠大脑，大脑就是工具。不过光有大脑还不够，还要有一些辅助的工具，不妨称这些辅助工具为拐杖。思维好比走路，借助拐杖，才能走得更好。思维之所以要有拐杖，一方面是思维需要刺激。在思维时不断刺激，才能闪现思想的火花。另一方面是记忆容量有限。确切说是记忆能力有限，记忆细胞的容量几乎是无限的，只是记忆能力有限罢了。在模拟过程中，模拟到后面往往就把前面的忘了，使思维不能走得更远，这么容易忘，是因为思维电流是一种微弱的电流，不同于感觉电流是一种强大的电流，因而只能在大脑中淡淡留痕，如果不借助拐杖的帮助，超级象棋大师也只能看到十多步；如果借助拐杖的帮助，棋局就可以不受限制地推演下去了。

　　A.借助笔墨。用笔墨把模拟过程一步一步记录下来，就能几乎不受限制地走下去。对于数学，就是把演算过程记录下来。对于作画，就是借助油墨把灵感表现出来。而应用最广、作用最大的思维拐杖是写作。写作不仅可以记录思维，还可以帮助思维，写作过程就是思维过程，在写作中能不断激发灵感、迸出火花，把思维引入一个十分遥远、无人涉足的神奇世界，当你蓦然回首，自己都会惊讶居然走了那么远。一篇论文写完了，一项研究也就做完了。

　　纸和笔，是最简单实用的科研工具，许多伟大的思想，都是在笔下产生的。毛泽东有思想，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爱写作，没有写作，就没有毛泽东思想。在老一辈革命家中，没有什么人能留下这么丰富的文字，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能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他本人的思想，也包含有他战友的思想，他把战友的一些思想归纳整理后，用文字表达出来。毫无疑问，毛泽东的许多重要思想，来自写作，平时的思想，大多是零星的灵感，只有通过写作才能形成系统的、完整的思想体系。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可以和《孙子兵法》媲美的军事思想体系。不过散落于各种文章之中，尚无人归纳整理成一本有条理的军事专著。

　　当然，写作的过程不是凭空捏造的过程，期间有观察、有阅读、有搜集、有调查、有实验。现在许多人用计算机代替笔墨，直接在计算机上写作，形式变了，本质没变，键盘是笔，荧屏是纸。写作对思维的帮助，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然而，理应成为课程重中之重的语文，在大学却遭到学生的冷落。不要抱怨学生的冷漠，不要怀疑学生的直觉，被人冷落的餐馆不是好餐馆，照本宣科的大学语文不是学生和社会所需要的。

　　大学语文应改为大学作文，着重让学生写，包括公文写作、新闻写作和论文写作，通过写才能最大限度地带动学生思考。与其在毕业时让学生写一篇论文，不如让学生在四年中写一百篇有份量的文章，一步登天是欲速不达，一步一个脚印才能走得更远。美国有的中学上语文课，让学生自由选题，自行上图书馆查资料，独立完成一篇论文，让国人觉得不可思议。了解写作对思维的作用，就不难理解人家的教学水平多么的高超。

      B.借助阅读。阅读对思维的最大帮助是可以激发灵感，阅读是思维的交流，交流的过程会发生碰撞，碰撞之中会产生火花，这就是灵感。读书多的人，灵感也多。小灵感来了可以写成一篇文，大灵感来了可以写成一本书，文与书，记载的都是思维。

    C.借助讲话。交谈也是思维的交流，也可碰撞出火花，投缘的交谈，可以持续到天明。没有交谈，思维不可能在漫漫长夜中走得那么远。演讲则是思维的自我碰撞，讲到哪，想到哪，思维泉涌之际，可以滔滔不绝讲它半天，还意犹未尽。没有演讲，思维也不可能有这么长 。

　　D.借助观察。观察也能产生灵感，苹果落地让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已经成为经典故事。处处留心皆学问，注意观察身边的人和事，一定会有了不起的发现。达尔文研究生物的进化靠什么？靠观察，看得多了，灵感就有了。思维也可以借助别人的观察。法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借助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大量天文观察资料，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

　　E.借助搜集。想研究某个课题，自己的大脑却一片空白，带上水和馒头到图书馆泡一天，把有关的书籍都借来，随手翻翻，随便记记，灵感来了，观点有了，组织成了一篇论文，就是有血有肉、有理有据的好文章。

　　F.借助调查。到社会，到野外搞点调查，直接搜集第一手资料，当资料写满了笔记本，就会形成许多有价值的思维，巴不得变成语言，向世人诉说。调查报告就是这么出笼的，没有调查就没有思维，没有思维就没有报告。毛泽东思想是从调查报告开始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

　　G.借助实验。实验物理学家，思维的主要拐杖是实验设备，离开设备，就没有实验结果，没有实验结果，就没有思维。现在的实验设备，越来越庞大，越来越昂贵，粒子加速器就是庞然大物。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为了寻找反物质，把实验做上了航天飞机。在中国难以产生伟大的物理发现，不在于国人的头脑，而在于国家的设备，毕竟国家还很穷，撑不起太多的庞然大物。不过，一支试管，好好利用，也能产生伟大发现。另外，实验是广义的，人类和上帝都在不经意中做了许多实验，有心人只需观察这些实验结果，就可以得出科学结论，这是科学研究的一条捷径。

　　H.借助统计。统计是对数字的汇总，汇总之后进行分析，分析就是思维。没有统计数字，思维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数字的来源，或是源于搜集，或是源于调查，或是源于汇报，或是源于观察，或是源于实验。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由数字引伸出来的思维，也是最有说服力的。

　　如果思维没有上述拐杖，仅仅依靠大脑的冥思苦想，是不会有多少作为的，毕竟人的大脑功能还十分有限，借助一根杠杆，架起一个支点，才能撬起地球。

　　各种思维拐杖都是帮助制作思维的工具，而思维在大脑的制作要借助语言，语言是制作思维、表达思维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工具，图像语言、声音语言、文字语言是三种常用的语言，而图像语言是最原始的思维工具，文字语言是最新的思维工具，声音语言是不新不旧的思维工具。作家、科学家借助语言制作和表达思维时，往往只是“想话”，而不是“想图”，因为“图像”被隐形了、省略了，“话”与“图”已经全等，融为一体了，这是思维方式的一种进步。多数动物的思维工具，仍然是图像语言。

　　3.思维的来源

　　思维是高级的精神活动，是一连串连锁化学反应的产物，是由前端化学反应引燃的。从生命的结构中可以看出，思维前端的化学反应有感觉、记忆、感情和欲望，因此，感觉、记忆、感情和欲望丰富的人，思维也丰富，让小孩出远门游历一次，思维就会跃升一个台阶，成人也不例外。位于思维之后的行为，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思维，因为行为可以引发感觉、记忆、感情和欲望，旅行就是一个行为，生命六要素，是一个闭合的环。况且，行为还要依赖于思维的支配。直接引燃思维的，主要有两个因素：

　　思维源于压力。压力属于感觉，生活压力、工作压力、学习压力、竞争压力都可以引发思维，当一个人长期承受压力，而又不被压垮的话，一定会变得很聪明。不过，若压力太大，大脑反而会爆炸。企业喜欢招聘大学生，大学生的价值不在于知识，而在于聪明，承受十几年读书压力，不聪明也聪明了，当然，能考上大学的，智力相对也高些。不过，若是想招聘站在流水线旁重复简单动作的工人，还是招持有小学文凭的人好些。

　　思维源于兴趣。兴趣属于欲望，有些人天生对思维有兴趣，十岁左右的小小年纪，就独立思考身边的事物了，分析为什么，还能想出一二三四来，不管他想得对不对，这样的人将来一定是国家的栋梁。兴趣也是可以后天引导的，让小孩多看《十万个为什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等，久而久之，他就对身边的事物感兴趣，遇事问个为什么。这是启迪思维、引导思维的两部好书，是每个少年的必读书籍。

　　压力与兴趣是矛盾的，压力大兴趣就少，压力小兴趣就多，但一个人没有一点压力又是不行的，关键是给什么压力，给多少压力。入学考试可以给点压力，在校学习尽量不要给太多的考试压力，尤其是大学。应该让学生意识到，自己不真正拥有一定的知识、思想和能力，到了社会是寸步难行的。这样的潜在压力是比较适宜的。

　　4.思维的培养

　　思维能不能培养？当然可以。大脑是先天的，思维是后天的，通过思维，一是可以打通神经节点，使思维的通路更顺畅，下次遇到同类问题，就自行接通了。二是可以把电流导向正确的方向。在密如蛛网的神经中，电流向哪流，很大程度取决于神经接通情况，常态下的神经是断开的，一股电流过来，有的神经元接通，有的神经元关闭，电流就被送到了该去的地方，大脑皮层一百多亿个神经元，开关之间十分复杂，需要经验的积累，才能协调一致，准确无误。广州人形容神经不正常的人为“欺线”，意思为电路搭错线，不幸言中，真的是搭错线，电流被送到了不该去的地方。

　　思维之所以要训练，是因为细胞要训练。细胞做工作，也有一个由不熟悉到熟悉，由没经验到有经验的过程，就拿输送电流的一开一关来讲，这项工作看似简单，相当于铁路工人扳道岔，但由于电流来源复杂，去向复杂，比计算机内的电流复杂得多，要学会还真不容易。思维的培养，途径是无数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

　　①多些思考问题。

　　培养思维的途径是多思维。培养说话的途径是多说话，培养走路的途径是多走路，培养写作的途径是多写作，思维也是如此，多思维、勤思考是培养思维的根本途径。父母可以教儿女怎么思维，老师也可以教学生如何思维，这些都是次要的，主要的还是要引导他们多思维。

　　爱好思考，喜欢思考，主动思考，是天才人物的共同特点。面对同样事物，有的人动脑，有的人不动脑，这就是区别所在。用进废退是生物的基本规律，大脑也是用进废退的，用多了，就发达，就好用，就灵光，不用脑大脑就逐渐萎缩了。勤用脑与少用脑，大脑的重量是不同的。经常练举重的人，四肢、胸部、腹部的肌肉都很发达，同样道理，经常思考的人，大脑的“肌肉”也会很发达，因为大脑也是“肉”做的，或者说也是细胞做的。

　　天才是怎么来的？先天占10%，后天占90%。杰出的乒乓球运动员，水平比常人高出许多，不在于生下来就是打乒乓球的天才，而在于比常人有更多的训练。接受同样训练的运动员，有的拿冠军，有的拿不了冠军，区别则在那10%，冠军可能天生灵活一些，可能天生悟性好一些，可能天生心理素质好一些。但两者水平不会相差很远，也就差那么一点点，正是这一点点，就足以拿冠军了。

　　在大脑发育期间，多用脑，勤思考，大脑的发育就更好，可以获得永久的智慧，这是事半功倍。杰出的科学家之所以杰出，最主要的就是他们从小就多用脑，勤思考，这是与常人的主要区别，如果还有区别的话，也仅仅是大脑的结构有10%的区别，但多数情况不存在这种区别。杰出科学家刚出生时，大脑与其它婴儿没有多少区别，或许10%的科学家大脑与一般人有10%的区别。因此，作为家长、老师，要引导青少年多动脑，勤思考，青少年也要下意识多点思考问题。

　　在思考问题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不要受社会、领导、同事、亲友、书本、老师、同学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中的学生，缺乏的就是独立思考，上面说什么就是什么，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冲冲杀杀，把国家搞得一团糟。当时我读小学，不懂思考这些大事，但也喜欢分析身边的小事，主要是分析事物的因果。

　　我上高中之后，就很自然地思考一些社会问题了。有些思想还是很超前的，当时居然认为资本家也不坏，除了用于自己和亲属生活的一小部分财富之外，绝大部分财富用来办工厂，实际上还是等于贡献给社会了。我把这个想法向大我几个年级的一个要好同学讲出来，同学没赞成，也没反对，可能没想过这个问题。现在许多人都这么想了，但在当时这么想的人极少，当时的教育和宣传都说地主和资本家是万恶之源。这些想法若公开说出来，或我的同学揭发我，我就成为反革命了，甚至要坐牢的。

　　一个学生哥为什么会冒出这些有悖于社会思潮的想法，直到今天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也许是天生爱思考罢。不过，我当时是美化了资本家，现在的想法略有不同，资本家有好有坏，按市场价格支付劳动报酬，按国家规定确定工作时间，就是公平买卖，谁也没有剥削谁。资本家获得的利润不是剩余价值，而是资本回报或风险回报，若没有这种回报，资本家的唯一选择就是在生活上挥霍一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回报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另外，不搞假冒伪劣、不偷税漏税，才能算是好资本家。当然，若税赋过重难以营生，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存，迫不得已合法避税，也能理解。

　　钱是生活必需品，太多之后就变成数字了，数字是虚的，大点小点，增点减点，都是账面游戏。超出生活的那部分，无论是投资、存银行或一把火烧掉，都是奉献社会。钱与其它生活用品一样，没有不行，多了无益；钱又与其它生活用品不同，具有极强的流动性，放在哪里都会流动，即使挖个地窖藏起来，也会慢慢流失。在三十年前把一万元藏到现在，起码贬值90%。钱看不住，守不住，也藏不住。钱既是自己的，又是别人的。因此，自己和别人都不要把钱看得太重。当然，工人眼红资本家钱多，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工人手中的钱不够用。

　　到了七五年批邓的时候，我的内心更是批不下去了，平时谁也没注意邓小平讲了些什么，批判时把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翻出来一看，觉得句句是真理，邓小平的形象反而高大了。的确，邓小平的威望就是那个时候树立起来的，这要感谢“四人帮”帮了大忙，要么中国就不会有今天。当然，邓小平也不是完人，也有缺点错误，他的功过是非后人会加以评说。

　　②多些研究课题。

　　研究课题与思考问题，大同小异，略有区别，思考问题是指遇事多动脑，研究课题是指有针对性地研究课题，主动寻找一个实用性的课题，通过研究把它攻下来，这是更深入、更系统、更科学、更实际的思考，在思考过程中还包括观察、阅读、搜集、实验、统计等工作。论文的写作就是最常见的研究课题，中学生、大学生和工作人员，都可以通过写论文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有些研究是不必写论文的，只需把研究心得或要点记录下来。比如，想在股市中赚钱，就可以研究股市，寻找股市升跌沉浮的运动规律，如果真正钻进去了，研究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必然大有收获，不光是对行情的判断预测更准确，而且分析研究能力会有大幅提高。当然，股市很复杂，受到眼光、心态、操盘、资金、资讯、骗局等多种因素影响，还有一些不可预测的突发因素可以引发大升大跌，更重要的是中国股市熊长牛短，犯一个致命错误就难以翻身了。因此，研究几年也不意味着就能赚钱，但起码可以少亏钱。在这里不是鼓励人们去研究股市，只是想说明研究课题可以提高思维能力。

　　每一个学生、每一个职员，在学习或工作中都有无数个课题可供研究，有时取得一项研究成果，就会改变自己的一生命运，许多人就是这么成名、晋升或发达的，有一部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就是这么发达的，赵章光、史玉柱等都属这一类型，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是研究软件起家的，世界二富巴菲特是研究股市发达的。成功企业家都是研究经商之道成功的，包括市场、经营、管理、产品、技术、资本运营和企业文化。著名将军，都是靠研究战争赢得胜利的。至于著名科学家、发明家就不用说了，每个人都是依靠研究成果扬名世界的。

　　③多些经历风雨。

　　温室中长不出参天大树，只有经过日晒、风吹、雨打、霜冻、雪压，才能成长起来。在艰苦、复杂、残酷、激烈的环境中，大脑才能高速运转。诸葛亮、李世民、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列宁、华盛顿、林肯、罗斯福、丘吉尔等历史伟人，都是在艰苦、复杂、残酷、激烈的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如果他们生活在风和日丽的和平年代，那么他们只是默默无闻的公民或平平庸庸的领袖。

　　中国封建王朝出现许许多多是非不辨、能力低下的昏君，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是在温室中培养出来的皇帝。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没让他的儿子享清福，把毛岸英送到朝鲜战场，许多人不理解，其中原因，除了毛泽东为人表率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让毛岸英在战火中获得成长。

　　“九一八”事变，五六百日本兵就攻破了东北军战斗力最强、兵力逾万人的一个旅镇守的北大营，驻东北的一万日军在驻朝鲜的日军配合下，四个月内就攻占东北全境。而东北军是国内最强大的一支军队，在东北的军队达二十万之众，在关内还有十万之师，而且装备精良，不在日军之下，用的是从德国进口的武器，有装甲车和飞机，飞机就有262架之多。真是不可思议，最后归咎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然而人家打到了头上，作为军队不打也得打，否则就灭亡。没怎么抵抗就丢掉性命、丢掉武器、丢掉河山，主要原因还是骨头太软。

　　俗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打仗时不是所有的上级命令都得接受的，要视战场情况而定，况且当时的军队是私有财产，首先属于军阀，然后才属于国家，是不必完全听命于中央政府的。东北沦陷后日本军队就认定中国军队是豆腐做的，经几年准备后就开始全面进攻中国了。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在于张学良经历的风雨太少，三十出头指挥三十万大军，打仗不多，肩膀还嫩，遇事慌了手脚，不知如何处置。若是他那个土匪出身、身经百战的父亲张作霖还在，你看他打不打。肯定打，坚决打，而且能打赢。这正是日军暗杀他的原因。

　　幸亏张学良后来发动了西安事变，促成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算是将功补过，不然他就会成为历史罪人。这说明一个人多些经历风雨是很重要的，尤其挑大梁的人是应当多些经历风雨的。

　　面对敌人，你认为他强他就强，你认为他弱他就弱。面对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人认为苏军太强大了，没有抵抗就被占领了；面对苏军入侵，阿富汗民兵不信这个邪，顽强抵抗十年，结果打赢了。既然阿富汗也能打赢苏联，当年的大中国怎么打不赢小日本呢？即使没有苏联和美国的参与，中国也一定能打赢。

　　日本侵略中国是老鼠吞大象，吞了一半才觉得中国太大，此时已是骑虎难下。中日恢复邦交之后，有一个日本首相或前首相来中国访问，坐火车由北往南走，坐了一天一夜火车还在中国大地上奔驰，惊呼中国之大超出想象，这就叫开眼界。若是当年东条英机也有这样的旅行，恐怕就知道大象到底有多大了。

　　文化大革命中冲冲杀杀的红卫兵，造成了社会的动乱，但若从培养智力的角度看，对他们的思维是大有助益的。这些学生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干，走遍全国，打遍天下，似乎把人的全部潜能都发挥出来了，只是用错了方向。现在支撑国家的主要是这一代人，各行各业都如此，在地区以上的领导岗位基本都是这一代人。

　　当然，不一定轰轰烈烈才是风雨，微风细雨，也是风雨。多经历些事，多做些事，对智力也有帮助。一个青少年，独立或结伴出门远足，智力也会上升一个台阶。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儿童，让他自己洗洗小衣服，对他的智力也大有助益。在华南师范大学的食堂，我见到一个30多岁老师模样的人，带着几岁的女儿吃饭，一人一份，面对面，各吃各的，女儿的脑袋刚够露出桌面，手也刚好拿得稳汤匙，危乎乎吃完一餐饭，他父亲从头到尾没帮一把，只是不断鼓励她。对此我充满了敬意，我想这个小姑娘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智力超群的才女。

　　④多些人生阅历。

　　也就是多经历一些事情，这不仅与年龄有关，而且与环境有关，置身一个新的环境，置身一个动态环境，人生阅历就会增加。天天呆在家中，活一百岁人生的阅历也不会太多。俗语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中的行路就是指经历、见识、实践和经验，加起来就是阅历。如果自己处身的环境太单调、太平凡，不妨多出去走一走，这也是一种学习的方式。达尔文坐军舰环球旅行，有了伟大的发现，形成了不朽的思想。邓小平在七十年代就能提出白猫黑猫理论，与他早年留学法国有关，当时他看到了法国的富强。毛泽东以苏联为建设榜样，与他建国初期出访苏联有关，当时他看到了苏联的富强。

　　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了他一贯的思想。但具体怎么做，在他出访日本、美国之后，心中就有数了。1978年10月访日，看到了日本的富裕和中国的差距，两个月后中央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一个月后邓小平又出访美国，进一步理清了改革开放的思路，也坚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当然，他是先有了改革开放的思想，才主动到日本和美国考察的，不是看到人家富强才临时决定做点什么。

　　邓小平来到广东，有了南巡讲话；江泽民来到广东，有了三个代表的思想。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到了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后，有了更多的感触，更多的灵感，更多的思想。

　　⑤多些实践活动。

　　所谓实践活动就是全身性的活动，身体的各个器官都要参与，包括大脑、五官、心肺和四肢，这对思维的激发、形成和训练都有很大作用，当然也能强壮身体。打球、下棋、打牌、游戏、游泳、郊游、玩耍等，都属实践活动，对大脑的思维都有积极的作用。

　　但现在的学校不这么认为，认为是消磨和浪费时间，允许打球只是为了锻炼身体，只有做作业才是思维训练，所以学生的课余时间都给作业占满了。于是，学生就成了畸形人，某些方面很发达，某些方面很缺乏，高分低能应运而生，学习成绩很好，个人能力很差，因为能力是全身性的活动能力，即使思维也是多模式的全方位思维，包括创造性思维，这不是按部就班的作业能培养出来的。

　　一个从军校里培养出来的将军与一个从战争中培养出来的将军交锋，取得胜利的十有八九是后者，因为他有更多的战争实践。前者的思维是程式化的思维，按书中教条的要求一二三四走下去，一直走到全军覆没；后者的思维是创造性的思维，按战场的实际情况找对策，一一解决问题，就会迎来战争的胜利。读书是纸上谈兵，读得再好都是理论，读得太多就成了书呆子，所谓书呆子就是大脑只有理论教条，没有个人思维，回到实践就到处碰壁了。在读书期间有机会进行一些实践活动，是求之不得的好事，起码可以防止各种器官的功能退化，包括大脑思维功能的退化。

　　小时候，我们去钓鱼、打鸟、捉蟋蟀、斗蟋蟀、捉田鸡、做弹弓、做陀螺、打陀螺、打弹珠、做风筝、放风筝、挖地道、砌房子、爬树、摘果、掏鸟窝、织网捕鸟、上山割草、下河游泳、捉鱼摸蟹，甚至爬上十几米高的大榕树往江中跳水，洪水淹上街头把门板一卸就当船划了。还自编、自排、自演文艺节目，自己组织下乡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慰问贫下中农，当时只不过是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每班都有一个二三十人的宣传队，几乎每月都敲锣打鼓下乡演出三四次。在这些活动中，身体强壮了，思维成长了。

　　十六岁下乡插队时完全是个大人了，想大人的事，干大人的活，耕田、耙田、插秧、耘田、喷药、施肥、收割、打谷、放牛、挑粪、修水利、筑水坝、建水电站、架设跨山水泥电杆，什么活都干，而且是拼尽全力去干，专抢重活累活，人人都被农民评为一等劳动力，拿最高等级的工分，可以挑一百五十斤稻子走两公里山路，可以挑一百斤化肥翻越高山。做饭、挑水、打柴、劈柴、种菜、养猪、养鸡、洗衣等家务活，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

　　我还当过队里的农科员，在公社农科所受过专门培训，回来后队里专门给我划出五亩最好的水田，作为我的试验田，用于三系水稻的育种。当时就知道这种水稻可以大幅增产，不知来龙去脉，后来才知是袁隆平的科研成果。虽然我没参与科学研究，但我参与了科学实践，怎么种植，何时授粉，也有讲究，时间要掌握得恰到好处。若算不上小农业科学家，也算得上是小农业技术员了。

　　农民没有文化，我们就开办文化夜校，白天当农民，晚上做老师，点着油灯来上课，学生老老少少，热闹非凡。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农民，这种感觉真好，也算是当过乡村教师吧。

　　村里没有电灯，我们还搞了一个发电系统，让全村人用上了电灯。记得是用马达来发电，配上一组电容器就成发电机了——发电机太贵买不起，把手扶拖拉机上的柴油机拆下来就成了动力。我应该算是“电厂”的“工程师”，项目的发起和设计是我完成的，是技术总指导。不过，马达发电的原理我这个“工程师”是莫名其妙的，更不是我的发明创造，我是在外地一个小镇无意发现的，然后依样画葫芦抄回村里。

　　我们是知识青年，敢想敢干，不知天高地厚，农民对我们绝对信任，说做什么就照办了。有一个得力的同学与我并肩战斗，他成绩最差，多门不及格，高中都上不了（当时高中是义务教育，只有个别人上不了高中），属于调皮捣蛋、无心学习的那类学生，留级两年后初中毕业与我一起下乡，但动手能力比我强，脑子也好用，发电机组的安装、配电板的制作、两个自然村和一个知青点照明线路的架设，全是由他牵头包办，他应该算是施工队长，后来这些东西摆弄多了，他就成了大师傅，可以把柴油机开膛破肚，找出毛病，手到病除，其它农机具坏了修不好也找他修理。当时觉得很平常，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真了不起，毕竟都是十六七岁的毛头小伙子。

　　我们手里还有枪，是那种老式的七九步枪，训练期间天天放在家里，我们是民兵，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并有实弹射击。一百米胸靶卧姿有依托射击，三发子弹，我命中两个十环，一个七环，换算成军队的成绩算优秀了，况且还是那种老枪，但还受到公社武装部长的批评，说我最后一发不该打七环，是心理素质不好造成的，可见训练还是很严格的。现在想来也有道理，奥运会射击冠军，也往往是最后一发打不好。

　　下乡两年，工农兵都当全了，还当过乡村教师和农业技术员，还开拖拉机下地耕作和在公路上跑运输，到大水库劳动时还开过轮船，穿越在群山峻岭之间，往水里看还可以看到隐隐约约的高大树林，进入原始森林采藤时不见阳光，不辩方向，危机四伏，知道了什么叫大自然，人生也算丰富多彩。所以，那两年过得特别充实，特别漫长，烙印也特别深。相比之下，人生有许多两年，眨眨眼就稀里糊涂过去了，就像做了一场梦，没留下多少印象。

　　我们该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该上大学的时候没有高考，尤其像我这样，理科文科都名列前茅，总体成绩高人一头，没机会参加高考是有遗憾的。但下乡两年，也在另外一些方面有了收获，在意志上比现在的学生强，在能力上不比现在的学生差，在知识上比现在的学生差一些（也仅限于理论知识），总体上是半斤八两，各有短长。因此，我觉得下乡两年当农民是人生的一大幸事，收获良多，受用一生。如果说下乡两年耽误了学业，那么现在的学生也耽误学业，初三、高三都是用来做卷子，几乎天天都模拟考试，到了大四几乎全年都用来找工作，这不是耽误学业么？倒不如下乡两三年学的东西多。在兄弟姐妹几人中，下过乡的明显更能吃苦，更加能干，更会拼搏，看问题、想问题也更加贴近实际。同是一母所生，感觉大不一样。毛泽东思想很高深，有些思想凡人理解不了以为是错的，就当作垃圾抛弃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发现包含真理。毛泽东认为，人要在大风大浪中才能成长，青年时期他就经常穿着衣服在空地上淋大雨，抛妻弃儿、远走他乡参加革命战争，为此与杨开慧闹翻了脸，抗美援朝把儿子送到朝鲜战场接受战争洗礼，这些都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

　　现在的学生，没有这么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了，只有做不完的作业，考不完的考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知效果如何？最好评估一下。据说我们那一代是青黄不接的断层，现在这一代才是国家的栋梁，但愿如此。不过，我儿子十五岁了，叫他去菜市买一把生菜，他不知生菜为何物。无独有偶，我妹妹十五岁的女儿，在街上看到一头猪，惊讶得叫起来，问她妈妈这是什么动物，妈妈忍不住骂她蠢，她很委屈地说：“你什么时候告诉过我这是猪？”是啊，她从来没见过，更没人教过她，能怪她么？尽管她是市里最好中学的学习尖子，尽管她从小就自己搭车去图书馆看了无数的书，尽管她的历史考了全年级第一，但在某些方面还是蠢啊。真担心他们长大后能不能把自己撑起来，别说把国家撑起来了。

　　⑥多点承受压力。

　　承受考试压力、升学压力，会使人更加用功学习和思考。当然，压力要适度，压力太大，脑袋会爆炸。有句讽刺用人唯亲的顺口溜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这句话若从字面上理解，包含真理。把一个相对不行的人，放到领导岗位，经几年磨砺，他就变成相对行的人了。把一个人放在一个位置，无形中就形成了一种压力，位置越高，压力越大，受压力的推动，他不得不经常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大脑就越来越好用了。相反，一个素质不错的人，若没有机会挑大梁、担大任，时间长了人也平庸了。

　　⑦用批判的眼光看问题。

　　无论是理论问题，还是实际问题，都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审视，这样就可以激发灵感，发现错误，发现遗漏，发现空白，在此基础上深入追寻，就会找到真理。学教材、看书本、看报纸或做工作，都可以从中激发灵感，发现问题，抓住问题不放，深入研究探讨，搜集资料，提炼观点，写成论文，就完成了一项研究，这就是寻找和发现真理的过程。

　　灵感的激发，问题的发现，在于遇到的问题与自己的认知不符，过去的知识和经验，使自己对事物有了一个基本看法，这就是大脑中的认知，问题与认知不符就会碰撞出火花，这就是灵感的激发、问题的发现，深入寻找支持自己的理由就是科学的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可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可能证明自己是错误的，也可能在其他方面找到尚不为人类所知的真理，这是在旁骛中的意外收获，许多重大科学发现就是这么来的，包括核裂变可以释放巨大能量也是这么发现的。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许多论述显然偏离主题，但思想驰骋到了这里，也就信马由缰了，说不定无心插柳柳成荫。俗话说机会只赐予有准备的人，所谓有准备就是有较多的知识和经验，在大脑中对众多的事物都有相应的认知。

　　在实际工作中激发灵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是一种实用性的研究。对于工程技术人员而言，这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的原动力。当然，工程技术人员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为自己服务的，一般无需写成论文，只需对某项技术或某种产品进行改进，这就是新的技术产品了。

　　用批判的眼光看问题，是思想者的共同特长，具有这种特长的人应有意识地进行开发，这样可以出许多研究成果，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无论是做理论工作的人，还是做实际工作的人，都可以这么做。对于设计新产品的人，这种能力是最为重要的。具有这种能力的学生，不妨去读工科专业，专攻某类技术产品的设计；若对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有兴趣，也可以主攻某门科学，必然会大有成就。

　　当然，用批判的眼光看问题，不是批判一切，否定一切，而是否定错误，发现遗漏。对于正确的东西，应该抱着虚怀若谷的态度，肯定、接纳、应用、传承和发扬。对于拿不准的，不要轻易发表意见，若不得不发表意见，冠以可能、也许、大概、估计等，万一说错也不要紧了，别人不会揪住不放。

　　⑧享有思维自由。

　　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思维，人人都积极思考，社会才能进步，国家才能前进，人类才能发展，人类社会几百万年，就是靠思维带动发展起来的。思维是没有禁区的，无论思维什么，都是必要的、正常的，如果不允许别人思维，就是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的阻碍，就一定是有什么不见得人的东西害怕别人知道。真理不害怕阳光，错误才需要黑暗。

　　在文化大革命中，个人是没有多少自由思维空间的，个人只能跟着上面的思路走，越轨了，若用语言表达出来，就大祸临头了。甚至想都不能想，要“狠斗私字一闪念”。现在的自由思维空间宽大多了，为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思维空间不应有任何限制。

　　繁荣科学需要自由思维空间。除了自己争取思维自由之外，还要社会提供一个自由思维空间。作为社会来说，凡属科学创新、技术创新的思想，都要一路绿灯与世人见面，与世人头脑中的旧思想交锋，杀个天昏地暗，你死我活。不可层层设防，处处关卡，三堂五审，一旦审起来，十有八九被扼杀，怎么能指望一种新思想能通过一个个旧脑袋呢？当然，教材、科普是要审的，以免以讹传讹，误人子弟。

　　作为学校来说，要珍惜、爱护学生独特的思维模式，允许与老师不一致，允许与教材不一致。让学生站在自己的角度，用自己的思路去思考问题。有些习题、试题，是没必要搞什么标准答案的，标准答案只是按老师的思维模式做出的答案，个个学生都按老师的思维模式想问题，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只有一种思路，一个思想，这就是教育的悲哀了。一万个学生有一万个思路，一万种回答，方为最佳，这样才能形成不同的思维个性，这才是社会所需要的。

　　若想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就必须解放思想；若想解放思想，就必须解放媒体。媒体不解放，解放思想就是一句空话。媒体是表达思想的平台，没有一个自由表达思想的平台，思考的人就少了，思想成果也不为世人所知了，这样就会危害科学技术的繁荣。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高速发展，当然是因为政策好。实际上，政府主要是做了松绑的工作，在经济领域放松了管理，给予了更多的自由，这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假如开国之初宪法就赋予人民群众充分的自由，还用得着制定宽松的政策吗？所谓开放，不仅意味着向外国的资本、技术、商品和人员开放，还意味着在国内要放得开，放开民众的思想，放开民众的手脚，这是对改革开放精神的新解读。毕竟，发展经济，建设国家，不是光靠少数领导就能做得到的，要靠全体民众共同努力。

　　改革开放后广东经济高速发展，从中央到地方都总结不出像样的经验，无法向全国推广，直到现在依然是一个谜。其实，广东的根本经验就是放得开，在经济领域给予人民群众最充分的自由。广东的社会环境比任何省市都更加宽松，不能想的事在广东可以想，不能说的话在广东可以说，不能做的事在广东可以做。包括放开物价，放开市场，放开流通渠道，放开国有企业手脚（政府不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放开所有制限制，以及以土地换资金等等。

　　物价放开、市场放开之后，就直接刺激生产，刺激投资，刺激流通，经济就繁荣起来了。这些事情现在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却是思想解放的成果，在那时放开物价被视为搅乱市场，长途贩运被视为投机倒把，三资企业的建立被视为发展资本主义，以土地换资金被视为卖国。现在也有许多不敢想、不敢做的事，在将来也会被认为是平常事。甚至有些事现在做是犯法的，将来做则是提倡的，因为思想解放之后法律也跟着变。

　　同样道理，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方面，若给予更多的自由，创造更宽松的环境，就会迎来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⑨不给思想穿鞋戴帽。

　　思维内容不应有任何禁忌，思维方式更不应有任何禁忌。哲学喜欢给各种思想划分成分。有的划分为唯物主义，有的划分为唯心主义，没必要这样。科学可以争论，主义可以讨论，任何主义都是人的主张，人的主张不一定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用一个主张去衡量另一个主张不是科学的方法，若用一个学科的主张去衡量另一个学科的主张，更是大谬不然了。认为某个学科是统领全局的学科，那是自我拔高，自吹自擂。

　　其实，唯心主义并不存在，人类的一切思想都是唯物的，区别只是物质近些还是远些，物质多些还是少些，人类没感觉过的事物是无法想象得出来的，人类还没有这种特异功能，这是一大憾事，不然人类的想象力要丰富多彩得多。因此，人类不要自设思维框框，不要为思想划分成分。谁有思想，都不妨和盘端出，让有兴趣的人品尝思想大餐。毕竟，人类生产的思想还是太少。

　　⑩注重培养思维。

　　我国的教育体系，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是注重给学生灌输知识，填鸭教学旨在催肥，虽然在灌输知识的过程也培养了思维，但毕竟是本末倒置。学校应是学习知识和培养思维的地方，在思维过程中学到知识，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学会思维，学习知识是手段，培养思维是目的，两相比较，学习知识是次要的，培养思维是主要的。

　　知识的用处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走到社会，能用得上的知识也许只占5—10%，或许更多一些，绝大部分是用不上的。而每天都离不开的是思维，先别考虑工作，考虑一下怎么与上司和同事相处，就够折腾的了。工作中能套用的书中教条，也不多，主要的还是依赖自己的独立思考。即使学的是外语，思维也重于知识，把外语表达出来，还得靠思维，即使是翻译，怎么准确、优美、简洁、生动地表达出来，也颇费脑筋的，水平的高低也正体现于此。只要确立了培养思维的主导地位，学校的一切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比如，评卷不应注重答案，而应注重过程，评的应是学生的思路，思路独到、合理，就应打高分。

　　现在中国的学生都一窝蜂飞去美国留学，让美国人赚走了不少美元。本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并不比美国的差，就是给追求分数、背诵教条、灌输知识、注重考试、管束过多等做法给扭曲了，所以造成了差距。若宽松些，自由些，让学生的思想自由飞翔，中美的高等教育就不会有太大差异。

　　⑪鼓励学生自学。

　　自学是一种极佳的学习方法。自学的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可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研究能力。自己攻克的难题，印象深，记得牢，更重要的是在自学过程中独立自主的思考，历练了大脑，培养了能力，更容易成为栋梁之才。蒋介石毕业于保定军校和日本军校，到过苏联军校学军事，还当过黄埔军校的校长，可谓科班出身，毛泽东只是自学过《孙子兵法》，打起仗来蒋介石却不如毛泽东。军事天才诸葛亮，也堪称是自学成才的典范。

　　爱因斯坦有一个让老师反感的“怪毛病”：喜欢自学。自学几何学、自学微积分、自学不感兴趣的课程（懒得去听）、自学大师的科学著作。牛顿曾因贫穷辍学回家务农，期间利用一切时间自学，总是手不释卷，并因此被当神父的舅舅发现而送他上大学。爱迪生只上过三个月的小学，因“太笨”被迫回家，在母亲指导下自学了几年，其实母亲只是给他找些书籍，任由他自学，十二岁就上火车卖报了。华罗庚初中毕业后，也是通过刻苦自学考上清华的。

　　当选英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英国人”的二战领袖丘吉尔，上小学时被老师留下了“十分顽皮”评语，成绩平平，上中学时“贪玩，学习不认真”，从未上过大学，他的渊博知识是自学得来的，据说他掌握的词汇量高达几十万之多。

　　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大学停办了或被取缔了，后来毛泽东觉得似有不妥，才发话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学。”之所以有这样的言行，可能是他觉得大学没什么用，留苏回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正儿八经的大学毕业生，在文化知识上不如他；从军校毕业的学生，在军事知识上不如他，打起仗来也不如他。他的知识主要是自学得来的。至于理工科知识，毛泽东没学过多少数理化，觉得这些东西比较高深，不是自学能掌握的，所以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

　　许多伟人都有着传奇的自学经历，也许这是他们能够成为伟人的原因之一。通过自学，凡人也能够提高素质、自学成材，道理是相通的。在我们身边，许多电子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比不上那些无师自通的黑客，就是因为他们学电脑的方式不同，前者是老师教的，后者是自己学的。

　　在这方面，我也是过来人，既上过学，又自学过，两方面的体验都有，感觉自学对自己思维磨砺更大，学的知识也更多，自学一年等于在学校学几年。我在七十年代初上中学，学的东西不多，也没有考大学的机会，下乡插队两年，耕田种地，磨练了意志，亲近了农民，这些都是人生的宝贵财富，但学业丢荒了，参加工作后因职业特殊，不能参加高考。八十年代初有机会参加指定学校的高考了，发现考试内容远远超出我在中学所学的知识。只好买来教材和文革前历年高考试卷，把一年年的卷子做下来，不懂的就看教材把它啃下来，重点自学了数学，一年下来发现长进不少，几乎所有考试内容都弄懂了。这种“查字典”式的自学方式，是带着问题学，容易学得进，而且不会感觉枯燥无味。

　　由于单位在偏远山区，考试时上级机关居然没通知到我，我遗憾了几分钟事情就过去了。三年后我已调到上级机关，在那里又遇到一次高考机会，我在最后时刻争取到一个补充名额，但离考试只有七天了，我复习一周就轻易考上了，不过录取率是50%，属于半保送半考试，到了学校发现我的入学考试成绩居然名列前茅，若是一百个中录取几个，我也能考得上，说明我的知识基础比较扎实，这是在中学和自学打下的基础，此时离我高中毕业已经九年了。

　　八十年代中期考研究生，由于报考的专业不是我所学的专业，又不得不进行艰苦自学，考了两年，自学时间可能长达一年半，当然全是业余时间，毕竟是上班一族。用几个月时间就啃完了许多专业书，感觉思维有飞跃。其中一个重要收获，可以通过自学在很短的时间里，掌握一本书的精髓，获得的不只是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力。比如，一本教科书，在学校要学一学期、一学年或更长的时间，自己学几天就够了，因为是重点学有兴趣、有价值的内容，一本书再厚干货也不多，多的是水分，是废话，把水分挤干，把废话抛弃，一切都变得简单了。若不是为了考试，无需背条条，学起来就可以轻松自如、省时省力。相比之下，也反衬出院校教育的弊端。

　　从我个人来讲，自学花时间最多、收效最微的是英语。几乎从零起步，一年自学完了陈琳、新概念、许国璋、俞大絪等多套教材，狼吞虎咽，意在速成。看书看报尚可，长年订阅《中国日报》，基本能看懂，记得有一本叫《人类征服宇宙》的英语读物，由于内容有趣，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我居然能这么流畅读完一本英文书，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不过一考试就露马脚了，无法对付那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高深莫测的语法题。

　　我想美国人、英国人也不懂什么叫语法，语法是中国的英语老师发明出来整学生的。张道真语法厚厚一大本，足以把想学英语的人吓昏。说句老实话，我对那些时态到现在都没完全搞清楚。记得小时候学语文，很自然就学会了“的”“地”“得”三个字，不会用错。当读小学的儿子经常用错这三个字时，我吃了一惊，才发现这三个字居然也是同音字，我就苦口婆心给他讲三个字的区别和用法，谁知越讲越糊涂，他怎么都搞不清楚，我发现一次讲一次，尝试七八次之后，我只好投降了。看来语言这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用多了就会用了，拆开来讲反而使人糊涂。

　　中国人学汉语，也没有刻意学语法，照样讲得行云流水。由此看来，学英语是简单的，只是被中国的英语老师搞复杂了，成了一块最难啃的硬骨头。上英语课老师从头讲到尾，也是一种低效的教学方法，教师讲不如让学生讲，让学生彼此对话一节课，也许会学得更好，光听英语肯定不如边听边讲效果好。小孩语言学得快，人人归功于天赋，其实小孩学语言是方法好，个个都是边听边讲，上学后学语言就变味了，变成了只听不讲。这种教学方式，相当于在课堂上教学生游泳、开车、打球和武术，学生只能学点皮毛。技能不是知识，不是教出来的，而是练出来的。

　　尽管学不会，自学英语对我思维的磨砺还是大有助益的。通过这次自学，我才意识到，英语是学不会的，自学学不会，教学也学不会，与人交流才能学会，通过口语交流可以学会听说，通过文语交流可以学会读写。一句话，英语要用才能学会。听得多只能学会听，看得多只能学会看，讲得多可以学会讲与听，写得多可以学会写与读。因此，最高效的学习方法是讲与写，因为讲包含了听，写包含了读。等我悟出了点道道，人也老了，英语也用不着了，只好传给后人，以免重蹈覆辙。

　　既然英语是技能，技能训练就需要有场地，大学应该有一个“美国城”，也就是英语大院，里面是美国社会的缩影，从学习到生活，从老师、学生到勤杂人员，从课堂、宿舍、食堂、餐馆、商店、书店、银行、邮局、门诊到理发店，都讲英语，都用英语，每个班级轮流到里面住些日子，学生的英语水平就会获得很大提高。

　　为了写这本书，又被迫自学了一次。为了对得起读者，为了跟上时代的进步，需要在原有的知识基础上，充实、更新和拓展。打开三个书柜，才知书到用时方恨少，只好到购书中心买来一堆大学教材和科技参考书，物理、化学、天文、生物、医学、基因工程等，应有尽有，花了四五百块，论重量也有数十斤，三两个月下来可说是基本掌握了，或说掌握了精髓，等于又读了一次大学。若按部就班让老师教，起码得几年。由于是自己有兴趣、有需要，记得牢，学得好，学得轻松。对个人知识积累和思维历练，都大有助益。

　　每一个没机会读大学的人，都可以这么读大学，读完之后就可以拥有大学同等学历，无需别人承认，无需那张纱纸，说不定有纱纸的还不如自学的，自己迟早也会用得着。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学不会，人家都把知识研究出来了，只不过告诉你是怎么回事，不是很简单吗？若是弄不明白，责任也不在你，十有八九是发明人或写书人表述不清。有的人考大学考了二十年，从十八岁考到三十八岁，如果把二十年的时间、精力用于自学和研究，可以成为科学家了。考上了大学，也只是争取到受教育的机会，买一套大学教材回家自己学，照样可以受教育。当然，有些人考大学只是为了那个本子，并希望那个神奇的本子改变自己的命运。实际上，本事比本子更重要。弄个本子是容易的，可以在街边做一个假的，也可以在大学买一个真的，但没有本事也等于零。

　　对于自学来说，只有数学难度大些，其它学科难度都不大，但若真正想学，也能啃得下来。以前我为了考大学也自学过数学，觉得还能拿得下来。高等数学难度稍大一些，主要是难在符号、字母，每个符号、字母代表一个虚拟的、抽象的、复杂的概念，有些概念说不定连发明人也莫名其妙，多了就把人搞糊涂了。初等汉语与高等汉语，初等英语与高等英语，既不是按难易来分级的，也没有什么难易之分，要说难，只是组成字词的笔画、字母多些罢了。同样道理，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也没有多大的难易区别，高等数学难只不过符号、字母多一些罢了，弄清了每个符号、字母和专有名词的含义，自学就不难了。你若能把一本高等数学啃下来，那些由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十有八九不如你。

　　鉴于自学的重要作用，在教学过程中，老师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自学，然后再画龙点睛、简明扼要地讲解，也许效果更好。或者学校专门安排一些自学课程，让学生生吞活剥地把它啃下来，对学生的成长更为有利。

　　⑫拓宽知识视野。

　　人类已进入知识爆炸的时代，每年出版的新书有三十万种，即使每天看十本，一辈子也看不完；每年发表的论文超过100万篇，在些专家认为，仅每天发表的论文就超过了一个人大脑毕生的吸收能力。人类只能挑一些基本的、重要的知识作为学生教材。因此，一个人读完了中学、大学，所学的知识也是很少的，也就是两三百本书而已，也许自己认为满腹经纶，书到用时方恨少。

　　人是杂食动物，几乎什么都吃，正因为如此，人才从动物世界中脱颖而出。即使是人与人比，也是食性杂的更健康、更聪明。人们常说书是精神食粮，既然如此，也是食性杂些为好。学理科的不妨读点文学，学文学的不妨读点科学，徐迟没有点数学知识，怎么能写出《哥德巴赫猜想》？正是那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开拓了报告文学的新时代，也让科学家回到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地位，并鼓舞了一代人向科学技术进军。读书多、“食性”杂的人，知识宽、视野宽、思路宽。

　　中学教育，同样是那些书，学生的学法可以有无数种，一种学习方法叫滚瓜烂熟，百考不倒。学习内容翻过来倒过去，炒了又炒，一篇课文背无数遍，一种题型做无数遍，直到滴水不漏，无懈可击。既然升学、就业、升官、评级都是考而优则仕，那就天天做卷子，天天都考，百考不倒。这不是我的意思，更不是我的创造，是开家长会时校长这么教导我们的，不能说是校长错了，应该说是社会错了。这么做校长不愿意，老师不愿意，学生不愿意，家长不愿意，学到的知识也少。但由不得你不愿意，高分却是这么得来的，只要做无数的卷子，背无数的教条，必有高分。相信这是所有“高考状元”的共同经验，也成了中学教育的最大弊病。现在的初中和高中，差不多都是前两年学完三年的课，最后一年全是考试，每天做卷子，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一年下来学生就变成考试机器了。这种学习方法是当前中学的普遍学习方法。

　　另一种学习方法是掌握精髓，涉猎全面。掌握基本的、精髓的东西就行了，到此为止，把那些没有必要的、翻来覆去的炒冷饭、背教条、做习题、搞测验、做考试的时间，节省下来，用来学习课外知识，包括广泛的阅读、收看电视讲座和适当的社会实践。中学最好有个图书馆，供学生自由阅读，或专门安排学生进图书馆自由阅读；自习时间提供一些书籍给学生阅读，或者允许学生自己带书来读。这样的话，六年中学下来，学到的知识可能是现在的几倍或十几倍，视野和思路也大大拓宽了。这样的学生参加考试，考不过那些机器学生，从分数上看可能也就六七十分，但在知识上、思维上、能力上都比机器学生高出一大截。可惜的是，现在几乎没有中学这么做，这么做的中学升学率肯定不高，而升学率却是衡量学校教学水平的唯一标准。

　　我儿子上初三时，因为面临升高中考试，学校抓得特别紧，一周上六天课，一天上十节课，从白天上到晚上，在学校就是翻来覆去折腾那几本书和那几张卷子，个人已经没有什么空余时间了。以前回家还看看报纸、杂志和课外书，或者按我的要求写点中文或英文小文章或日记，可是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晚上九点多才能回到家，洗完澡再做一会作业，就该睡觉了。这不仅是剥夺了他的业余学习时间，更严重的是扼杀了他业余学习的兴趣。本来他喜欢看报纸，也养成了看报的习惯，现在久不看报兴趣也消失了。这样对他的成长肯定是不利的。看书看报对语文学习也是一个促进，不看书报错别字多，文章也写不好，而且书报中也有许多值得汲取的知识。课本内的知识是知识，课本外的知识也是知识。课本是很少的，中学课本也就百来本，课外的书籍浩如烟海，数不胜数，没必要把一生寄托在那几本课本上。

　　中学教育要这样，大学教育更应如此，大学生应有更多的旁听，更多的阅读，更多的随心所欲的学习。当然，这不是学校能独力完成的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起码要减少考试，贬低考试，轻视考试，通过另一些合理途径来选拔人才。现在的社会考试多，都是“学生”惹的祸，确切说是当年的学生惹的祸，当年的学生现在都是领导了，当年老师是怎么考他们的，现在他们就怎么考别人。这是一种遗传病，该治一治了。起码要让他们认识到：社会不是学校，少来这一套。

　　选拔个足球教练也要考，而且要考英语，结果选出的教练带领国家女足打奥运，八比零大败给德国队，一流球队变成乌合之众，灰溜溜回来了，只能公开向国人道歉。这不能怪教练，他尽力了。问题出在选拔制度上，考试选教练的馊主意，肯定是“学生”想出来的。要解决也好办，把“学生”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先让他去当助理教练，让他知道当教练需不需要英语。有时看到“学生”胡作非为，倒希望多出几个陈永贵。

　　选拔运动员也好，教练员也罢，看他每场比赛的表现和结果，这就是最好的考试，不是很简单吗？选拔工程师、会计师、医师、教师、厨师和各级领导，看他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和结果，天天都“考”，岂不更好？把那些没有经过宣传拔高，而病人天天排着长龙来看病的医生，提拔为主任医师不会有大错，不要管他英语如何，不要管他文凭如何，不要管他资历如何，不要管他年龄如何，不要管他来头如何，不要管他背景如何。

　　不把学生、职员从考试中解放出来，学生、职员就永远不会有时间，拓宽知识视野就是一句空话。考试是逼他学，逼他背，这不一定是他所需要的知识，因而是无效做功。即使是他所需要的知识，只要他骨子里认为不需要，也是学不进或学不好的。因此，引导和鼓励学生、职员在课余或业余时间学习自己想学的知识，才是重要的。

　　也许有人说，不考了大家就失去压力，失去动力，就偷懒了。这有道理，我不是说不考，而是说不要纸上考试，而要实际考试，职员是做实际工作的，考理论是纸上谈兵，谈得再好都是空的；考实际是枪炮谈兵，行不行真刀真枪过几招。红军为什么有战斗力？一个重要原因是从战争中考核干部、选拔干部。设计一份试卷，通过考试的途径来选拔红军的各级领导干部，如何？不要觉得可笑，现在许多领导岗位，也是通过考试的方式竞聘上岗的。至于学生，本来就是做纸上谈兵的游戏，当然离不开纸上考试，只是要淡化，要低调，要减少。

　　⑬摒弃死记硬背。

　　死记硬背是思维的大敌。死记硬背不是思维，而是记忆，而且是一种低效记忆。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却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一个人学会了死记硬背，就丢失了自由思维。学习是需要记住一些东西的，但要在自然中记住，在理解中记住，在兴趣中记住，在使用中记住。即使是英语单词，也没必要死记硬背，这是一种最低效的单词记忆法。汉语被公认是最难学的语言，但我们学汉字时，从来没有死记硬背，遇到生字，简单记一下，就会了，无人感觉记汉字是一种负担，既然如此，学英语也可以轻松记住大量单词，相信美国、英国的学生记单词不是一种负担。

　　英语是由单词组成的，汉语也可说是由单词组成的，只不过汉语有的是单字词，有的是多字词，区别仅此而已。不信可以随手拿来一篇汉语文章，每个字或词都可以找到一个对应的英语单词。对于汉语的多字词，我们似乎没有专门学过，更没专门记过，但每个人都运用自如了，甚至感觉不到词的存在，而误认为文章是由字组成的，就是因为在使用中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含义的词。同样，学汉语也感觉不到语法的存在，也是在自然而然中学会了各种语法。因此，学英语的关键在于学校要营造和提供一个使用英语的环境，有了听说读写的环境，学生在三四年之内就会学得很好。不用刻意记忆，许多东西就在使用中记住了。

　　也许有人说，在使用中记住大量的单词缺乏可操作性。这是一种偏见，汉字主要是在使用中记住的，英语单词也应如此。要记住单词的发音，就多些交谈；要记住单词的轮廓，就多些阅读；要记住单词的细节，就多些写作。每天写一篇英文日记，一年后就自然而然学会许多单词和语法，也许可以牢固地记住两三千个单词。我曾要求读小学的儿子每天写一篇中文日记，他不愿写，但他却很愿意用英文写日记，每天都兴致勃勃地写一两页信纸，看起来还像那么回事，尽管可以挑出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毕竟是一篇能看得懂的英文日记，起码每天写了不少单词，感觉他进步很大，后来上了中学，功课多了，占满了一个晚上，很难挤时间写英文日记了，加上我忙起来也顾不上他了，就这样中断了，现在想起来还十分后悔没坚持下来。

　　既然英语单词都能在使用中记住，就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在使用中记住的了。有些很专业的实用公式，也不是非记不可，记得再熟，毕业时也忘记了，倒不如让书本帮你记，别忘了书是记忆的助手，记忆的工具，到了工作岗位，需要用时翻出来就是了，如果经常都要用，也就自然而然记住了。勾股定理很简单，看一眼就记住了，而且经久不忘，二十多年后辅导儿子，才发现忘得一干二净了。这说明，不用的东西再简单也会忘，常用的东西再复杂也不会忘，这就对了，不用的东西记它干啥？忘了也罢。与其记二十多年，不如需要用时翻一下书。

　　也许有人说，若是学医的，病人来了再翻书就迟了。这有道理，但若认为医生不用翻书就大错特错了，在病人面前他不会翻书，病人走后他就会翻书。在病人看来，医生有很高的学问，至少开起处方来像天书一样。其实，当医生也是简单的。现在的医生分科很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牙痛医牙，常用药也就那么几种，简单记一下就行了，不需要怎么背，他们大多是在使用中记下来的，而不是在学校中背下来的，学校背下来的有的还给老师了，有的过时淘汰了。

　　癌是大病了，在医生看来也是简单的，早期的一刀切下去就行了，这一刀怎么切是从病人身上练出来的；晚期的就更简单了，化疗方案一二三四五，每个方案两种药，病人去几次也差不多可以当医生了。高明些的医生，会告诉你或家属这是不治之症，死是必然的。因此，万一治好了或延长了生命，就是他的功劳了，把人治死了则与他无关。还有另一种高明医生，会告诉你癌是小菜一碟，让他来治几个疗程之后就好了，治不好的只是百分之一，结果是钱花完了，人也该死了，因为你正好属于那百分之一。

　　癌之所以成了不治之症，就是因为医生成了书呆子，书上找不到可治之药，他也就无能为力了。如果全世界的治癌医生天天研究癌是什么东西，怎么形成的，并尝试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癌早就被某个医生攻克了。可惜琢磨癌的医生极少，可能是百里挑一，而且往往研究得很肤浅。对癌研究最认真、最深入的人，不是医生，而是病人亲属，虽然多数人研究不到点子上，但有些人经几年的潜心研究，已经成为专家了，无论诊断还是治疗，能讲出道理来，让人心悦诚服。这是多数医生做不到的，医生不对病人讲道理，只对病人下命令。医生也有钻得很深的，也许一万个有一个吧。

　　当然，我是对医生的工作妄加评说，并大大简化了医生的工作，说得不一定全对，但有一条是肯定的，教条背得最多的绝对不是好医生，脑袋动得最多的才是好医生。

　　学古诗就更不要背了，欣赏诗的精彩，漫游诗的意境，领略诗的神韵，就可以了，吟诵几遍其艺术精华就融入血液中了，若把注意力集中在背诗上，精彩之处就视而不见了。是名句不用记也会记住，不是名句想记也记不住。诗都不用背，所有的语文名篇也就不用背了。让学生背古文，崎岖不平，干涩难记，浪费时光，简直是坑害学生。同样道理，政治、历史、地理等所有的文科，都不用背。古今中外的历史大事，或许我知道的不算太少，有的知其梗概，有的略知一二，但没有一件是背下来的，是自然记住的。在媒体上接触到之后，该记住的就记住了，不该记住的就忘记了。事件越重大，记得越牢。

　　上小学时，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美国人登月的消息，感到很惊讶，也记住了美国人在1969年登月，至今不忘。相反，大学时记下的那些鸡毛蒜皮、枝枝叶叶，全都忘光了。如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发生了某件事，记它干啥？知道日本1945年投降就行了，这是不用记的，没必要记住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日是阳历8月15日——“阳中秋节”，也没必要记住签字仪式是9月2日在东京湾上停泊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进行。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不要强迫自己去记。要记也只宜记大的轮廓。一件近代史大事，记到年就可以了；一件古代史大事，记到时代就可以了。若是记到月与日，就是鸡毛蒜皮、枝枝叶叶，没必要钻牛角尖，除非你是历史老师或考古专家。

　　当然，有些与切身利益有关的重要的日子，是应该记到月日的，如国庆节，如果不知月与日，天天都过国庆节了。有些自己感兴趣的日子，也可以自然记下来。尽量省略枝叶，在于“功效比”不高，即做功与效果之比不高，日期越具体，分量越轻，难度越大。近代史与现代史事件，记到年是容易的，记到月难十倍，记到日难百倍，记到时难千倍，记到分难万倍，记到秒就是无效做功了。

　　读大学时，文科考试都有标准答案，错一个字都要扣分，因此我们背得很辛苦，有的课程几乎是一字不漏把一本教材背下来，那种几乎到了极限的苦导致了对学习的反感、厌恶和恐惧，这是教学的致命伤，而且这种机械记忆是短暂的，一考完试，马上忘个精光，因为潜意识告诉自己：只记到考试结束。因此大脑并未把这些知识放到永久记忆区。如果老师不要求死记硬背，而要求学生领会理解，学生就有可能消化吸收了，那么就是存放到永久记忆区，需要时就可以随时把它倒出来，但那完全是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而且不那么完整，但这却是属于自己的知识了，比一字不漏背下来更强。

　　记忆的最高境界是无形记忆，记在不记中，忆在不忆中，到达了这种境界之后，所有的记忆内容都无形了，虚化了。五笔输入法，字根背得很辛苦，得心应手之后，所有的字根都无形了，虚化了，要打什么字，指头就会自动敲击什么地方。若要忆的话，写文章时思路就受干扰了。若有人要考他哪个键有什么字根，他反而写不全了。记忆高手连字根都不用背，看几遍就可以用了，边用边记。汉字的记忆，单词的记忆，公式的记忆，定理的记忆，以及所有教条的记忆，都可以如此。

　　要达到这种境界，千万不能背，而要在自然的状态下潜移默化吸收。只要自己有兴趣，大脑就会自然帮你记下，因此关键是要培养自己对客观事物的兴趣，兴趣越广，记得越多。凡是背下来的东西，都不是自己的，也是不长久的；凡是考出来的知识，都不是自己的，也是不长久的。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满腹经纶，其雍容华贵的气质就会在谈吐举止中自然流露出来。你要考他，考不出什么东西；你问他肚子里有什么货，他也说不出来。但在需要的时候，他就会信手拈来。

　　在学习过程中，记忆是次要的，思考是主要的。王明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高材生，马列主义教条倒背如流，但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是土生土长的中专生毛泽东，两人主要区别在于王明把时间用在背书上，毛泽东把时间用在思考上。王明年纪轻轻就博得苏联领导的器重，27岁掌握了中共的领导权，领导几十万军队，几十万党员，智商不低，绝非等闲之辈。鉴于此，学校应尽量减少死记硬背，不必要的就不要记，理解就行，以便腾出更多的时间给学生思考。

　　⑭珍惜创造型人才。

　　乐于思考，勇于批判，敢于创新，是创造型人才的共同特点，这样的人不多，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应当倍加珍惜爱护。现在考研究生的人越来越多，但研究生更多的是学习，而不是研究，这就本末倒置了。顾名思义，学生主要任务是学习，研究生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这样才合理。现在读研，等于变相拉长大学生活，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走到社会的大课堂中“读研”或“研读”。

　　考研类同高考，分高者得，似有不妥。总分高未必就是最优秀人才，总分低未必不是最优秀人才。分高只说明学生知识比较全面，但全面不等于拔尖，知识不等于能力。许多杰出人才往往是单项冒尖其余一般的，这类考生总分不会很高。知识与能力有时对称，有时不对称，有的人知识多能力弱，高分低能；有的人知识少能力强，低分高能。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些人的知识和能力聚焦于某一点上，这些人往往是各行各业登峰造极之人。招研究生，应主要侧重于学生的兴趣、能力，尤其是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知识基础也需要，但应排在第二位。

　　八十年代中期，我参加了北京某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入学考试，那时的研究生是稀有动物，招生少，门坎高，考研要过两条分数线，一是总分线，二是英语线。让人觉得太强调英语。懂英语固然可以多看一些外文参考资料，但搞研究不一定要非懂英语不可，有一个会思考的大脑就行了。特别是在那个时代，大家都不太懂英语。我曾到一个年轻有为的计算机系副教授家中做客，当时学校正准备送他去美国进修，但英语必须过关，正在恶补英语，一进家门发现到处贴满了标语，细看才知是英语单词，令我惊讶的是全是最简单的词汇。有个在中学当英语老师的朋友与我一起考研，考的是非英语专业，以为他英语会拿分，没想到只得了29分。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考生过50分的英语及格线，就是很难的了。

　　我所报考的研究方向是热门，面向全国招两人，有一个英语专业毕业的考生，英语不错，靠英语大幅拉高了总分，总分、英语双双过线，考上了。问题是，他对报考的专业无兴趣，无研究，无成果。另一个考上的是学校最高领导的秘书，秘书有大有小，他可是个大秘书，因为他服务的对象是个大人物，曾经担任过党的副主席，是毛泽东的左右手，不说呼风唤雨，也是威名远扬，位高权重的人总是令人敬仰的，首长身边的秘书应该是有相当级别的干部了。放弃这么重要的位置去读研究生，现在看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当时文凭的分量的确很重，拥有研究生学历前程就一片光明了。要是高级干部都肯放弃官职去读研究生，反而是好事了，至少说明科学技术的时代来临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应该录取他们。只是他们都是意在学历，无兴趣搞研究。其实，两人都没有必要去受那个罪，辛苦两年，图个光环，这个光环只有观赏价值，并不值得。不过，偏偏有人喜欢观赏，若脑袋没有光环，前程就一片黑暗了，所以这也不是他们的错。

　　而我是想搞点研究的，有必要远离家庭去吃点苦，告别新婚不久的妻子，放弃待遇不错的工作，离开自己喜欢的城市，到两千公里之外去读书，毕业后又不知分配到哪里，是需要下点决心的，考上了研究生只意味着牺牲，不意味着幸福。只是当研究生可以接触各种思想、各种教材、各种资料、各种书籍，这样才能产生思想火花，搞出点东西来。

　　当时我在这方面也算小有成果，有十多篇论文在国内一流学术刊物发表，应该可以当个研究员了，但却考不上研究生，不知学校是怎么想的，或说不知主管部门是依据什么划线的。论总分我超过了20分，说英语只不过差15分，怎么就当不了研究生呢？这样招生，那个发表了狭义相对论，名叫爱因斯坦的年轻人，也会考不上。在我看来，一篇论文的分量，比考分重得多。考试靠记忆，论文靠思维；考试是陈述知识，论文是创造知识。一天一地，不可相提并论。如果我是校长，宁愿招一个曾发表过一篇有分量论文的考生，不愿招一个考满分的考生。就算考了状元又如何？只不过把别人创造的知识复述一遍而已，只不过思路正好与老师不谋而合而已。王明能把马列主义教条倒背如流，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厮杀还得靠毛泽东。

　　一个考生如果没有兴趣、没有能力搞研究，考研究生又有什么意义呢？除了能为个人的职称职务升迁铺路之外，对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没有多少帮助。后来，这个大学发现培养出来的研究生要么出国了，要么改行了，真正搞研究的人不多，才知竹篮打水一场空。招生时还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动员我们报考，并说现在对英语要求没那么高了。不过我对考研已完全没有兴趣了，同事就更没兴趣了。现在想来，当时在那个方向上搞研究的人不多，有研究成果发表出来的人更少，但学校却不知爱惜这种考生。若当年我能考上研究生，必然会用一生的智慧与精力从事那个专业的研究，相信能出许多有分量的科研成果。可见，当一个社会过于看重文凭、学历、学位、职称这些东西时，连科学技术也成了牺牲品。一纸文凭，吃遍天下，这样的“美好时代”，很快就要过去，一去不复返。

　　未来的社会必然淡化文凭，淡化考试，淡化成绩。成绩除了取决于记忆、思维之外，还取决于是否有兴趣、是否重视、是否用功。因此，成绩好不等于就行，成绩差不等于不行。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我的成绩都名列前茅，中学时我认为自己还行，上大学我不这么看了，我觉得主要是自己付出比别人多，熄灯后我打着手电背教条，别人打着手电看小说，考试我得九十多分，别人得八十多分，心中只有惊讶、惊叹和佩服，根本就不敢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

　　中国历史出了许多状元，除了自鸣得意、自以为是、自吹自擂之外，没看到哪个人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那些创造历史的人，又有几个是状元呢？同样道理，现在中国每年也出了不少高考状元，一省出几个，全国出两三百个，二十七年过去了，全国的状元该有七八千了，但似乎没有一个状元能在全国冒出来。现在，所有家长、所有学校和整个社会都鼓励学生当状元、拿高分，实际上是把学生往歧路上引。分数不值得崇尚，思想才值得崇尚，能力才值得崇尚。

　　⑮鼓励单项冒尖。

　　有成就的科学家往往是单项冒尖，总体平平的，而高考强调的是总分。为考生划条录取线很容易，谁都会划，但这一刀下去，许多爱因斯坦就落榜了。爱因斯坦四五岁还不大会讲话，九岁讲话还不顺畅，中小学各科成绩一般，唯有数学冒尖，从德国跑到瑞士，第一年高考落榜，第二年才考上大学，当时想上大学的人不多，竞争远远没有现在的中国激烈。在苏黎世联邦工业学院学习时，老师认为他懒散傲慢，最后以全班倒数第二名的成绩毕业。毕业后当然不能进入科研机构，只能以当私人老师为生，按现在中国的说法是“家教”，两年后才在伯尔尼专利局找到一份临时工作，按现在中国的说法是“临工”。牛顿小学成绩较差，“除设计机械外没显示出才华”，中学成绩也不出众，只是对事物有好奇心，喜欢思考而已。达尔文由于不喜欢学校开设的课程，青少年时期成绩很差，但喜欢学习课程之外的自然科学。只上过三个月小学的爱迪生，是班里成绩最差的学生，排名倒数第一，因忍受不了老师说他是笨蛋，才离开学校，除了爱捣腾一些小装置之外，没有什么专长。霍金读中学时成绩中游，除了爱思考、好高论，并因此“荣获”一个爱因斯坦的外号之外，没有更多长处。这五个科技巨人，若在中国参加高考，都会落榜。

　　不仅高考如此，教育也是如此。学校被人为分成轻重，班也被人为分成轻重，上不了重点，要求低些，管理松些，老师差些，设备差些，作业难度小些，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就差一些。问题是总分不高的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爱迪生、霍金都考不上重点学校，也上不了重点班，让几个素质不高的老师敷衍几年，这些伟人说不定就夭折了，甚至连高中都考不上。况且，大家都是同样的公民，交同等的学费，为什么得到的教育就差一些呢？这是很不公平的。其实，重点学校和重点班的学生成绩好，主要不是老师教得好，而是生源素质高。

　　有时我想，中国出不了牛顿、达尔文、爱迪生、爱因斯坦，是不是都在高考时被刷掉了，或者因为受到非重点教育夭折了。牛顿、爱因斯坦都是在二十多岁时到达学术顶峰的；达尔文是在二十多岁形成进化思想的；爱迪生在二十多岁时也取得了多项重要的发明专利，三十二岁发明了电灯，到达了发明的顶峰。七七年恢复高考到现在，二十七年过去了，现在每年培养几百万大学生，早该出几个世界级的人物了。出不了科技巨人，肯定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要么招生出了问题，要么教育出了问题，要么科研体制、机制出了问题，等等。

　　这么多聪明的大脑，为什么不制造新知识、新技术呢？也许个个都想去当官，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也许个个都想赚大钱，别墅奔驰，风光一世；也许个个都要去觅食，寻寻觅觅，无暇分心；也许创造发明难度大，奋斗一生，未必成功；也许创造发明不值钱，搞成了仅够糊口，搞不成穷困撩倒；也许大学里书本太多，设备太少，有人闭门造车，无奈难出成果；也许大学外设备多多，课题多多，可以有所作为，无人爱管闲事；也许关卡重重，障碍多多，许多闪光的思想，无法冲破重重藩篱，与世人见面；也许发明创造保护不力，要拿就拿，要偷就偷，要抢就抢，无人想无私奉献学雷锋。如果这些“也许”都不存在了，中国才能真正迎来一个科学的春天。

　　⑯发展个人兴趣。

　　有兴趣才能有思维，兴趣多才能思维多。顺应学生兴趣，放任学生发展，才能更好地刺激学生的思维。应尽量让学生做有兴趣的事，想有兴趣的问题。只要无害于社会、无害于学校、无害于学生就不要干涉太多。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兴趣和偏好，其中少部分学生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张三不爱听课，就爱打篮球，整天想着学校篮球队的赛事，由他去吧；李四不爱作业，就爱泡在图书馆里看书，随他便吧；王五不做数学，就爱胡思乱想写小说，不想理了；比尔·盖茨无心学业，一天到晚走火入魔玩电脑，懒得管了。歪打正着，玩成个人物了。

　　为了让学生拥有个人的兴趣空间，有必要淡化考试，淡化成绩，放松评分标准。为什么门门60分才能毕业呢？平均60分就能毕业，行不行呢？或者干脆不考了，行不行呢？学生掌握一定的学习主动权之后，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就可以自行安排，薄弱的可以补强，有兴趣的可以深钻，能力和成就都是深钻出来的。大学生都是成人了，应该有学习的自觉性，想学的不用给压力，不想学的给了压力也没用。分高不说明学会，分低未必就是不会。如果社会不是以文凭取人、以分数取人，而是以能力取人，相信绝大多数学生都会认真读书，学点真本事。

    “我要学”与“要我学”，效果是截然不同的。读书时，我对学过的课程就不想花时间去复习和记忆了，只想轻轻松松拿60分，节省大量时间，泡在图书馆查资料、搞研究、写论文，但一想到分数事关前程，就不敢了。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后，知识没增加，成绩上去了，毕业成绩最低88，最高99，平均九十多分。到了工作单位，除了档案管理员扫一眼之外，再无任何人看过。想施展一下拳脚，二十多门课用得上的不多，只有公文写作有点用，不过也只是学会了公文的格式，至于文章怎么做，真正的长进主要是在工作中练出来的。要是当初腾出大量时间搞研究，写论文，我的知识水平、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要比毕业时高得多。这，也许就是高分低能的成因。当然所谓的“能”，是相对的，相对于过去，我的能力高了；相对于同事，我的能力不低；相对于按个人兴趣自由发展的“我”，我的能力低了。由此可见，让学生按自己的兴趣自由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学生听课最好能按兴趣有所选择，不是他所学专业的课程，只要有兴趣，最好也有机会、有条件、有时间去听。上大学最好也能上自己有兴趣的专业，最好不要因竞争激烈、名额有限而不得不选择自己所不喜欢的冷门、偏门。学校各专业的招生比例，是根据社会需要和学校能力计划出来的，这也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模式，不一定真的符合社会需要，是否也可以由市场来决定？大家都想学的，一定是市场上抢手的热门专业，不妨多招这种专业的学生。一个专业的冷热，是根据市场需求发生变化的，过去无人愿读师范，现在当老师待遇好，地位高，工作稳定，是很不错的职业，因而师范专业已经很抢手。

    上中学时我的数学成绩算得上名列前茅，每次考试都不低于90分，但班里有个同学，数学成绩在我之上，几乎每次考试都比我高两三分，通过平时的接触，我感觉他对数学的理解远在我之上，彼此之间的差距应是两三百分之差。一道数学难题他可以在几分钟之内破解，思维几乎没有停顿，势如破竹，一气呵成。破解之后对我演示，有时我还听不明白。但由于文科成绩一般，后来他没考上数学系，上了铁道学院某个专业，二十七年过去了，至今我还为他惋惜，他应该成为华罗庚。

    当然，具有数学天才的人很多，高中时我被班里选派去参加年级的数学竞赛，成绩非常一般，许多题拐弯抹角之后我就做不出来了，这么难的题居然还有人能做得出来，让我感到很惊讶，其他班的一个女同学拿了第一名，我总是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聪明，也因此知道什么叫天外还有天，我班里的那位数学天才也只拿到第四名，进入前六名的同学，都不是等闲之辈，个个都是数学天才，现在这些天才都被柴米油盐埋没了。这些同学都具有华罗庚的潜质，只是机遇不好而夭折了。若当初有大学数学系接纳他们，现在这些人已经成为数界的重量人物了。由此看来，多激发兴趣，多开发智慧，多给予机会，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应该做的事情。

    学生的兴趣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这是大自然赋予人类最珍贵的天性，如果全人类都只有共同的兴趣，那么人类的未来就一片黑暗了。中国需要有喜欢火箭的钱学森，也需要有喜欢水稻的袁隆平，不然中国就得闹饥荒。应该尊重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学习自己有兴趣的课程，引导学生沿着自己有兴趣的方向发展。有成就的巨人都是因为沉迷于自己的最爱，也只有爱才能让人沉迷。

    高考对于每个学生都是公平的，也必须公平社会才能太平，但从培养人才的角度讲，高考招生不是最佳的。一方面容易使天才漏网。高考强调总分，天才往往偏科。各科成绩平平，唯有一门拔尖，这样就很难考上大学了。另一方面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因为考上的不一定想读书，考不上的不一定不想读书。应该让想读书的去读书，不想读书的去工作，这不但是一种更公平的升学方式，而且能高效利用教育资源，并大幅提高成才率。好比培养武术运动员，不喜欢舞刀弄棒的肯定学不好，喜欢舞刀弄棒的肯定能学好。那些不喜欢读书的人，考上大学就不读书了，泡够四年，拿个文凭，如此而已。

    现在的高中毕业生都参加高考，不是出自内心，而是出于压力，出于无奈，家庭的压力，学校的压力，社会的压力，就业的压力，不由你不走这条路。只要社会不以文凭取人，不想读书的人就会选择职业而不是上学，一边是月薪五千的白领，一边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四年下来收入正负相差三十万，如何选择？

    现在的情况是，招白领的都要本科以上学历，不由你不选择读书。其实，不是每个岗位都需要高学历，每个人的价值也不取决于高学历。从能力上讲，在社会上打拼四年，也不比在学校读四年书差。一个登台演唱四年，一个校园学唱四年，哪个更强？一个实做生意四年，一个虚学商贸四年，哪个更强？一个当兵打仗四年，一个军校学习四年，哪个更强？在战争年代打四年仗，可以当师长团长了，等你读完硕士、博士，别人当将军了。公平地说，读书多与工作多，理论多与经验多，各有长短，谁也不要瞧不起谁。因此，社会没必要过于看重那张纸，一张轻飘飘的纸，说明不了多少问题。有几年丰富工作经验的人，用起来不会比大学刚毕业的人差。

    八十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后回到原单位，让我惊讶的是这里变成了大学，上至最高领导，下至一般干部，都成了大学生，每周上几天课，老师是从外省名牌大学请来的，坐飞机过来讲课。在不上课的那几天，学生们回到办公室做作业、背教条，真正全职上班的是少数已有文凭的人。不久个个拿到了大专文凭，也许素质有所提高，但对工作没有多少帮助，所学的专业不对口，他们在本职岗位上已经工作多年，业务娴熟，经验丰富，轻车熟路，根本就不需要专业之外的文凭。若是每人都有针对性地学点专业理论，倒有用处，但这根本就做不到，一个单位起码有二十多个专业，倒不如让像我这样既有专业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人，给他们传授点理论知识，只是我拿不出文凭发给他们。

    另有一个同事，平时连日常工作也应付不了，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文凭，总成绩名列全省第三，让我吃惊不小，刮目相看。不过工作上依然只能打杂——他是作为外行调进来的，目的是晋升职务，过去的工作经验用不上，自学的专业不对口，从头开始吧年龄又偏大了，况且这里只是作为一块跳板。当然，通过自学他的素质提高了，对他今后的人生是有积极作用的。

    在当时若没有文凭前程就一片黑暗了，因而人人追逐文凭是可以理解的，但把一个单位变成一所大学，这是本末倒置，不太合适。直到现在，社会上还是有许多本末倒置现象。市长、书记去读硕士、博士，就是一种错位。政府官员无需研究生学历，更不必是博士。因为学的是专业课程，而不是领导课程。领导能力的提高，只能通过在领导岗位的实践中提高，这是一举两得，既是工作，也是学习，正所谓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在市长、书记任上干几年，知识、眼光、思维和能力的提高，是任何一所大学也培养不出来的，更不是什么硕士、博士能够相提并论的，不信你让市长、书记与硕士、博士站在一起，开口讲几句话就见高低了。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市长、书记，进入大学学语文、数学、英语完全没有必要，若拿个有名无实的文凭，更没必要。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该烧火的时候去读书，读书回来火也没有了，倒不如多花点时间为老百姓多办几件实事。当然，这里说市长、书记强于硕士、博士是指领导能力，在专业上硕士、博士当然强于市长、书记。求学的目的本来学习知识，现在扭曲为追逐文凭，种种怪现象就应运而生了。

    有的人为了让子女考上名牌大学，花几十万元在京城买一套房子，因为北京的名校对本地考生有照顾。一个人是否有成就，不取决于他毕业于哪个大学，而取决于他本身的素质，如果说名校英才多，那也只能说明名校生源素质好。大家都教相同的课程，名校不名校相差不大，真正相差大的是学生。小学生学加减乘除，哪个老师教都差不多；大学生学高等数学，哪个老师教也差不多，除非这个老师是滥竽充数，根本不懂。

    北大清华英才辈出，那是因为这两所大学历史更长，规模更大，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多，一个有百年历史的大学与一个只有十年历史的大学，一个招生一万的大学与一个招生一千的大学，学生总量是不同的，英才数量也就不同。解放后北大清华成了国家培养人才的重点大学，考八百分的都上北大清华了，其它学校只好招六百分的了，主要区别也在这里。北大清华的教授与其它大学的教授，教学水平不会有两百分之差。如果自己的儿女素质不高，上了北大清华也不会成为英才。现在大学和高中的竞争，很大程度就是生源的竞争，甚至要用金钱作为诱饵，考高中成绩好的学校会奖励一万乃至几万，因为学习尖子一定能考上重点大学，这样学校的成绩就有了，招牌也响了。

    当一个社会过于看重文凭时，对于没有文凭的人就形成无形的压抑感和自卑感，当整个社会都认为你不行时，你就会认为自己不行，这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创造热情，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况且没有文凭的人远远多于有文凭的人，有文凭的人还有软硬之分，土洋之别，不如人的也有自卑感。我一向比较自信，从来不把文凭当回事，即使这么超脱，在同时代的人中读书也不算少了，也摆脱不了阴霾缠身。由于没有受过某种层次的高等教育，多少年以来一直有阴影笼罩心头，形成了一种深埋内心的自卑，总觉得读书少了，知识不够，许多想干又能干的事情，总认为自己干不了而作罢。这种影响是贯穿一生，不可磨灭的，不会因为人生有什么成就而消失。许多只有小学文化的人当了大企业老板，腰缠万贯，富甲一方，由于文化不如人，在他内心深处的一个角落，永远有自卑。

    科举考试，源远流长，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参加殿试，考上进士，才能进入朝庭当官。寒窗十年，只为当官。这十年学什么？四书五经，诗书文章，之乎者也。四书五经，读完即可，何必倒背如流？诗书文章，学会即可，何必凤舞龙飞？不就是学语文吗？学两三年够了，用七八年时间思考一些问题，说不定可以发明活字印刷技术，造福人类。

    现在的学生，读书多，读书苦，老师要把他们培养成为滴水不漏的计算机器，的字不漏的记忆机器，百考不倒的考试机器，何必制造这样的机器？买台电脑不就得了？从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到博士后，读二十多年书，还是培养不出牛顿、达尔文、爱迪生、爱因斯坦，他们读书比现在的人少多了。一个人是否成功，不在于学习了什么，而在于思考了什么，做了什么，出不了科技巨人，恰恰因为读书太多，个个都成书呆子了，还搞什么创造发明？大脑都塞满陈腐教条，怎么容得下自由思想？整天应付没完没了的上课、作业、考试，如何有闲暇思考实际问题？有好书不妨拿来读，不必让老师教你怎么读。一本书三两天就读完了，若让老师教，最少要一个学期。自己读，书会变薄；老师教，书会变厚。

    ⑰给予自由时间。

    思考需要时间，没有时间就没有思考。一个爱思考的人，一旦有了空闲时间就会胡思乱想，这正是新科学、新技术形成的基础。牛顿在剑桥当教授助手，平平庸庸，为避瘟疫学校放两年长假，他在乡下完成了三项重大科研成果，到达了人生的顶峰。如果他不是无所事事在苹果树下闲坐，就没有机会让苹果砸到他的脑袋，激发他的灵感，并形成万有引力的思想。如果当时他忙着给果树喷药，一身汗，一身泥，一身药，就算苹果砸到脑袋，他也没有闲工夫思考万有引力。

    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大学愿意养一群闲人，一些待遇优厚的终身教授，既没有教学任务，又没有科研任务，想干啥就干啥，而这些人是闲不住的，总爱胡思乱想，许多诺贝尔奖就是这么想出来的。中国的学生被学业压得喘不过气来，只会被动思考，不会主动思考，成人后这些功能就会丢失；上班一族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无暇思考工作生活之外的问题；大学里的学者，老的精力不济，年轻的教学任务重，没有太多闲心搞科研，只是迫于职称晋升的压力，不能不搞点研究。但科研这东西就那么怪，你越想出成果，就越出不了成果。你叫他出多少篇论文，他可以写得出来，但轻飘飘没分量，不如不写。就像写文章，你叫他写材料，这是无话找话，写得很辛苦，还写得不好；若是他自己想写的文章，他会文思泉涌，滔滔不绝，妙笔生花。

    写作需要灵感，科研也需要灵感，灵感是不能派发的。前几年有人出于升职的需要，要求我为他写一篇论文，虽然是我的专业，但我一口回绝了，我没法写，没有兴趣、没有研究、没有灵感，怎么能写得出论文来呢？若应付了事，写一篇人云亦云、没有分量的论文，反而害了人家。当然，若给我出个题目，让我钻进去深入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产生灵感，倒可以写出一篇好论文。不是学者，领导却要求写论文，请人代笔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有的学者去抄别人的论文或观点，真是不可思议，拾人牙慧不觉得无聊么？万一别人说错了还得为别人背黑锅。

    中国的学生缺乏创造性，不在于中国的学生笨，而在于中国的学生作业多、考试多，为了追求分数，老师和家长把学生的所有时间都占领了，学生忙于应对，根本就没有时间自己思考一些问题，也没有时间接触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和事物，并产生思想火花，假以时日，学生也就不会思考了。解二元一次方程，解几遍就掌握方法了，不必为了追求滴水不漏、万无一失，而让学生解无数遍。这不是学知识，而是学技能，学的是计算技能，这种技能在工作中、生活中很少有机会派上用场。学习是这样的：学一遍是兴趣，学两遍是无奈，学三遍是反感，学四遍就想跳楼。当学生厌恶学习的时候，教育也就适得其反了。中国的分数教育、应试教育，若长此下去得不到解决，迟早会误国亡国。

    现在的学生似乎有永远听不完的课，有永远做不完的作业。初三学生可以从白天上课到晚上，一天上十节课，从周一上课到周六，每天晚上九点多回到家里，人已经很疲惫了，洗完澡之后还有当天的作业等着做，做完后已经十一点半了，有时十二点才能做完。到了星期天，也没有多少休息时间，有一堆作业等着完成，跟不上队的还要让家教来辅导2—4小时。真是小孩比大人辛苦，上学比上班辛苦。儿子多次在日记中发牢骚，埋怨人生苦海无边，没有乐趣，埋怨父母把他带到这个苦难的世界。哪天他从楼上跳下去，我也不会感到意外。这是当前我国教育的根本弊端，学习本来是件有趣的事情，我们的教育把有趣的事情变成了恐怖的事情，这样就没人愿意学习了。由外力强迫的学习，永远是学不好的。真正能成材的人，从来不是棍棒打出来的。

    我们读中学很轻松，上课基本都在上午，下午很少有课，没有家庭作业，家里也没有我们的书桌，老师布置的作业，都在下午的自习中完成了，下午差不多都是自习课，晚上也是自习时间，自愿来学校学习，不来也可以，自习时间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有的做作业，有的写“唐诗”，有的练书法，有的看小说。没有老师，但很安静。记得有一次晚自习，我设计了一个自动售水电路，丢入一分硬币，自动出水一担，当时我们那个边远的小县城比较落后，自来水没有接到每家每户，这样就可以在街头搞个自动售水站了。当然，设计的这个东西是否正确、合理，只有天知道，但这些由兴趣引发的活动，应比做作业更有价值。四年下来轻轻松松读完了初中和高中，中学的知识都掌握了。

    其实，中学那点知识，内容不多，也很简单，四年应该够了。现在要学六年，还得加班加点，很大程度是人为拉长的，何苦呢？把一本教材的水分挤干，没有多少干货。儿子小学五年级读完后，我在暑假辅导他预习六年级的数学，上午讲两三个小时，然后做作业，晚上自由玩耍，三四天一本书就学完了，学完后儿子说：“这么简单啊？”是的，一个学期的教学也可以浓缩到三四天。

    也许我是压缩得太短，但学校似乎又拉得太长，这样不仅是误人子弟，而且是误人性命，学习强度接近极限，身体也搞垮了，许多学生成了小胖墩，脂肪肝，血管硬化，中老年病都出来了，不单是营养多，而且是活动少，以前我们有很多时间打球，现在的学生运动时间很少了。少年的天性是好动，现在的学生个个都像佛那样打坐一天，能不胖吗？

    有时候很想指导小孩学点有用的东西，不搞那么多花拳绣腿、无效做功。比如，每天写一篇日记，每周写一篇文章，有空读读小说，看看报纸，这样几年下来写文章就得心应手了，语文也就学好了，知识也增加了，人品也高尚了。但学校安排得满满的，根本由不得家长发挥，你不按学校的路子走，考试升学都要吃亏。学生已被绑在了中考、高考的战车上了，一天到晚折腾那些卷子，填空题、语法题、拼音题、记忆题、解释题、文言题、古诗题，翻过来倒过去，没完没了，简直是玩文字游戏，到头来还是不会写文章，语文学了也白学。

    学语文不就是为了写文章、看文章么？安排学生多读多写就行了，别捣腾那些无关痛痒、无关宏旨的鸡毛蒜皮，那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当一个学生能写出文笔流畅的好文章时，那些鸡毛蒜皮的小知识就无师自通了。毛主席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语文学习可以说是“作文是个纲，纲举目张”，李白、杜甫、鲁迅、巴金、老舍、金庸和毛泽东都没捣腾过鸡毛蒜皮，照样写出传世之作。我们上学时也没有那么多鸡毛蒜皮，读书写作也能应付自如，没觉得少了点什么。

    当然，语文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进行人文教育、人品教育，即学做人，这也不是做鸡毛蒜皮的习题能解决的，通过老师的讲解和学生的阅读，才能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课外阅读文学作品，也能达到这个目的。

    拼音是永远也学不会的，没有一个人不读错常用汉字，没有一个人能给常用汉字正确注音，也没有一个人能分得清常用汉字是否卷舌，既然如此，拿这些东西来折磨学生干啥？教会拼音字母的读法和汉字的拼法，就可以了，不是很简单么？这是幼儿园的教学内容，中学生不必回锅再炒。我们上小学时只是生字有注音，一看就会拼，老师只考生字，不考拼音，到了中学就彻底与拼音拜拜了，参加工作后有钱买字典了，查字典时幼儿园的拼音知识才派上用场。拼音是帮助发音的工具，如果已经会说会读汉字，再掉过头来研究拼音字母是如何组合的，那就是本末倒置、吃饱太闲。

    有时看到一些试题，完全是老师挖空心思想出来折磨学生的。我儿子上初中后，政治几乎就没有及格过，差不多都是五十多分，有时候哀叹一代不如一代。有一次他辩解说现在时代不同了，政治很难，不信你试试。于是他就从试卷中找出一道选择题让我做，果然我做不出来，甚至我还看不明白题意。他拿去问家教，家教也做不出来。家教是华南理工大学的大三学生，成绩不错，还是学校学生会的干部。

    若反过来让学生变着法子出题为难老师，老师也会不及格。中学生辛辛苦苦读书，最后多门不及格，这对学生的打击是很大的，他们的自尊心会受到伤害，会认为自己太笨，不是读书的料，甚至导致对学习的放弃。我儿子所在的班，最少有一半学生是放弃学习的，上课讲话或睡觉，作业不做，来上学主要是为了应付家长，升中考试前夕有的干脆不来学校了。为什么？因为再用功也是多门不及格，而且这一半人是注定考不上高中的。

    总的感觉，现在初中的政治试题太深奥，太牛角，太离谱，超过了初中生的理解能力。这里说的不是课程深，而是试题深。政治课程再深也深不到哪里，并不需要太复杂的逻辑思维。以前我们读中学时上政治课，是放松大脑的好时机；读大学时上政治课，觉得比较有趣，若不是一边反对教条主义一边煞费苦心背教条，也不觉得苦。

    现在的中学教育是人为搞复杂了。不说别的，初中升高中填报志愿，也成了一门学问，填报志愿指导书像电话本一样厚，其中有许多奥妙，学生是搞不明白的了，家长能完全搞明白的也不多。学校为了让家长搞明白，专门安排时间给家长上课，结果还是搞不明白。以前我们升高中，根本就不是个问题，读完初中升高中，顺理成章，学生不用操心，家长也不用操心，老师给编一下班就成了。只有个别成绩极差的学生给剔除出去，他们早就不想读书了，没书读也无所谓。小小年纪出去做生意，有的还成了中国第一代富翁。

    在教学活动中，教是次要的，学是主要的，学生不学，怎么教也没用；学生想学，不用教也能学会。教是教路，学是学步。教路要简明扼要，学步要反复探索。光有教路，没有学步，许多东西是教不会的，英语教不会，作文教不会，数学教不会，打球教不会。因此，教路时间要短，学步时间要长。一天上十节课，这就叫本末倒置。如果不是迷恋演讲，最好不要在学生面前滔滔不绝，留点时间给学生思考，留点时间给学生练习。

    以前我们上大学时，学生自称是学校的五等公民，是最没地位的群体，地位比食堂的工作人员还低。其实，学生是一等公民，老师是二等公民，校长是三等公民。老师是为学生服务的，校长是为老师服务的，既然如此，就是主仆关系，主人比仆人重要；老师是工具，学生是玉器，玉器比工具重要，工具的价值体现在玉器上，体育教练最明白这个道理；校长是一个人，老师是一小撮，学生是一大群，人越多越重要；老师代表过去，学生代表未来，老师的成就在过去，学生的成就在未来，未来比过去重要，天大的事情，过去了就不重要了。

    在学生的家庭，从来都是儿女比父母重要，父母比老人重要，放大到整个社会，也应如此。若在家庭中父母认为自己最重要，儿女的教育往往就会放任不管，任其自生自灭，这样儿女成材就比较困难了，成材率也不高。比如不让有天赋的儿女上学，让他们帮助父母挣钱，这样儿女往往就被埋没了。因此，提倡老师尊重学生，校长尊重老师。形成这样的风气，才能培养出一流人才。一间工厂，谁都不重要，只有产品最重要；一间学校，谁都不重要，只有学生最重要，学生是经过学校深加工的产品。

    ⑱贴近客观实际。

    书本来源于实际，又脱离实际。读书太多，人就疏远实际，养成惰性，产生虚幻，回到人间就找不到北了。有个单位有三个研究生学历的职员，大家的评价是：其中两个适合读书，不适合工作。就是因为读书太多，读成书呆子了。虽然环境、单位、岗位和待遇都不错，还是觉得工作没意思，一个又去参加考试，到加拿大读书去了，不知能不能读一辈子书；另一个辞职另谋高就去了，到了新单位各方面还不如老单位。理想总是美好的，实际并不那么美好，这是必须接受和面对的。

    说个真实的笑话，八十年代初，中国见过计算机的人不多，我有机会在那时学计算机，主要学编程，也有机会上机操作，但上机操作课时不多，就几节课，计算机根本没摸熟。这门课我学得不错，编程序几乎无懈可击，毕业时拿到了99分。当时使用的电脑是全球销量第二的苹果电脑，从美国进口的，两万元一台，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万了，太贵重了，每次入机房，老师早已为我们开好机，下课后老师为我们关好机，老师怕我们把机器弄坏了，不允许乱摸。

    的确，计算机在当时太贵重、太尖端、太神秘了，以至于每次入机房我们就像朝圣一般，面对高智慧的机器，心中充满敬意和畏惧，不敢大声说话。有一次我们上机操作时，罗马尼亚有个国家领导人来访，还进入机房参观我们操作计算机，看起来个个学生都熟练掌握尖端技术。毕业后回到单位，发现有一台新买的IBM，我就想用一下，问题来了：不会开机。开得了主机开不了显示器，开得了显示器开不了主机，其实我根本就不知电脑有两个开关，摸了一会，又怕弄坏，只好败下阵来。当然是不敢问人的，太丢人了，街上也没有什么参考书。后来看到别人使用，偷偷瞄了一眼，才算学会。

    事情还没完，当时我想编个程序代替一项重要工作，实现自动化，搞完了总体设计，编写出框图，正想翻译成计算机语言，但想到老师没有教过我们如何安装，也不懂安装的键盘命令，就不想做下去了。那时没有视窗，没有鼠标，全靠键盘命令操作，一个命令不懂就走不通了，而且要一条条语句把程序输入计算机。其实，如果下决心做也不难，只要去请教当地大学计算机系的老师就可以了，怎么安装软件一点就通了。遇到一点小障碍就放弃，只说明自己找到了一个偷懒的理由。

    这项工作是单位的中心工作，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这项工作展开的，实现自动化意义重大。就工作而言是我的本职，我对工作流程和运作模式十分熟悉，在熟悉这项工作的同事中也只有我会编程，我不做就没人做了。不过，实现自动化就不是我的本职了，有专门的部门分管，而自动化工作站的人对这项工作不熟，根本不懂工作流程和运作模式，会编程序也做不来。工作虽然重要，对于我而言毕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当时上班忙于工作，下班忙于备考研究生，实在无法分身，但这是我在上大学时就产生的灵感和冲动，是一个深埋了几年的心愿，若放弃就会遗憾一辈子，最好的选择就是把未完成的工作移交给别人。

    于是我把总体设计方案和设计框图私下交给自动化工作站的一位工程师，让他完成翻译和安装工作，完成后向单位领导演示，领导眼睛一亮，如获至宝，因而这成了自动化工作站有史以来最值得炫耀的工作成绩。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向三省区一百多个单位的领导演示，引起轰动。虽然创造性的工作主要是我做的，但功劳反而成了别人的了，后来瞒着我上报科技奖，还获得了科技进步奖，他本人还立了功。当时我心里装着考研大目标，对这些鸡毛蒜皮的恩怨得失，根本就没往心里去，始终没对领导提起我的作用，与这位同事的交往也很正常，但人家拿你的东西去招摇，也有一丝不自在，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他帮我了却了一个心愿。

    由此可见，一个人光有理论，没有实践，是一事无成的，因为理论是脱离实际的。确切说，理论总有脱离实际的地方，一个地方卡住，就走不下去了，或者一步出错，全盘皆错。理论上的缺陷，需要在实践中弥补。别人毕业比我早一年，计算机的操作就基本搞通了，理论与实践均衡，是两条腿走路。不过，自动化工作站的工程技术人员，知识也过于单一，除了计算机之外，其他方面的知识懂得不多，限制了他们的发挥。

    一个学者也好，一个作家也罢，若没有生活阅历，远离客观实际，搞出来的东西往往是苍白无力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所以有分量，是因为经历了五年的环球考察，有血有肉，证据确凿，难以推翻。若达尔文泡在书斋里，不一定能形成进化的思想，即使能写《物种起源》，也会截然不同。相反，与达尔文齐名的牛顿、爱因斯坦，由于实践不多，他们的理论就显得漏洞百出。看完本书，你就不会认为我是信口雌黄了。

    有些相声、小品作者，写了一些反映演员生活的东西，离普罗大众的生活太远，虽然也能引发笑声，但难以引起共鸣。因为这些作者除了自己的演艺生活之外，远离工农的生活，写不出有血有肉，能引起共鸣的作品。北京大学有许多著名学者，王选的激光照排系统算得上学术最高成就之一，当时他也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助教，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程度是因为学校有一些排版、激光的设备给他捣腾。若只有书籍，可能捣腾不出什么来。最多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一些不成熟的见解和设计思路，若无人重视，无人接着研究，也就到此为止，不了了之。就像袁隆平发表的那篇学术论文一样，不仅无人重视，还被学术权威视为不懂杂交优势原理。他认准死理埋头苦干，结果成功了。

    由大量实践，归纳出一种思想，就是科学；由一种思想，派生出一套指导实践的方法，就是技术。可见，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都离不开客观实际。当然，书本也是来自实际的，也可以作为研究的资料，但属于间接的资料，带有主观色彩和错误成分。通过实践，归纳观点，可信度较高；通过搜集，印证观点，可信度不高。因为人喜欢搜集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往往视而不见。

    应该明白一个道理：读书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工作更能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但现在的社会，更重视的是知识而不是思维，是学历而不是能力，是文凭而不是经验，这就走到歧路上去了。袁隆平算得上是世界级的大科学家，他发现了同花授粉植物也有杂交优势的真理，并用大量的实践验证了他的理论，他不但是科学家，还是工程技术专家。没有袁隆平，也许中国会闹粮荒。取得这样的成就，不读点书肯定不行，但他的成就主要不是读书读出来的，而是在稻田里干出来的，他与中国农民的主要区别在于用脑种田。若说理论知识，当初搞水稻杂交时，他作为农校老师也许不如农大教授，但他潜心钻研、刻苦用脑几十年，这不是哪个教授能够相比的，更重要的是他亲近的是水稻，教授亲近的是书本，所以他成功了，知识也因此而大量增加，许多还是书上没有、自我创新的科学技术最前沿的新知识。

    伟人从来都是这么产生的，都是从实践中产生的，不可能从书堆里孵化出伟人。华人首富李嘉诚，也不是读书读出来的，而是在你死我活的商战中杀出来的。任何一所军校都培养不出将军来，将军是在战争中打出来的，至少也是在军队中“磨”出来的。

    一个在社会上工作的人，不缺乏实际，缺乏实际的是学校。学校里的学生，读书期间应多走出校门，到与本专业有关、沾边或无关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摸一摸，甚至逗留一段时间研究点东西，必然大有收获。学校也应多建立设备充足的实验室，这样不用走出校门就能与实际接触，这是书本不可代替的一种学习方式。大学老师是一支重要的科研力量，可惜与书本接触太多，与实际接触太少，限制了他们潜力的发挥，实验室的建立可以起到弥补作用。如果想出研究成果，也是应该多走出校门的。在这方面，似乎只有医科大学做得较好，老师经常深入临床，就可以多出研究成果，附属医院就是这些医科大学的实验室。因此，中国的医学科学，与世界的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不大，或说基本同步。遗憾的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非附属医院，医生科研热情不高，因为没有一个鼓励机制发挥激励作用。

    ⑲敢于破除迷信。

    有成就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发明家、企业家、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他们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他们有多么高超的智慧，而在于他们实实在在做了点什么。有一个迎合时代需要的事业，有一个中等以上的大脑，有一点意想不到的机遇，扎扎实实、百折不挠做工作，事情就成了。中国具有毛泽东那种潜质的人成千上万，只是毛泽东的机遇更好些罢了，几乎每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都给毛泽东碰上了，十月革命爆发、进入北大工作、中共建党、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战争、朱德率南昌起义残部投奔井冈山、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投奔井冈山、中央撤离上海迁移井冈山、国内军阀混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遵义会议、四方面军出走后重新归附、日本入侵、西安事变、二次大战、国民党腐败等都成了毛泽东的机遇，所以中国只有一人能够成为毛泽东。

    毛泽东若不进入北大管图书，也不会满腹经纶，博古通今，更没机会认识陈独秀、李大钊（北大图书馆主任），陈独秀、李大钊建党时也就不会想到他，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没有历史资料佐证。第五次反围剿，中央根据地是八万打五十万，让毛泽东来打，也不一定能打得赢，偏偏他下台了，被晾在了一边，红军打了败仗就想起了毛泽东，毛泽东因此得以成为全党、全军的事实领袖。毛泽东思想独立、个性刚强、为人一般，因而总是受到排挤打击，没有特殊情况不可能进入最高领导层。

    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是周恩来的下级，1928年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周恩来是中央的实际主持人，长征开始时周恩来是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遵义会议确定中央三人领导小组，周恩来的地位也高于毛泽东，周是老二，毛是老三。老三之所以能说了算，在于总书记张闻天打仗不在行，当时的唯一工作就是打仗，张闻天要更多地依赖毛泽东，而且也高度信任毛泽东；周恩来为人谦让，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也有责任，不便主张更多，也愿意让毛泽东在军事上发挥更多作用，加上长征中后期也病得奄奄一息了；党中央跟随红一方面军长征，这是毛泽东的部队，毛泽东是实力派，此时又得到全军将士的拥戴，说话也就掷地有声。中央撤离危险的上海投奔井冈山，还撤了毛泽东的职，这是恩将仇报，毛泽东还算组织纪律性强，不对中央搞小动作，这是相当不错的了。若是张国焘，说不定会带领人马把中央一锅端了。

    毛泽东的权威的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受到了挑战。会师时一方面军只剩下八九千人，四方面军仍有八万之众，人多枪多，兵强马壮，说话更有分量的应是张国焘。张国焘资格很老，人也能干，他的根据地也发展得不错，部队也打了不少漂亮的胜仗。现在人多枪多，说话当然要算数，问题是他长期远离中央，没机会参加遵义会议，中央三人小组没他的份，他在政治局内也是少数，加上有了说一不二的毛泽东，张国焘说话就不算数了，因此他以清算中央的错误路线为名，要重新改组中央。

    然而遵义会议已经清算了中央的错误，现在的中央领导核心是新的，当然遭到抵制，但周恩来还是把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给了他。他想要的是中央领导权，改组不成就另立中央，并企图以武力解决中央，这就成了中央的敌人，走向没落也就是必然的了。不过，若他真的下了决心，是能轻易解决中央的，只是处于犹豫之中没这么做。四方面军人多枪多，对革命贡献也大，而中央没有把更多的四方面军的人吸纳进来，这也是造成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能进入中央的，大多是留苏学生、中共元老和军队元老，工农出身和行伍出身的人是很难进入中央的，没文化，看不起，能打仗也不行。

    后来张国焘的部队脱离中央南下，还裹挟带走了一方面军的五军和三十二军，与川军作战损失重大，八万大军锐减一半，被迫北上与一方面军汇师，汇师后就一分为二，一部分与一、二方面军融为一体，成了延安红军的重要部分，另一部分组成西路军共两万一千人，由陈昌浩、徐向前带领西征，结果不敌马家军，全军覆没，陈昌浩、徐向前化装成乞丐才逃了回来，还有一些被打散的红军逃了回来，这些人和未西征的四方面军部队，后来成了刘邓大军的骨架。

    有人说是毛泽东有意乱指挥，目的是埋葬张国焘的这支部队。也许不至于如此，当时红军很弱小，一兵一卒都很珍贵。西路军有三个军，其中的第五军是一方面军的部队，也就是在井冈山就跟随毛泽东的部队。此时陈昌浩、徐向前已经绝对服从毛泽东的指挥，甚至到了盲从的地步，盲从的主要是陈昌浩，而不是徐向前，不过说了算的是陈昌浩，指挥明明不符战场情况也硬着头皮执行，为的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表忠心，这种超越时空的具体指挥是不妥的，应该是赋予战略任务后由他们相机行事。让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去西征，目的是开辟和扩大根据地，打通与苏联的地理联系，也许还有肢解和分散四方面军的意图，毕竟这支军队在红军中显得太强大，而且不太听话。

    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是有失误的，这种失误是怎么来的只有天知道，或许是心中有气，用心不够。原准备派两个军去支援，后来取消了，可能与不放心这支部队有关。红军西征失败，有一个被人忽视的重要原因，红军进入回民聚居地区，是被视为“侵略者”的，他们的抵抗是坚决顽强、全力以赴、视死如归的，这正是啃不动的原因所在。当然，西路军也不是吃素的，也消灭了两万多马家军，从兵力损失上看是半斤八两。其实，当初四方面军南下图川，也遭到川军的誓死抵抗，损失惨重，这也是因为侵入了别人的地盘，只是没人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罢了。同样道理，当初蒋介石入侵根据地，红军的抵抗也是坚决顽强的。

    到了延安后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毛泽东一一清算张国焘的罪状，他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最后只好去投靠蒋介石。陈昌浩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他选择了去苏联，这是更好的选择。这段历史是由毛泽东来写的，张国焘、陈昌浩没有申辩的机会，真相究竟如何世人不得而知，陈昌浩晚年曾对儿子说：从未收到张国焘指示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而见证人叶剑英则一口咬定有这封电报。有没有要武力解决中央的言行，至今各执一词，没有历史证据。

    无论如何，张国焘另立中央是事实，四方面军的将领，不认同毛泽东的权威，不服从中央的指挥，也是事实。一时不服毛泽东可以理解，另立中央和不听指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当然，四方面军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很大，延安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的骨干力量，相当部分来自四方面军。到了邓小平时代，军队领导层主要是从四方面军出来的人，当然也可以说是从刘邓大军出来的人。传奇将军许世友就是四方面军的军长，清算张国焘时差点给毛泽东杀了，康生向他宣布中央的处死决定时，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最后关头他要求见毛泽东，毛泽东见他是粗人才刀下留人，后来成为最忠于毛泽东的将军。

    蒋介石过于贪财腐败，过于迷信武力，不关心农民疾苦，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希望和平，他却要重燃战火，这就必然遭到人民的唾弃，这些失误都造就了毛泽东。

    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争论已久，至今仍然没有一个被普遍认可的答案。其实，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英雄是人民的一员，是人民的代表，是人民的化身。英雄是一己之力，人民是万众之躯，两种力量是不能相比的。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是毛泽东做的吗？当然不是，是无数共产党、解放军、民兵和革命群众合力做功的结果。在这些人中需要找一个喊口号的人，于是在人群中推举出毛泽东，毛泽东喊“一、二、三！”大家一使劲，一座大山被推翻了，于是毛泽东成为了英雄。在毛泽东之前喊口号的人，主要是力量不足时机未到，没能把大山推倒，但也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力量，这是推翻大山的必要过程，因而他们的口号也喊得不错。毛泽东之所以成功，是赶上了好机遇，也把握了好机遇，如此而已。

    人群中有会喊口号的，也有不会喊口号的，会喊口号的人很多，让毛泽东来喊那是他的机遇。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会不会在黑暗中摸索到永远？当然不会，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都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光明。一棵大树是推不倒的，能推倒的必然是腐朽了，朽木倾倒是必然的，只要有人轻轻一推。同样道理，蒋介石政权已经腐朽了，倾倒是必然的，只要有人轻轻一推。因此，谁来推，谁呼号，并不重要。

    在1927—1937年间，新生的蒋介石政权还没来得及腐败，或说腐败程度还不大，那是推不倒的，谁来推都推不倒。在1937—1945年间，那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时期，团结抗战是主题，这个时期的蒋介石政权也是推不倒的，谁来推都推不倒。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权已经腐败得够可以的了，共产党已有力量把它推倒，谁当领袖都可以带领共产党推翻蒋介石政权。同样道理，在抗日时期蒋介石政权也是消灭不了共产党的，西安事变的发生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共产党得以发展壮大。延安共产党是在抗日的旗帜之下，得以发展壮大的，而不是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发展起来的，历史赐予共产党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在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中，个人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无数微不足道的力量汇合之后，就形成了无坚不摧的洪流。有的人奉献智力，有的人奉献体力，有的人奉献财力，有的人奉献物力，还有的人奉献生命。毛泽东为革命献出了智慧，董存瑞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他们的奉献都很重要。毛泽东的智慧沉甸甸的，董存瑞的生命也是沉甸甸的。没有毛泽东的智慧，革命不会成功；没有董存瑞的生命，革命也不会成功。将军指挥得再好，也得有士兵冲上去拼刺刀啊。你说躲在后面指挥的将军重要，还是冲上去拼刺刀的士兵重要？况且指挥的是一个人，拼刺刀的是千百万人。当然，没有毛泽东的智慧，也会有周泽东的智慧；没有董存瑞的生命，也会有黄存瑞的生命。在革命中有无数人奉献了智慧，也有无数人奉献了生命，毛泽东、董存瑞是千千万万革命者中的一个。从这个意义上说，缺了谁都可以，缺了谁都不行。

    由此看来，一个人只是历史大潮中的一朵浪花，大潮掀起时最高处的那朵浪花是最耀眼的，这朵浪花既重要又不重要。当然，能人总是稀有动物，无论一个单位，一个政党，还是一个国家，能留下烙印、令人敬仰、让人缅怀的领导，永远都是极少数，但这是另一回事。能人当政，人民创造的历史更辉煌一些；凡人当权，人民创造的历史更平凡一些。无论辉煌历史，还是平凡历史，都是人民创造的历史。领袖可以放大历史的波澜，加快历史的进程，但放大和加快是通过人民来实现的。

    从能力上来讲，中共有许多杰出人才，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王明、博古、周恩来、张国焘、刘少奇、邓小平都才华盖世，但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个政党在成长过程中，出现错误、挫折是正常的事，没有一帆风顺，只有曲折前进。党的事业是接力跑，没有前任的铺垫，就没有后任的成功，成功是大家的，属于后行者，也属于先行者。当年的共产党领导层，是自然走到一起的，不是层层选拔上来的，居然有这么多杰出人才，这不是一种巧合，一方面说明每个人身边都有能人，另一方面说明每个人都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只要有中等以上智力，就已经具有成为伟人的潜质，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也能干一番大事。一个成功企业的管理层，人员潜质不会比当年的共产党高层差，只是舞台小些才华的施展受到限制，能力的提升也难以达到相应高度。若是全球性的成功企业，管理层的能力不会亚于当年的共产党，毕竟都是在各自领域取得登峰造极的成就。

    当领导的若是感叹“千军易得，一将难求”，那么只能证明自己还欠点火候，一方面说明眼力不够，不能慧眼识英才；另一方面说明不会用人，你不用他怎么能成材呢？孙权经常用书生去带兵打仗，屡战屡胜，这么用人在那个时代是出格的，说明他善于用人。将军主要是用谋略指挥打仗，而不是靠四肢发达、武功高强。刘备用诸葛亮带兵打仗，用的也是书生，出道之前他是乡村读书郎。

    毛泽东接班时虽然红军和党员大幅减少，但仍有十几万军队、四万多党员，还不算白手起家，若从建党时的53个党员开始就是领袖，毛泽东会更伟大一些。因此，毛泽东之前的共产党领袖，功劳也很大，不应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即使有的人以后脱离党、背叛党、反对党，也应肯定他们前期的工作。他们的反对无关痛痒，他们的建树举足轻重。对历史人物也好，对普通百姓也罢，不能简单用好人或坏人来评价，应是好在哪里，坏在何处；好有多少，坏有几何。对毛泽东我们是这么评价的，对其他党史人物为什么不能这么评价呢？一个企业发展得再大，最重要的人物往往是奠基人、创业者，而不是继承者、发扬者。第一个统治中国的清朝皇帝，没多少人知道是谁，人们只知道大清基业的奠基人是努尔哈赤。

    在中共的历史上，称得上奠基人的有几个：陈独秀、李大钊是党的奠基人，共产党是由他们两人筹建的。瞿秋白、周恩来是军队的奠基人——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发动秋收起义、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军队正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八七会议”的主持人是瞿秋白，会议精神主要体现了他的思想；具体组织、领导、指挥南昌起义的是周恩来，这次起义使中共拥有了第一支军队。南昌起义比“八七会议”早几天，但南昌起义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发动的。毛泽东是国家的奠基人。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提法：“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林彪贪天之功为己有，毛泽东缔造了解放军的一部分，但比南昌起义晚了十六天，因而只能算是后面加入的，要说缔造也说得过去，他参加了“八七会议”，也主张掌握枪杆子，会后中央派他去领导秋收起义，失败后由他收拾残部上井冈山，成了解放军起源的一个支流。扩大来说，“八七会议”的与会者和每个起义官兵都参与了缔造解放军，但只能把最主要的人物尊为奠基人。至于林彪只是指挥了一部分，四野是他指挥的，文革时期他主持解放军的工作，但不打仗谈不上指挥。这句话可能是林彪的人发明的，想树立林彪的威望却帮了倒忙，其作用是把林彪放在火炉上烧烤，许多将帅都不满意，连毛泽东也不满意，因为剥夺了毛泽东的指挥之功，毛泽东说：“亲自缔造就不能亲自指挥了？”

　　各行各业都需要有能挑大梁、干大事的毛泽东，也有许许多多的毛泽东。作为个人而言，有多大能耐就干多大事情，大材小用是浪费，小材大用是灾难，关键要正确评估自己。若真的有本事，不必等别人来发现你、重用你，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与其到别人的地盘往上爬，不如自己开拓一片空间再把它做大。若有真本事就能把它做大，若做不大只说明本事不够，不必怨天忧人，是自己眼高心大，看高了自己，看错了事业，要么去做小事，要么继续修炼自己。当然，打工也没什么不好，绝大多数人还是适合打工，即使是想当老板的人，打工也有好处，打工是为自己打事业基础，通过打工可以学会技术、学会管理、学会经营和认识市场，这样将来才能更好地建立和发展自己的事业，将军都是从士兵做起的。

　　人生目标不可预先确定，更不可确定太高的目标，因为成功需要太多的机遇，而机遇是天赐的。人应该有理想、有志向、有抱负，理想、志向和抱负可以指向某个方向，但你不能要求自己走到路的尽头。确定人生目标之后，若做不到会有失败感，达到了预定目标的80%也有挫折感，过高的目标还是导致人生失败的重要原因。史玉柱本来最有希望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后来失败了，原因是心大，一心想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导致操之过急，决策失误。林彪是中国最能打仗的将军，最后却摔死温都尔汗，原因也是心大，急于当国家主席，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反击，两人由战友变成了敌人，你来我往几个回合，就从天上掉下来了。假如比尔·盖茨一开始就以世界首富为人生目标，他就不会走得那么远了。对于工作而言，可以确定一些目标；对于人生而言，真正需要确定的，不是什么目标，而是走什么路，做什么事。

　　选择一个正在发展、增长迅速、未来看好的事业，埋头做工作，走到哪就到哪，才是人生最佳的选择。假如你选择的事业是一个开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爆炸增长，你的未来必定一片光明。毛泽东有幸遇到了这样的事业，比尔·盖茨也有幸遇到了这样的事业。他们都是不小心遇到了一个大事业，而不是主动选择了一个大事业。具有远大目光和雄才大略的人，在一项事业还未开始，就看到这个事业的未来，并主动筹划建立这样的事业，然后通过实践活动登上事业的顶峰，这才是真命天子。可惜的是，这不是凡人能做到的，只有神才具有这种超凡的能力。毛泽东和比尔·盖茨都属凡人，只不过是凡人中的高人罢了。

　　如果你有毛泽东那样的潜质，也可以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不必人人当主席，不必指挥千军万马打天下。管好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也不容易，也可以大有作为。开办一个几人的小公司，碰上了一点好机遇，十年、二十年后就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大企业。比尔·盖茨的微软，最初只是一个开办在车库里的两人小公司，二十年后一个老板成为世界首富，另一个老板排名也在前五名之内。在美国人的眼里，这比美国总统风光得多。让中国人来取舍，一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愿做世界首富，不愿做国家主席。美国网络搜索引擎公司Google，创业不足十年，就成为有能力挑战微软的大公司了，两个年轻的老板也成为了世界十大富豪。中国有些年轻的企业家，创业几年就成为身家二三十亿美元的富豪了，似乎是一夜之间暴发起来的。

　　时代造英雄，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英雄，价值取向、人生选择也不同，在革命时代去当革命家，在战争时代去当军事家，在经济时代去当企业家，在科学时代去当科学家，识时务者方为俊杰。在当今时代，若以毛泽东为榜样，立志成为毛泽东第二，这是时代错位，要么是你错失了过去的时代，要么是过去的时代错失了你。立志当大官，即使爬到了毛泽东的高位，也不可能成为毛泽东。中国大概有几百个皇帝，99%都被后人忘记了，有的皇帝连名字也没留下来。

　　在什么时代就有什么机会，每个人都有机会，只是机会大些还是机会小些；把握得好些还是把握得差些。在人的一生中会坐失无数机会，也可以说每天都坐失机会，只是有些机会擦肩而过，有些机会从未来过，人需要做的就是当重大机会来临时不要轻易错过，有些重大机会是隐性的，预感到要做某件事，其中就往往包含有重大机会。许多机会是身边的人给予的，人的一生就是身边那几个人给你饭吃，有的是赏赐一个饭碗给你，有的是给你提供一个重要的信息，有的是向你提出决定命运的建议，有的是你不可或缺的重要客户，有的是你赖以生存的外脑，有的是诚心诚意拥戴着你。因此，多些主动出击，多些结交朋友，多与朋友来往，善待有缘与你相遇的每一个人，是获得重要机会的途径。

　　话说回来，人生成功与否，主要不在于智慧、知识、人品、性格和机遇，而在于是否及时找到、建立和经营属于自己的事业，并全力以赴把它做成功。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别人的事业中工作，因而难以取得大的成功。当然，在别人的事业中也可以取得成功，但不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奋斗，还要看别人的脸色，一路走来如履薄冰，需要更多的运气，最终取得成功也是别人的成功，自己只是在别人的成功中分得一杯羹，也算是小成功罢。邓小平之所以三起三落，那是因为他从事的是别人的事业，当上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这个事业就变成他的事业了，或说是由他“控股”的事业；比尔·盖茨没经历过起落，因为微软是他的事业，或说是由他控股的事业。由此可见，从政的风险在于上司，命运更多地捏在上司的手里；从商的风险在于自己，命运更多地捏在自己的手里。邓小平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有领导的，比尔·盖茨的人生从来就没有领导，他拥有的最大财富是可以充分释放能量的自由空间。

　　不当官、不谋财的人，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学、艺术、音乐等领域也能成就一番事业，干的事情也可以影响世世代代，丝毫不亚于官员、商人的事业。世界正在由经济时代进入科技时代，二十一世纪是科技的世纪，领导世界科技新潮流的将是中国。在科技时代，任何一个工业企业，若不善于科技创新，必然走得不远，注定命短，只能在悲惨中死去。走得最远、发展最快、做得最大的企业，必然是那些善于科技创新的企业。在科技时代，任何一支军队，若不善于科技创新，包括战略创新、战术创新、技术创新和武器装备创新，那是难以打胜仗的，遇到强大的对手必败无疑。在当今时代，若有兴趣、有能力，不妨立志当科研人员，必有美好未来。有技术就能受重用，就能领高薪，就能吃干股，就能开公司，就能干大事业，何乐不为？

　　杰出科学家对人类的贡献，不亚于杰出政治家。政治家对社会的影响，空间宽广，时间短暂，一般只影响一个时代；科学家对社会的影响，空间狭窄，时间久远，一般能够影响世世代代。爱因斯坦说：“政治是一时的事，方程式才是永恒。”如果说政治家造福一方，那么科学家就是造福人类。在这一空间尺度上，科学家的影响又宽广于政治家。若是没有政治家，世界就没有秩序；若是没有科学家，人类只不过是动物。政治家与科学家还有一个很大不同，政治家中有坏人，科学家中无坏人。正因为如此，用“伟人”“伟大”来形容科学家，也不过分。袁隆平对中国乃至世界的贡献，比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最高统治者还要大。中国古代的许多皇帝，主要工作就是吃喝玩乐，治理国家算是业余生活，因此历史留名的人不多，大的朝代历经几十个皇帝，后人记得住的也就三两个，绝大多数中国人知道的中国皇帝不会超过十个。对那些有过杰出贡献的科学家，逝世之后搞个国葬什么的，也是很应该的，起码可以作为后人的典范。

　　社会对科学家是很敬仰的，对科学是很崇尚的。在中国做民意调查，最受人尊敬的职业，多少年来位居榜首的一直都是科学家。书店可以看到许多宣传、赞美科学家的书籍，很少看到赞美政治家的书籍，因而政治家爱出自传，自我赞美。最近克林顿出了《我的生活》，长达九百多页，看起来比砖头还厚。美国总统也就管管外交，国内的事管不了多少。一个和平年代的总统，成就再大也有限，经历再多也平凡，用不着用这么厚的书来记载自己的丰功伟绩和坎坷经历。二战总统罗斯福人生更坎坷、成就更彰显，但没有自传供世人研读。伟人从不写自传，写自传的从不是伟人。当然，也有一些伟人有自传传世，那是文人捉刀写出来的。《毛泽东自传》是外国的文人写出来的，如果毛泽东有兴趣、有精力、有时间写自传，毛泽东也就不是毛泽东了。科学家既无兴趣，也无必要写自传，似乎没见过哪个科学家有自传传世，因而科学家个个是伟人。

　　科学家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是无人能比的。久而久之，科学家就变成了神，缺点也就变成优点，小时候笨、顽皮、成绩差都成了优点。而科学也跟着变得高深莫测，普通百姓敬而远之，知识青年不敢高攀。一般人认为，要读完大学，打下了知识基础，然后再读硕士，最后再读博士，当然最好到科技发达的国家喝点洋墨水，才能到达科学技术的前沿，才有资格搞点科学研究，这样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是说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够得着科研的果子吗？“巨人肩膀”本来是牛顿的谦词，世人却当成了科学研究的前提。

　　这么一想，许多爱好科学、喜欢思考的人，就不敢真刀真枪搞科研了，因为到处都找不到巨人的肩膀，还没开始就被吓退了，甚至想都不敢想，敢想的也怕人家说他不知天高地厚。好不容易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风风火火搞科研，搞出来之后，却又得不到权威部门的认可，自己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你也不想一下，你是业余的，人家是专业的，能承认你的成果吗？承认了你不就等于砸了自己的饭碗吗？有成果也不能从你这里出来啊。所以，那些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人，那些批判爱因斯坦的人，不要把论文寄给什么权威部门，想办法发表出来，让世人评说。科学无权威，民间有真人。科学是创新，是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只要你确信这条路无人走过，那么在你面前就没有任何权威，只有绊脚石。既然爱迪生只读了三个月的小学就能搞出两千多项发明，你也要相信自己的努力一定会成功。

　　科学家不是培养出来的，也不是任命出来的，而是普罗大众对有重大科技贡献的人的尊称。他们做了一些自己喜欢做的平凡事情，别人和后人认为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于是就尊称他们为科学家。同时代的人认为科学家很平常，后人认为科学家很伟大。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但往往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伟大。不过，在科学家中，有一些能经历时间的考验，一直伟大，直到永远；有一些不能经历时间的考验，一时伟大，不会永远。但再伟大的科学家都会犯错误，这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也不是每个人都相信的。有时揭一下科学家的小伤巴，也许对科学的发展更有好处。

　　中国人对诺贝尔奖获得者佩服得五体投地，完全没必要，应该尊重他们的智慧、劳动和成就，但不应盲目崇拜。DNA结构的发现被誉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科学成就，但这项工作并不见得很复杂，当时人类已经认识到基因就存在于细胞核的DNA分子上，也知道DNA是由四种脱氧核苷酸分子连接而成的长链，还知道脱氧核苷酸分子由戊糖、磷酸和碱基组成，碱基有A、T、G、C四种。

　　许多科学家都在对其立体结构进行研究，当时两位没有名气的学者沃森和克里克，看到并分析了在伦敦大学工作的富兰克林所作的DNA分子X射线衍射图，他们就认为DNA分子应是螺旋形的，然后他们就用金属材料制作双螺旋和三螺旋模型，用四种金属材料代表四种碱基，拼接它们的配对关系。最终得出了符合逻辑的研究成果：认定了DNA分子是双螺旋结构，认定了两条链的碱基之间是配成对的，认定了四种碱基之间的配对关系，也就是A配T，G配C——不过，这也有奥地利生物化学家查哥夫的功劳，他发现A与T是数量相等的，G与C是数量相等的，并在访问剑桥大学时，把这一重要信息传递给沃森与克里克，于是他们就认为数量相等的碱基存在配对关系。

　　然后把文章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全文不足一千字，这一研究成果也只是推测和假说，由于从道理上能讲得通，人类就接受了，于是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同时获奖的还有威尔金斯，因为他在学术会议上展示了富兰克林所作的DNA分子X射线衍射幻灯片，激起了沃森的研究兴趣。另外，在富兰克林的DNA分子X射线衍射图之前，他也与富兰克林一起测定过DNA分子的X射线衍射。

　　可见，DNA分子结构的发现，是众多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对于每一个科学家而言，自己的那一部分工作不算太复杂。这仅是DNA分子外观的、粗放的、大体的结构。更深层、更具体的结构，则是基因组序列，即DNA分子中的核苷酸（或说碱基）序列，测序工作已由世界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共同完成了。

　　DNA分子的结构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工作机制、化学机制。就像发现了人的心脏结构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心脏的工作机制。肝脏的工作机制就更复杂了，这是一座复杂的化学工厂，人类了解不多。现在DNA的工作机制、化学机制已被解开了一些，是哪些科学家做了这些重要工作，无人知道，这些无名英雄更没获得诺贝尔奖。

　　因此，既不要把科学看得太深奥，也不要把科学家看得太神秘。DNA分子双螺旋模型的建立，主要是开了一个好头，为分子遗传学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是不小心踢开了一扇门，别人进去后发现里面有一个神奇的世界。

　　一个人有一个会思考的大脑，就可以搞科学研究；有中小学文化，就可以搞重大科学研究；有大学文化，就有足够的实力挑战任何科学问题，无需别人带着蹒跚学步。世界出现大学之前，有许许多多杰出的科学家，他们连中学生都不是，祖冲之、李时珍、张衡都没读过中学。牛顿没读过研究生，爱因斯坦也没读过研究生，达尔文也没读过研究生，况且还是神学专业的毕业生。当上博导的教授，有过辉煌，那是过去，现在大多年事已高，知识老化，无力冲击科技高峰，对所带的研究生，可在较短的时间内，教会科研方法，指明科研方向，就可以放手让他们冲锋陷阵，这样才能指望有人能登上科学技术的高峰。导师带着冲锋，上到半山，学生没累，导师累了，如何上得了山顶？如果有学生认为自己能超越导师，单枪匹马上山，那还不错。然而，极少有学生敢这么想，有此心也无此胆。

　　学生崇拜导师，无碍大局；病人崇拜医生，问题就大了。因为不是每个医生的诊断和治疗都是准确的、必要的、妥当的，即使是有一堆头衔的医生，最好多长一个心眼，如果对医生信任过了头，花钱多，死得快。

　　据我所知，癌症病人往往是过度治疗致死的。过度放疗、化疗之后，免疫力被摧毁了，正常的组织、器官和系统被摧残了，接着引起并发症就死亡了。癌虽是不治之症，但对医生的基本要求是延长病人生命，延长一年、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是有可能的。如果经治疗之后反而死得更快，这样的医生无异于谋财害命。对抗疾病，人的免疫力应起主要作用，药物应起次要作用，若免疫力压不住疾病，才需要药物助一臂之力；若免疫力消失了，就是吃了仙丹也没用。如果主次颠倒，以次压主，就是本末倒置了。

　　广州有一家有名的大医院，是全国医院的学习榜样，据说医德医风特别好，我感觉是有好有坏，好在有些医护人员很热情，医生不收红包，在这方面是比其他医院做得好些。不过，也有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黑幕。

　　一大怪事：水平最差的医生偏偏是名气最大的医生。这位医生是该院唯一的“全国名老中医”，这是一种头衔，十分稀有，比院士少多了，在广州这样的城市还没发现有第二个，因此前些年照片是挂在第一位的，是医院重点宣传推介的对象，她是乳腺专科的主任医生，还有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头衔，如全国中医乳腺病医疗中心主任，全国中医乳腺病医疗中心网络协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外科学会乳腺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州××大学主任导师，广东省××医院主任导师，两次荣获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称号。看了这些介绍，足以令人昏眩。

　　正因为对她崇拜，四年前我太太乳房长了一个花生米大的包块，就挂她的号做检查，她做了触摸、穿刺和高频X光三项检查，折腾几天，花了几百块，她大笔一挥下了结论：良性肿瘤。当她的助手问她时，她还说了一句令我们印象深刻的话：“绝对是良性。”于是松了一口气，打算先尝试一些保守疗法，不行再手术切除，还没找到治疗方法，肿瘤就疯长起来了，三个月就长到小鸡蛋那么大了，早期乳腺癌被拖成了中晚期乳腺癌。

　　此前十年，由于我太太乳腺增生较重，意识到她是高危人群，要重点防备乳腺癌，也在第一时间发现了肿块，人算不如天算，偏偏碰上滥竽充数的庸医，不能不认命。乐师可以滥竽，医生若是滥竽，就成屠夫了。与其说是失职，不如说是犯罪。

　　医生总有误诊误治的时候，不能因为一时失误就把医生一棍打死，但她不是一时失误，而是缺乏常识。我可以肯定地说，她是个不称职的医生，而且是不懂医学常识的医生。她在诊断上的处置，几乎没有一项是正确的。医生从来不说“绝对”，她张口就来；高频X光检查完全没必要，摸到了肿块再照高频X光就是多余，唯一作用是让人病人多花三百多块钱，对身体也有伤害；穿刺检查在医学上有争议，因为可以把癌细胞释放到血液中，向远方转移。后来我咨询了在这家医院当医生的朋友，才知道该院的医生对她评价不高，有人说她连片都不会看，外科主任私下对她的评价一针见血：“流野（广州话假货）”。我太太进入癌症病人的圈子后，有不少病友在骂她，也是给她误诊误治了。鉴于此，估计她没有受过正规培训，就靠几个“祖传秘方”和某种特殊关系混饭吃。

　　当时有许多年轻的女性病人听信医院的宣传，排着长队找她看病，大多是检查乳房肿物，不知害了多少人。病人到了她那里，不论有无必要，大多安排做高频X光检查，有创收之嫌。遇到乳腺增生病人，她开出的处方大多是她自己“研制”的一种中成药，我太太曾提回来几大塑料袋，吃完后没有任何效果。乳腺增生属疑难杂症，患病率较高，中医西医都感到棘手，若吃点药就能消失，这种药早就在全世界火起来了，还用得着自己开处方强卖给病人？

    在国有大医院中，医生为病人开出自己生产的药，这恐怕是风景独有，给人的感觉与众不同，似乎她是国有医院中的个体户。本院知情人士说，她开出的这些药不是一个人独吞的，后面还有受益人。据说她原在外省某个小城行医，作为人才调进来的，事有凑巧，我们两口子在那个城市工作多年，从未听说有这么一个名医，在广州她的大名却是如雷贯耳。名气来自医院的宣传，名气也来自媒体的采访，采访多了名气就有了，至于为什么记者老去采访她，要么是医院介绍去的，要么是她与记者有特殊关系。无论在哪里，有本事的人靠本事吃饭，没本事的人靠关系吃饭。

　　一个全国学习的榜样医院，为了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重用缺乏医学常识的庸医，造成失职，误杀病人，病人连一声道歉也讨不到，更别说追究庸医的责任了。乳腺癌是妇女发病率最高的癌症，这个庸医却是这家医院接诊和治疗乳腺癌的门户，每天川流不息的病人由她决定生死，这是令人恐怖的。在中医里是没有癌这个概念的，癌这个词是从西医借来的，若不是专攻癌症的中医，是不宜诊断和治疗癌症的，让中医来诊断癌症最容易误诊。若全国医院都把这招学回去，来钱多，贪官多，死人也多。你要贪就贪吧，你要黑就黑吧，但你不能拿病人的生命作为代价。骗点钱可以容忍，骗了命不可容忍。我太太转移后第一年的医疗费用就是二十多万，有医保也保不了什么，90%是个人看数，随后每年的药费仍高达七八万，100%个人看数，这还是在病情稳定情况下的维持费用，那点家财三下两除二就被洗空了，小康之家变成赤贫之家。沦为贫下中农还是小事，要命的是被现代医学宣判了死刑，这意味着进入了等死状态，吃什么都不香了，多彩世界变成灰暗世界，活着也是行尸走肉。

　　医务人员也有被误导的，在深圳一家医院当副主任医生的一个乳腺癌患者，已经转移到骨了，手术刀口也长出了癌，广州的权威医院也控制不住病情，就打算专程来找这位“导师”看病，动身前打电话向我打听这位“导师”的情况，我告诉她“流野”。后来用了我介绍的一种中药，效果还不错，用她的话来说是“用药半个月就看到肿瘤在缩小。”现在一年多过去了，在各种药物的共同作用下，病情控制得很好。当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这是歪打正着撞上的。每一种获得国家准字号的抗癌中药，或病人口碑较好的中药，也许对百分之一或百分之几的癌症病人有特效，被她碰上了，算她好运。

　　现在连我也可以教这位“导师”几招了：未做切片检查，不要妄下“良性”结论；发现肿块，能手术的立即安排手术，割下来送病理科检查，在手术台上等待检查结果，再作进一步处置。按这样的模式做，不会有差错，不会误人性命。

　　这样滥竽充数的技术权威，应该还是少数，但不可否认，有一些权威是熬出来的，是吹出来的，是买出来的。有什么内幕，人们只能猜测，上当受骗，吃亏的还是自己。有些医生很善于宣传自己，时不时在重要媒体上露露脸，发表一些从医书上搬来的高论，或让记者吹捧一下医术高超，别人就以为是华佗再世了。

　　有一次我太太舌头中部长了一个米粒大的东西，带她去广州的一家大医院口腔科看病，从照片和简介上认准了三个副主任以上的医生，他们都是技术权威，有的是留美归来，有的拥有博士头衔，有的是省口腔协会的副会长。其中一个主任看了之后，觉得问题严重，认为是肿瘤，不能肯定是良性还是恶性，建议手术治疗，把舌头表面一层削掉。太恐怖了，不能接受。几天后来找第二个主任，他认为是小菜一碟，涂点紫药水就行了。涂了一个星期紫药水，实际上是吃了一个星期紫药水，未见任何好转。只好来找第三个主任，他看了之后，觉得问题不大不小，只是真菌感染，开了两盒克菌定片和两瓶漱口水，两个星期后就完全好了。一粒米大的病，眼见功夫，居然找了三个主任才能解决。看来无论在什么层次的人中，都有上中下，可谓三人行方有我师。

　　有些医生喜欢切割病人，动辄要给你做手术。我儿子五六岁时容易感冒发烧，每年也就一两次吧，有一次到广州一家大医院看病时，医生安排做了一系列检查，结论是腺样体肥大，导致抵抗力低下，必须手术摘除，让我感到吃惊、犹豫和无奈。我问医生：“这么小就做手术，有什么风险啊？”医生回答：“也没什么风险，就是打了麻药之后，有时就醒不过来了。”听罢大惊失色，是否手术拿不定主意。上班时与办公桌对面的同事说起此事，没想到问对了人，他太太是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他本人在第一军医大学当过英文老师。他马上对我说：“这家医院水平不行，我带你去南方医院看看再说。”他给我找了一个女教授，看完检查资料后说：“没必要做手术，是我儿子我也不让他做，到十二、三岁腺样体就自己萎缩了。”因此我儿子得以逃过一劫。

    还有一次，我太太去广州一家大医院做肿瘤例行检查，发现甲状腺增大，医生怀疑是恶性肿瘤，二话不说就安排住院手术。我拿着CT片去找一位给我太太治过病的医生，她看过片之后说：“没必要手术，先观察一段时间。”让我深感震惊，庆幸有高人指点。再找另外一个给我太太治过病的医生，她也说没必要手术。经一番思考，我才想明白其中道理：乳腺癌病人很少转移到甲状腺，甲状腺肿大多属良性，即使是恶性肿瘤，对于已经转移的病人来说，也只是多了一个病灶，如果没有大的妨碍，没必要手术，至少可以观察一段时间。于是，在住院一个多小时后，立即办理出院，逃离了医院，也逃过了一劫。不仅节省了一万多元，还保住了身体，她是做过三次手术的人，再挨一刀肯定大伤元气。两三个月后，也许是那些抗癌药发挥了作用，病灶萎缩了，吞东西时喉部有东西堵塞的感觉也消失了。

　　医生也有很多杰出的，不过名气大的，往往是帽子大脑袋小，倒是那些内部评价较高，病人口碑较好的中年医生很管用，因为他们知识较新，乐于学习，能跟得上时代，而且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一些年轻医生，也有高人。我儿子小时候每次发烧都照例去大医院找主任、教授，往往要去两三次，花几百块钱，才能解决问题。有一次打了几天针，烧也不退，我忍不住问医生，这么小的病怎么这么难治，医生说病毒感染需要一个过程，起码一个星期。有一次在晚上发烧，我只好送另一家医院的急诊，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医生接诊，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开了三十多块钱的内服药，就把我们打发了，不料第二天病居然好了。以后每次发烧，只要医生确诊没有其它问题，我都要求开这三种药，次次灵验。有一次大年三十的前一天，烧到四十多度，他怕耽误年三十的玩耍，大叫快送他到医院，结果被怀疑非典，送到了发热门诊，一番检查排除后才被释放出来，开了这三种特效药就回家了，第二天早上天一亮就活蹦乱跳去他的小人世界过大年了。

　　以前我自己或带亲友去医院看病，都想找一个好医生，药到病除。为此，要么找头衔高的，找主任、教授、导师之类；要么让医院内的朋友介绍，介绍技术高超的。去医院多了之后，现在也找到窍门了，到门诊去看一看行情，门前有病人排长龙等待看病的，这个医生一定技术高超，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老是少，不管头衔是高是低，前提是这个医生没经过医院或媒体的宣传拔高。这与吃饭的道理是相通的，想找好餐馆就到人多的地方去。不过，若是小病小痛，找一般的医生看就行了，不必兴师动众，只是有些小毛病暗示着大问题。

　　学生不应崇拜老师，老师应当尊重学生。在西方国家，师和关系是平等的，老师说错了话，学生就会站起来反驳。学生尊重老师，但不崇拜老师。这为学生超越老师奠定了思想基础，这是培养创造型人才所必须的。当学生取得了成就，老师在欣慰之余，要恰当评估自己所起的作用。你培育过他，培过土，浇过水，施过肥，但长成参天大树，主要是靠他汲取大地的营养，他自己的努力才是主要的。王军霞能成为世界冠军，当然离不开马俊仁，他付出了智慧和心血，但主要功劳还是属于王军霞，每天一个马拉松，一跑七八年，不知流过多少汗水，马俊仁只不过骑辆摩托车在后面跟着。因此，人家奖给王军霞一辆奔驰，还是不要为她保管为好，让她也知道坐奔驰比跑马拉松舒服。也不要认为人家坐了奔驰就不想跑步了，她还想买一座别墅呢。NBA球员个个有名车，球还是照样打。

　　话说回来，马俊仁是一个有个性、有本事、有成就的人，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喜欢他。当有人因为他不是科班出身，质疑他的教练身份时，他说了一句名言：“世界上第一个大学生的老师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他带领马家军打遍天下无敌手，获得了无数荣誉，但他的性格太倔强了，许多人容不下他。树大招风，招来了小人的攻击和打击，还招来了马家军的“兵变”。他崩溃了，因“精神分裂症”被送进了医院，现在思维正常，但锐气没了，壮志没了，已是英雄暮年，看来他的内心世界还是懦弱的。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要敢于笑傲天下小人骂。小人可以把你说得一无是处，但小人永远也飞不起来，更不可能飞到你所到达的高度。

　　同样道理，杨钰莹甜歌唱得好，离不开吴颂今的发现、培养和推荐，但演艺的长进主要还是靠杨钰莹自己的努力。两人只是师生关系，老师可以收培训费，不宜拿演唱提成，成才后和谁签约是她的权利。如果老师兼做经纪人，必须是做成买卖拿提成，拉成了一笔广告，销售了一次演唱，可以按合同约定比例拿提成。千错万错，错在当初不收培训费，如果学生拿不出钱，可以订个还款合同，不成名一笔勾销，若成名奉还若干，不就解决了？中国受几千年师道尊严的影响，师傅往往把徒弟当成私有财产，而徒弟并不认为自己属于谁，师生恩怨由此而生，并常常闹翻。师徒关系，若是徒弟交了钱的，双方就是公平买卖，谁也不欠谁；师生关系，若是学生交了学费的，双方也是公平买卖，谁也不欠谁。学生经常是幼稚的，也往往不会知恩图报，作为老师没必要与自己的学生一般见识。

　　老师对学生，要像父母对儿女：望子成龙，不图回报。当学生取得了成就，可以自豪地说：我曾经培养过他。自己因此感到欣慰，就是最大的回馈。有儿女考上大学的中国农民，都是这么乐一辈子的，足以添寿十年。中国农民身上的许多优点，是值得世人学习的，他们纯朴热情、吃苦耐劳、容易满足、不懂势利。

　　5.科技思维的开发

　　中国的优势是什么？标准的答案是“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但摊到每个人头上，地也不大，物也不博；悠久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也显得落后了。其实，中国真正的优势是人口，不仅是世界之最，而且鹤立鸡群，“人多力量大”是毛主席说的，搞计划生育后不提了，但这却是真理。

　　有什么优势就大力开发什么，这样才会事半功倍，迅速发展。既然我们有人的优势，就开发人好了，十三亿人口是最值得开发的资源，人最值得开发的部位不是四肢，而是大脑，把十三亿颗大脑都充分开发出来，那么国家就会富强，世界就会颤抖。中国人口是美国的五倍，美国有一个爱因斯坦，中国应该有五个；美国出一个比尔·盖茨，中国应该出五个。然而，一百年来，世界共有475个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其中美国占了将近一半，中国无一人获奖，主要原因是科技思维开发不够。

　　①普及、优化、理顺大中小学教育。

　　教育是科研的基础，最起码要识字，才能搞点研究，当然受过高等教育更好。美国科技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教育基础好，教育被称为美国的宗教，全国有35000所大学，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上大学，今天有5600万美国人在各种学校和大学接受教育。中国改革开放后大学教育有了飞速发展，现在每年有两三百万人进入大学学习，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但还远远不够，大学入学率只占18%左右。

　　大学教育是应该普及的，这个过程也不需要50年，只要解放思想，两三年就可普及大学教育。不妨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办学，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团体和个人的力量，全面放开，想办就办，不要怕文凭贬值，不要怕质量下降。

　　我们不能把高等教育看得太复杂，太深奥，太高不可攀，太不可企及。科研是复杂的，教育是简单的，传授知识而已，把自己肚子里的东西倒出来给别人，如此而已，教小学与教大学，只是内容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办大学也是简单的，只要有教师、有教材、有教室就可以办大学。即使只有一个教师、一套教材、一间教室，也可以办一所麻雀大学。不是有大学自学考试吗？既然自学也可以完成大学的课程，那么有一个老师教就更可以完成大学课程了，只要这个老师读过大学就可以，或者自学过大学课程就可以。

　　不要规定什么学历才可以当什么老师，北大、清华有不少老教授，只是中学毕业生，当大学教授游刃有余，还成为大师级的人物，因为解放前的北大、清华不拘一格降人才。某大学有个英语副教授，被查出文凭是假的，处理时出现了难题，因为他的教学非常受欢迎，学生坚决不同意解聘他，学生认为他才是真的，那些有文凭的才是假的。是啊，能力就摆在这里，要能力还是要文凭？当然是要能力了，不过这样就违反规定了，谁也担当不起，这只能说明有关规定错了。多数文件都是一个人起草的，然后由一两个领导审阅，就下发全世界执行了。闭门造车难免有错，错了就会造成损失，也不好再改，只能硬着头皮执行。因此，学校的事最好让学校自己决定，他们最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这次做错了，下次就可以改。

　　文凭本来就不值钱，之所以有文凭贬值的说法，是有文凭的人占有更多社会特权、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之后，不希望别人拥有文凭。孔子培养了许多有作为的弟子，这些弟子并没有文凭。有了“麻雀”大学之后，粗糙文凭满天飞，会使什么文凭贬值？北大、清华的精美文凭不会贬值，其它正规大学的文凭也不会贬值；“麻雀”大学的粗糙文凭，也没有贬值，毕竟是从无到有，有总比没有好。“麻雀”大学的教育，教总比不教强，这就够了。

　　“麻雀”大学的教育质量，可由市场来认定，优胜劣汰，无需人为限制。在一些边远贫困地区，有一些“麻雀”小学，一个只读过小学的老师，教三五个学生，有没有必要担心小学文凭贬值和教育质量下降而取缔？当然没必要。在战争年代，解放军官兵都是这么学文化的，这批人解放后成了民族复兴的骨干力量。大学教育也同样道理，找不到工作或有志于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可以办个麻雀大学，招三五个或三五十个学生，把大学学到的知识传授给他们，毕业后发给大学文凭。这样，文凭价值不太高，教育质量也不太高，但当一个社会没有足够正规大学的时候，这不失为实施高等教育的一个好办法，学生过了一遍之后，自信心有了，文化素质提高了，没有什么不好。

　　在美国著名大学也是少数，多数都是不知名的“村镇”大学，美国一个州比中国的一个省要小，平均每个州有700所大学，平均每七八千人就有一所大学，若按中国的标准，许多就是麻雀大学。美国都不嫌弃麻雀大学，中国就更不应嫌弃麻雀大学了。

　　在许许多多麻雀大学中，必然会有一些发展起来，成为未来的著名大学。现在的北大、清华也是从学堂发展起来的，刚办学时甚至连大学也不是，是从低到高、从小到大慢慢发展起来的。中国乃至世界的许多著名企业，也是从小作坊发展起来的。只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学校、企业、政党，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办大学与办企业，道理是相通的，没必要一开始就是巨无霸。门坎太高、起点太高、规模太大就会造成许多限制，数量就会少很多。中国的企业可能有几百万家，若家家都要像宝钢那样，全国最多只有几百家企业。现在大学就是这种情况，本来应该有几万所，现在大概只有一千多所，挤破头就是必然的了，在这种状况之下，不可能搞素质教育。

　　麻雀大学增多的另外一个好处是降低上学成本。现在上大学的费用，对于城里人是重负，对于农村人是巨债。一个人考上了大学，全家就四处举债，衣食无着，这是教育致贫；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这是教育赌博。欠下巨债类同赌博，指望儿女毕业后找份工作挣钱还债，找不到工作或找不到高收入的工作，就得穷十几年了，这就等于把全家的幸福赌输了。大学多了之后，供求平衡，不再是垄断生意，费用自然会降下来，比中学略高是合理价位。

　　当然，粗糙文凭满天飞，会使所有的大学文凭都失去昔日的光环，这是恢复了文凭的本来面目，正是社会所需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摧毁应试教育和分数教育，促使社会由重视文凭转向重视能力。这样，中国失去的只是虚无缥缈、无中生有的文凭光环，获得的却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

　　麻雀大学满天飞之后，作为学生也可以不读书就去村里的大学拿一个徒有虚名的文凭，但没有任何使用价值，因为社会重视的是能力，不真正学点东西能力是不会提高的。有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开口讲几句话就知道了，不会谋到好职业。客观世界承认的也是能力，拿到一个假的农大毕业文凭，回家种田绝不会多打粮食。

　　另一个途径是社会办学力量与正规大学相结合，合办电视大学、网络大学，正规大学提供电视教育、网上教育，地方办学力量提供场地，组织上课、作业、考试和行政管理。让各种各样的大学遍布县城、乡镇和村寨。这样，两三年之内高等教育就基本普及了。几年后适龄青年都受过大学教育，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就提高了一个档次。

　　社会力量办的大学，只需备案，不宜审批，一审批就没人去走这个复杂程序了，钱权交易就滋生了。反腐的根本在于削权，而不在于杀头。腐败之所以增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平添了许多莫须有的审批权，许多部门都在揽权，有权之后就管卡压拖，从而达到换取利益的目的，为个人或小集体谋私利，把这些权力收回，就没有腐败了。办一件事要盖几十个公章，能不腐败么？要解决公车私用问题，是尽量收回不必要的公车；要解决公权私用问题，是尽量收回不必要的公权。这样，经济的发展就少了一些阻力，社会环境就多了一些宽松。改革开放的真谛在于“放得开”，部门太多，权力太多，就会统得过死，改革开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为人民服务不需要太多权力，权力太多，主人就反过来为仆人服务了。

　　现在许多大学生毕业就面临失业，政府单位、事业单位、企业单位都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拥有大学文凭的下岗职工也不少，为什么不能发挥他们的特长，放开他们的手脚，让他们去办教育呢？一方面能解决就业问题，另一方面能解决教育问题，利国利民，何乐不为？还是思想不够解放，人为设置的障碍太多。供需双方，希望结合，结合不到一块，就是因为有障碍。条条多，框框多，规定多，活水就会变成死水，活人就会变成死人。

　　当社会缺少某种商品时，不应规定谁可以生产，谁不可以生产，人人都可以生产，只要能卖得动就行。假冒伪劣当然应由政府认定、追究、打击，不过若是正常的质量优劣，应由市场去认定、选择、淘汰。教育也应如此，不应阻碍人家办教育，不应审查人家的资格，不应认定人家的质量，不应取缔人家的学校。除非是以办学为名行诈骗之实，否则不宜干预太多。

　　请个家教回家辅导小孩，要不要教育部门来认定教学质量呢？当然不要，私立学校的教育也同理。现在城里的学生有50%上不了高中，别说是大学了，如果有人要办高中，没有什么不好。如果我的儿子考不上高中，我很愿意送他到私立高中；如果我的儿子考不上大学，我很愿意找一个私立大学教育他，找不到这样的大学，我也愿意让他到一个较优秀的大学毕业生那里上“私塾”，或者送到单科“私塾”那里有选择性地学十几门，当然能到电视大学、网络大学系统学几年就更好了，不管文凭硬不硬，不管文凭有没有，让他经历高等教育的过程就好。

　　作为教育，大锅饭有大锅饭的优势，开小灶有开小灶的优势。一对一的教育，学生不走神，听得进，针对性强，进度较快，学生理解的一带而过，不理解的耐心讲解，学生不懂随时可以提问,教学双方互动较多。我儿子数学一直不理想，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二，无论测验还是考试，似乎从来没有及格过，经常是三四十分。小学数学老师见到我就说：“你的儿子我没办法了，我投降。”小学毕业考试数学是全年级的倒数几名。我去学校了解原因时，副校长把他的试卷翻出来，边看边摇头，面对满目疮痍的卷子，难以置信，心痛不已。初二年终考试得39分，况且还是120分的考试。

　　我对他是彻底失望，完全放弃了，但我太太不肯放弃，升初三前的暑假，她请了一个大二学生来辅导，每天两小时，一个月内把初一、初二的数学重新学了一遍，学完后家教告诉我：“你儿子的水平可以达到八十多分了。”我觉得他在吹牛。没想到，开学后儿子告诉我：“现在数学课和数学作业都懂了。”与我讨论数学问题，我发现他大有长进，测验成绩也大幅提高，三次测验都得了八十多分，而且是百分制的考试。数学老师和班主任都在家长会上表扬他进步大，而且只表扬他一个人。一个初三学生数学能考八十多分，小学数学应该不成问题了。既然数学都能学得好，其它学科就更不在话下了。似乎他学了八年数学，都不如这一个月学得多。这说明家教的重要作用。

　　重要的也许不是家教的教学水平，而是有一个年龄相当的人，陪学生从头到尾走一回，这样他就不会偷懒，不懂也有人问。在教学过程中，家教有时炫耀一下自己曾经有过的辉煌，儿子听得津津有味，就像哥俩一样，无形中家教就成了儿子心中崇拜的偶像。我想，将来儿子考不上大学时，我也愿意请这位家庭老师来教我儿子的高等数学，几个月就把高等数学拿下来。

　　他是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学生，名叫陈振宇，教学水平很高，完全能胜任。后来专程去华师大找过他，结果是查无此人，也许他是某个不知名学校的学生，为了赚钱糊口虚报家门，说不定名字都是假的，不得不做无名英雄，因为没有名牌大学的学历，很难混一碗饭吃，哪怕当家教也不容易。广州的中学或大学，应该高薪聘请这样的年轻人当老师。

　　普及大学教育的前提是普及中小学教育，这是需要同步进行的工作，尤其要普及高中的教育。现在是九年义务教育，没有包括高中，这不仅是一个失误，而且是一种倒退，甚至连七十年代都不如。小学和初中虽是义务教育，但还是要收费的，钱虽不多，但在农村有些人实在拿不出这笔钱，孩子还是无法上学。既然是义务教育，就应该免费，让穷人的孩子也能上学。

　　另一方面，中小学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是应该解决的，像分数教育、应试教育这些大问题，各方面早就意识到了，就是解决不了。除此之外，分级教育，无爱教育，牛角教育——钻牛角尖、喧宾夺主、强调枝节、花拳绣腿、无效做功式的鸡毛蒜皮教育，还未引起应有的注意与重视。

　　许多问题源于老师对学生的判断失误，好生与差生，聪明与愚蠢，勤奋与懒惰，主动与被动，自觉与不自觉，好学与不好学，等等，都不可轻易下结论，下了结论就有了偏见，就会在教育上带来重大失误。我儿子学习的大起大落，沉沉浮浮，其中的奥妙搞不清，也许是以前不想学，现在想学了。小学数学老师经常批评他，做错了挨批评，不做错也挨批评，永远都只有批评。有一天他母亲去接他，在窗外听到数学老师在课堂上批别的学生：“你再这样下去，就会像×××（指我儿子）那样不可救药！”一年也没接几次小孩，居然能听到这样的批评，这样的老师真是不可救药。学生不是不能批，但批谁就批谁，不能把无关的学生也一起批，这样会打击他的自尊心。那段时间我儿子还逃学了好几天，对家里说去上学，对老师说去看病，不知是否与数学老师病态的批评有关。我儿子讨厌数学老师，连数学课也一起讨厌了，因而数学就成了一条瘸腿。学生还是要鼓励为主，提倡赏识教育，不断发现学生的长处，加以表扬和鼓励，学生就会不断获得学习的动力。

　　小学英语老师对我儿子的学习也不满，有一次考了零分之后，她问班主任我儿子是不是弱智，班主任断然否定了。我们听说老师有这样的怀疑，想想似乎有道理，学习总是比同学矮一截，一二年级时送他去大学音乐老师那里学钢琴，两年下来居然不认五线谱，虽然看到谱他也知道指头往哪敲，也能弹出曲子来，外行听起来也像高山流水，但内行听起来则是技不如人，老师说他学习“不入脑”，想说他笨又说不出口，只是问了一下他的考试成绩，告诉她“语文98数学100”，她才没吭声。不过四年级以后明显感觉他学习掉队了。

　　于是我们就带儿子去测智商，一说测智商儿子就来劲了，兴致勃勃从头做到尾，还攻克了不少数学难题，按规定时间完成了测试，得了128分。儿子回去告诉班主任，她说120分以上就是天才，大喜过望，兴高采烈回家告诉我们，获得心理暗示后，他的自我感觉好多了，做事平添了不少信心。虽然觉得他不是天才，起码不是蠢才，人家小布什智商91，总统当得好好的。我儿子以后找碗饭吃，应该不成问题。

　　后来换了一个叫洪冬红的英语老师，儿子的成绩立即就上去了，英语成了他的强项，毕业考试得了95分。看来弱智的不是学生，而是老师。由此看来，儿子是学习态度的问题，而学习态度很大程度取决于学习兴趣。如果学校抓得太紧，老师批评太多，往往适得其反。

　　老师要爱学生，学生才能爱老师，这样老师的讲学学生才容易接受，尤其是小学老师，这点更重要。儿子小学的班主任就做得很好，对所有的学生倾注了所有的爱，永远都是表扬和鼓励。我儿子本来不行，但每个学期都拿到一些奖状，如“学习进步奖”“年级踢毽比赛第一名”“年级穿衣比赛第二名”“年级垒球比赛第四名”等，学习进步奖几乎年年都有，一看就知是鼓励，引来会心一笑。

　　家长不当回事，儿子却当回事，回家后就贴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不过穿衣比赛得奖真是意外，在家都是他母亲替他穿衣，早就把他惯坏了，我知道不好也阻止不了，他母亲太爱他了。我儿子还当过班长，任期半个月，这使他更有自信心和责任心了，家长和亲友对他也刮目相看，我们心理明白，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当班长。一二年级放假前，班主任还亲手为每个学生做各种不同的玩具，有一次我儿子拿回来的是一只木雕的猫头鹰，还上了颜色，惟妙惟肖。她真是多才多艺，写一手好字，还能作曲作词。

　　若说教学水平，堪称全国最佳——这么评价不算夸张。全班成绩明显高人一头，让人感觉里面有许多天才，似乎除了我儿子，个个都是天才，有的学生五年级就考上了广州市最好的中学，这家中学大学本科升学率是99%。一年级就布置学生写日记，家长惊讶不已，字不够，拼音凑，日记照写不误，到四年级时学生的优秀作文贴满一墙，字体工整，文笔流畅，极其精彩，看了也自叹不如。我怀疑是家长辅导写的或是书上抄来的，回家问儿子，他说是考试作文，不得不信。学生到了五年级，她就布置学生写长篇小说，家长大惊失色，也许没有一个学生完成，但每个学生都兴致勃勃写了两三个月，写了很厚的稿纸，按字数计算可说是中篇了，人人都有长进，不能不服。是的，一个人曾经写过长篇小说，还有什么不能写呢？写过长篇的人在一万人中也没有一个，但我儿子写过，这是值得他自豪的。由于教学有方，香港的老师也来听她的公开课，她代表广东去参加全国小学教学比赛，拿了一等奖，还有不少教学论文发表。

　　她带这个班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可谓呕心沥血，连生小孩都耽搁了，推到了学生毕业后。现在她的学生已经上中学了，有时还自发组织去家里看望她。全班学生在她家里坐满一地，她还像当年那样把他们看成小孩子，拿来一些零食，每人送个玩具。她是我遇到的所有老师中，最杰出的老师，是一座难以跨越的高峰。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老师，都可以来向她学点东西。她叫封亚君，是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优秀青年教师。不过，若论学历她连高中都没上过，初中毕业就上了湘江师范，只有中专文凭，现在她却成了教育领域的珠穆朗玛峰。在登峰造极之后，她才业余读大专、本科。因此，万万不可凭文凭或成绩判断一个人的未来。

　　可是现在中学普遍根据学生的成绩判断其未来，按分数高低给学生划分等级，进行分级教育，美其名曰因材施教或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其结果只能是打击学生，埋没天才。多数天才都是单项冒尖，总体平平的。这些未来的天才必然被分到普通班，进行低人一等、不负责任、应付了事的教育，未来天才就往往夭折了。

　　学校、老师眼中的所谓“材”是指成绩好的学生，成绩成了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这个标准是不科学的。一个班的同学毕业后进入社会，能在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有成绩好的，也有成绩差的，还有中不溜的，那些能干成大事的人，往往是成绩最差的学生。当今叱咤世界风云的美国总统布什、俄罗斯总统普京、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小学时代都是不想读书，成绩极差的“坏学生”。比尔·盖茨上大学时，整天沉迷于电脑，无心学业，大学没毕业就辍学了，相信他的成绩一团糟。

　　不要认为这是特例，每个人都可以看看自己的身边。在我的高中同学中，那些成绩最好的同学，现在都是某个岗位的职员，说得难听些就是打工仔，只不过是给阿爷打工罢了，混得好的当个科长处长，混得不好的早就下岗了，因为都是安分守己、小心翼翼、听话顺从的好学生，那些拥有企业、赚了大钱的，却是成绩最差或较差的同学，因为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敢于白手起家打天下。最近丁肇中教授在中山大学参加八十周年校庆时，讲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我都认识，没有一个人的成绩是班里的前五十名。”若真如此，中国的天才都在中学时就被埋没了。

　　幸好我儿子不是什么天才，也不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天才，因而被学校埋没了也不痛心。虽然他小学毕业考试除数学外各科都在90分以上，但由于数学不及格，被分在了普通班，所谓普通班就是垃圾班，这是一个埋没天才的地方，老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水平和责任心都差些，做的作业和测验也简单一些，学生的课堂纪律也差一些，经常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讲，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学校的意思似乎是破罐破摔，应付了事，初一读完后整个班的成绩惨不忍睹，满目都是三四十分，若有一门及格，总分在班里排名居中了，我儿子就是“一门及格排名居中”，这是在“省重点中学”之内发生的事，对此我已麻木不仁，也许是别的家长反应强烈，这个班不得不解散，学生化整为零分到其它班，这样好了一些，起码新的班主任更有责任心了，但班主任一个人的努力还是独木难支，普通班还是普通斑，毕竟学生“出身不好”，没有资格享受特权，各方面还是远远不如重点班，儿子的成绩已经不能与重点班的学生相提并论了，可谓天壤之别。

　　看到儿子的成绩满目疮痍，我也失去信心，认定儿子是朽木不可雕，对他的教育也就放任不管了，生死由天吧。当新上任的班主任打电话来与我讨论儿子的高中升学问题，我回答说：“我对他的升学已不抱任何希望，死心了。”班主任惊得说不出话来，还是我太太意识到问题严重，赶紧打电话给老师说我们没放弃。是啊，连家长都放弃了自己的小孩，老师就更放弃了。后来我儿子取得了长足进步，完全应归功于我太太的全力挽救，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她请来了家教。

　　交同样的钱，获得的却不是同等的教育，这是重点班所起的另一个“积极”作用。小孩被打入另册，成绩跟不上，家长就得请家教来给子女开小灶。虽然家长不放弃，但学校已经放弃，老师已经放弃，学生已经放弃。这样约有一半的学生读中学就是走过场了，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读书的目的是学文化，被扭曲为升大学之后，就会出现这些怪现象。

　　一个人的未来如何，在小学时是看不出来的，凭成绩也是看不出来的。而我们的中学，居然仅凭小学成绩就判断出一个人的一生，并给成绩差些的学生“判了死刑”。其实，重点班与普通班学生之间，有的只是总分相差几分，有的只是一门拉了后腿，有的只是家长向学校报成绩时虚实不同，我若是报儿子的数学成绩是95分，也就上了重点班，我万万想不到这是学校获得学生成绩的唯一途径，也是分班的唯一依据。

　　成绩不全等于智力，成绩不全等于能力。成绩是人为的，因为评分标准是由老师定的，老师不同评分标准也不同，一个学生能写出令人拍案叫绝的好文章，在古代就是状元，让我评分就是100，让现在的学校打分只能得40，因为其它鸡毛蒜皮的试题被扣了60分。

　　学生是这样的，你说他不行，他真的就不行了，这有个心理暗示的问题，被分到了普通班，他们就已经认为自己是垃圾了。学校歧视学生，老师歧视学生，学生歧视学生，学生歧视自己，家长歧视孩子，这是连锁化学反应，学生的成绩能不发生雪崩吗？学生得不到尊重，更得不到爱，学习自然就一塌糊涂了。

　　儿子上初三后，开始懂事了，向我们曝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初一初二我都没听课。”“初一时，全班都不听课，学生在下面讲话或玩耍，老师也管不了。”至此才明白，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也无心向学。当然，儿子成绩差我并不认为他不行，成绩而已，分数罢了，没什么大不了，我不太看重这些东西，他的中学知识是基本掌握的，智力水平也不比别人差，为人处世还有一定优势，将来走到社会也能与成绩好的同学竞争，我担心的是他上不了高中。若不是为了能上高中，我根本就不吃这一套，不理会漫天飞舞的作业和卷子，我会安排他去学什么、做什么，把他培养得更有思想，更有能力，更有出息。

　　我儿子初二年终成绩是五门293分，全年级排名429名（12个班，5个重点班，7个普通班），上初三后他知道要学习了，不然考不上高中只能流浪街头了，倒有孔明借箭的风范。有一天对我说，若考试进入四百名奖励什么给他，我说随你愿意，于是他说想要一台高速电脑。他已有一台低速的，我也有一台高速的，实在没什么必要，但为了糊弄他，我很痛快答应了，岂知他立即写了一份合同让我签字，我不得不违心签字了。不过，这是他多年的愿望了，给他一个承诺，就会成为他的学习动力。果然，他发力学习仅半学期，初三期中考试，就取得了六门550分的好成绩，进入了班里的前几名，全年级排名跃升了108名，排在第321名。

　　不过，我儿子制定的进入前150名的奋斗目标，看来是要落空的了。他最好名次是300名，再前进就很难了。问他为什么前进不了了？他说出了自己的道理：这是普通班的必然结果，普通班讲课没有深度，作业、测验也没有深度，而考试是有一定深度的，因此上了考场就有一些试题做不出来了。以数学为例，最后三道题很难，基本不会，这里就占45分了（总分150）。看来讲得在理，不是他不想学，而是学校不让他学，不教他学。因为学校认为他们智商不够，朽木不可雕也，只能教些基础的东西。这本来不是坏事，但平时不教，考试要考，这就不妥了。

　　虽然重点班的许多学生成绩比他好，但那些都是天天刻苦用功的乖学生，而且又在重点班，师资、管理、要求、作业都不同。因此，不能断定我儿子的智力不如他们。将来长大成人后，各自专注于自己的最爱，谁更有成就很难说。

　　以前他成绩不好，主要是他不想学，如此而已。现在他想学了，有目标了。他还是有潜力的，升初三后，数理化经常是班里的前三名了，但平时从不背数理化公式，都是临考前一天晚上睡前在床上看一下，批评他“平时不烧香，临死抱佛脚”，他说：“我看看就记住了。”从小学到中学，从来没见他背过英语单词，苦口婆心对他说了无数遍，他懒得理我，把他逼急了他就说“我看看就记住了”，把一册书的单词拿来考他，果然大部分都能拼写出来。看来他比我强些，以前我背得很苦，到头来还是学不会。他英语学得不算好，起码比我好，他可以和大学生轻松对话，每星期都与大学生口语交流一小时。想来也是，以前学中文从未背过生字，照样学得好好的，英语也不一定非背单词不可。疯狂英语的发明人李阳，大学时英语很差，让他感到难堪，后来发奋努力，英语成了他的特长，现在他教全国人民学英语。

　　由于吃够了普通班的苦头，后来报考高中时，虽然我儿子有可能可以考上省重点中学，但我让他放弃填报这些重点中学，宁愿放空志愿，浪费志愿，因为即使考上了也只能上普通班，继续被人家当成垃圾。那些所谓的省重点，有的还分为尖子班、重点班和普通班三个档次，也就是说连重点班也不是重点了，而且这是变相给学生划分成分，免费也不想上了。因而我让他报考某县级市两个小镇的两家民办中学，每年两万多元的学费，对我们这些城市中的“贫下中农”来说，是十分沉重的，连棺材钱也拿出来给他交学费了，但他有可能考得上其中一间中学的重点班，而另一间中学则不设重点，正因为如此，节衣缩食也值了，至少可以获得一个平等的待遇。

　　在中考的关键时刻，有的学生很紧张，我儿子依然故我，与平常没什么两样，埋头就吃，倒头就睡，还尽可能向父母争取玩耍的时间。临考试了怎么逼他都不肯背那些还不熟的单词，简直拿他没办法，只好由他去了。语文老师布置学生背古诗文，他甚至向我申请不背，理由是占用的时间太多，影响其它科的复习，我也只好答应了。有一天他打开电脑后，就大喊大叫，手舞足蹈，原来他从网上查到了中考成绩，居然考了542分，其中数学高达111分，上初中后就没有及格过的政治，也得了76分（100分制），相当不错了，考第一批录取的省重点也卓卓有余了。可惜原来所在的学校不排名了，不然倒想知道他有无进步。不过在考入的学校中倒有非正式排名，入学注册时发现花名册是按分数排序的，老师翻来覆去找不到他的名字，还问我们是不是补录的，后来在第一页找到他的名字，他排在第十二名，让我们觉得意外，这样进入重点班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入校后这家中学也成了省重点，上高二时他还当上了班里的数学科代表，这是万万没料到的。

　　想来惭愧，一年前我还对他的班主任说对他放弃了，还给他联系了家乡的一所中学，准备送他回乡下小城读高中。小学数学老师也曾经放弃了他，小学毕业时数学成绩是全年级倒数几名。小学英语老师甚至怀疑他是弱智。仅一年前，初二年终考试，120分制的数学他只得了39分，让我认定他是朽木不可雕。他稍为用功读书一年，就取得这样的成绩，简直就是奇迹，想来真是不可思议。若是他百分之百用功，应该能考上广州最好的中学。看来要真正了解一个人真不容易，即使是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

　　当然，也不要认为省城的中学就那么好，有些乡镇的中学也不错。我七十年代在一个边远县城读中学，就感觉比现在的一些省重点中学要好。开家长会时听校长和老师讲话，感觉还不如我当年的那些老师。至少，从某些省重点走出来的学生，有一半是“垃圾”，我的母校几乎没有培养出“垃圾”。若是全省最好的学生都进我的母校，这间中学也会成为省重点。不是么？所有的重点，不论大学或中学，都是人造品，表面上是由教育部门制造出来的，实际上是由优秀学生制造出来的。只有由老师制造出来的才有价值，可惜老师只是参与制造，不是主要的制造者。那些低进高出的学校，才真正是由老师制造的重点，现在几乎没有这样的学校，招收低素质学生的学校肯定不是重点，能把低素质学生培养成高素质学生的学校，教育部门也不承认是重点。

　　一所真正的重点学校，老师必须是从全国、全省或全市中选拔上来的，是老师中的老师，是精英中的精英，是每所学校金字塔尖的那些人，若多数老师是随机进入学校的，必然就有上中下，既然如此，就不要妄称“重点”。重点班则可以集中全校最优秀的老师，也正因为如此，对中等以下的学生具有相当大的杀伤力。同样道理，若把最优秀的老师都集中到几所学校，就是教育的灾难了。若有不信，把全国最优秀的大学老师都集中到北大、清华试试。

　　现在，灾难正在发生，趋势已经形成，不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普通学校的老师正在往重点学校流动，因为重点学校名声好、地位高、待遇高。因此，学校正在两极分化，好的越来越好，差的越来越差，形成恶性循环。好的老师和学生都流到重点去了，学校再努力也不行了，只好破罐破摔，放任老师外出炒更赚外快，以补收入的不足。如果所有的学校都是重点，倒不是坏事，都是重点也就没有重点了。问题是重点总是极少数，普通才是大多数。撑死肥的，饿死瘦的。这是“重点”的功能之一。

　　有了省“重点”、市“重点”之后，老百姓就认为这些学校高人一等，都想把小孩送到“重点”读书。不是地段生只好花钱买了，“赞助费”少则两三万，多则五六万；需要考的，分数够不着也能买，差一分一万元，差十分十万元。你不买有人买，富人会买，不富的人也买，宁愿买了之后变穷人。这是“重点”的功能之二。

　　现在城市户口没多少功能了，但户口本还不能随便发，哪怕你买了商品房，在此居住、工作十几年，还拿不到这个城市的户口，这严重影响到人才的合理流动。为什么解决不了？就是因为“重点”学校作祟。城市户口剩下的唯一特权是小孩读书，由于城里“重点”多，县城的、乡镇的、农村的人就想把子女送到城里读书，这就人满为患了，于是不得不用户口来限制，这么一来户口就很难拿得到了，甚至该拿的人也拿不到，该在城里上学的小孩也上不了学，或者只能读高价，先交一笔“赞助费”，每个学期再交高价学费。这是“重点”的功能之三。

　　由于“重点”学校尖子云集，本来行的人会认为自己不行，本来不行的人会认为自己更不行，个人的自信心严重受挫，对自己的学习、性格和人生都有负面影响。这是“重点”的功能之四。

　　由于义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事实上的高价教育，有门路拿得到办学许可证的，也可以水涨船高收高价。广州的一些民办中学，被批准为“重点”之后，学费就直线上升了，最高的每年学费达四五万，两三万的就比较多了。教育成了一种被垄断的商品，可以高价叫卖，让一般人承受不起。这是“重点”的功能之五。除此之外，当然还有许多“人造”的莫须有功能。

　　我儿子上小学交了两万赞助费，这还是走后门争取来的，正常标准是六七万。也不是我非要进这间学校，而是单位领导看到这间小学是“省重点”，路程还算就近，就主动与这间小学挂钩，把小孩都送到了这里，单位按人头出赞助费，单位的车也是接送到这间小学，我虽调离了这个单位，但还住在里面，小孩也只能随大流了，不然每天接送就够折腾了。上初中没交赞助费，那是我争取来的。虽然进了“省重点”，却进了“垃圾班”，还不如上普通学校的“重点班”。上高中为了进入“重点”，逃避再当“垃圾”，要交六万高价学费，其它杂费还未计算在内。若以后能考上大学，又是一笔不菲的费用。挣多少钱都不够小孩读书，这都是“重点”惹的祸。

　　重点学校聚财有方，有的普通学校也生财有道。有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三流中学，专招考不上任何一所高中的考生，学费是每学期一万五千元，也就是说三年下来是九万元。虽然比不上一流中学的十几万，但在三流中学中，这是我所知道的天价，也许天外还有天。

　　教育为什么能卖高价？根本原因是学校太少，物以稀为贵，给少数学校垄断了，当然贵了，但教育部门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点。也难怪，他们不是搞经济的，不懂市场经济，不懂市场经济规律。教育部门根本不承认教育是一个产业，实际上教育产业正在形成之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产业化了。如果按市场化的要求完全放开办学限制，让学校达到饱和，就不会有高价学费了。

　　教育部门为教育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学校更多了，升学率更高了，教育质量更好了，到头来却是卖力不讨好。问题在于，享受不到优质教育、高等教育的家庭，他们不认为教育部门做了值得赞许的工作；享受到优质教育、高等教育的家庭，要背上沉重的学费，他们认为教育部门是功过参半。也就是说，教育部门所做的工作，所取得的成绩，都被抵消了。比如，一个学生考入大学后，家庭四处举债，导致教育致贫，他们全家都会认为上大学是好事也是坏事，若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或找不到收入较高的工作，他们就认定上大学是得不偿失的坏事了。

　　让全国所有的孩子都接受免费教育、义务教育、低价教育或平价教育，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教育部门的工作才算做到家。至少，由国家投资兴建，靠财政拨款维持运转的学校，是可以不收费或少收费的。至于教得好不好，那是学校的事；至于学校重不重，那也是学校的事。教育部门完全可以超脱一些，没必要什么都管，没必要指示太多，学校比教育部门更清楚自己该干什么，因为他们的脚是踏在地上的。给学校贴个标签，给公司贴个标签，给人头贴个标签，都是没事找事，吃饱太闲。给商品贴上“部优”“省优”“金奖”“银奖”的标签，给人头贴上地主、富农、贫农的标签，给工人贴上正式工、临时工和农民工的标签，都是有弊无利的。同样道理，也不应给学校贴上重点、普通的标签。不错，学校有优有劣，品牌有好有差，这不是靠标签标示出来的，也不是靠上级鉴定出来的，而是靠口碑传颂出来的。

　　由于中学、大学太少，加上人为划分重点学校、重点班，由此派生出高价学费，因此从上幼儿园开始，家长就开始发愁了，从上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一路发愁，愁入学，愁编班，愁学费，愁成绩，愁到头发发白也不得安宁，这大半辈子都感到沉重的压力，哪里还有多少幸福感？收入宽余的也不会感到幸福，囊中羞涩的则会感到活得太累。

　　中小学生，往往不知为什么要读书，要么是为了父母，要么是为了老师，要么是为了上大学，至于为什么要上大学又搞不清了。这是需要讲清楚的，尤其是每门课的作用、价值和意义都要对学生讲清楚。现在不少中学生，对学英语很迷惑：“我汉语都没学好，为什么要学英语呢？”许多老师也没闹明白，回答说：“不学好英语就考不好，就上不了高中，上不了大学。”

　　我上中学时，很少有老师讲学习的意义，因为那个时代不能讲，要讲也只能讲假话。我一直搞不清为什么要学英语，老师说是为了世界革命，我觉得支援世界革命与我关系不大，英语就没怎么放在心上了，后来才发现英语曾经决定过我的人生。至于数理化的作用，有个别老师讲过物理的意义，在大批判时我们也批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白专思想，我从反面理解数理化有很大价值，也就特别用功，数理化也就学得很好。但走到社会，由于工作关系，数理化反而用不上多少。语文等文科，由于无人说重要，也无人说不重要，也就一般性地学习，重视程度在数理化之下，英语之上，成绩也介于两者之间。虽然成绩在班里也名列前茅，但还是用心不够，没有数理化学得好。后来参加工作后，语文知识反而用得最多，在工作中边干边学，才有了较大提高。

　　不过，英语的强调程度与实际作用之间，有较大距离，主要是强调过头。对于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来说，学英语主要作用就是考试：一是考研究生。每个考生备考主要是学英语，花费了大部分时间精力，影响了专业课的钻研，到头来英语还学不好。尽管现在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了，中学、大学英语也花了不少功夫，但还是学得不好，2006年全国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达到60分的仅占30%。二是考托福出国留学。学成之后就成外国公民了，各个大学都为美国等发达国家输送了大量最优秀的人才，全国每年送出去的有十多万学生，既是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是为别人做嫁衣裳。对于学生来说则是可以出国，但若仅仅为了获得听说读写能力，不需要那么强调，中上水平的高中生就有这样的英语能力了。当然，在出国的留学生中，有些混不下去或不得志的，最终还是回到中国，成为炙手可热的海归，这是海归中的一种。还有一部分是有真才实学的海归，他们看到了祖国蓬勃发展带来的创业和就业机会，看到了未来的巨大发展空间，权衡利弊之后，毅然回国，他们是有眼光的智者，他们的未来也更加美好，有些人会成为国家的栋梁。在知识分子中，土洋之间没有优劣之别，土生学者中有高人也有矮人，留洋学者中有高人也有矮人。

　　海归之所以能热得起来，在于中国人有崇洋眉外的心态，有的大学以百万年薪请来了海归，发现能力平平，不值百万，就怀疑人家的文凭是假，其实问题出在自己崇洋眉外的心态上。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能光看文凭硬不硬，不能光看是否喝过洋墨水，归根结底还是要看能力。许多美国车从外形上看就是笨得可以，但中国人从来不认为美国车笨，而是认为美国人审美不同，在中国人看来美国科技最发达，不可能有笨的东西。

　　有些不起眼又很重要的东西，往往容易被忽视。人人都说语文是基础，打好基础很重要，但其重要在哪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因此，即使是大学生，也认为语文不重要。其实，语文是思维的工具，表达的工具，不会思维，不会表达，一个人的身价和作用，都会大打折扣。学文科笔要硬，学理科也要笔。没有文字作为思维工具，任何思想都是肤浅的。随口说出来的话，表达的就是没有深度的思想，一万句中也没有一句是真理，能成为真理的，又往往是路人皆知的真理。上大学时正值朱建华三破跳高世界记录，有个同学从内心发出感慨：“看来跳高还是越高越好啊！”同学们哄堂大笑起来，他说的是真理，只是路人皆知。

　　从大学的情况来看，语文的强调程度与实际作用之间，也有差距，不过是强调不够。把大学语文一分为二，分为大学作文和口语表达，实用性就很强了。口语表达主要是训练学生在不同场合、以不同身份脱稿发言的能力，让他们无论在小场合还是大场合，无论是对下发言、对上发言或平级发言，都能在语言、语气、神态、态度、感情、声调、音量、节奏、动作、逻辑、内容上拿捏得恰到好处，能抓住问题的要害，讲到点子上，言简意赅，能说服别人、煽动别人、影响别人。这对今后的人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许这比任何一门课都重要。因为上级、下级和同事往往是根据你的发言，判断你的思想、知识、能力、人品和价值，并决定对你的态度，有时一次发言就能决定你的人生。

　　有一次单位主要领导单独带我下去检查工作，听完汇报之后，按惯例是领导讲话，评价下面的工作，然后发表指示。让我深感意外的是，领导不讲，让我来讲，只能硬着头皮讲了，不敢指示人家，只对他们的工作发表了看法，这次发言足以让我难堪十年，不是因为没准备，而是因为处境尴尬，我面对的是下属单位的两个主要领导，论级别比我高三级，而我却要站在上级领导的立场上对他们的工作指指点点，根本就放不开，缩嘴缩舌，吱吱唔唔，显得不够落落大方。

　　一个机关干部，主要是用笔说话，没什么机会用嘴说话，这是一个薄弱环节。单位领导才有资格用嘴说话，重要场合的重要讲话，如工作计划、工作报告之类的讲话，几乎都是机关干部写出来的，然后借用领导的嘴表达出来，主要思想是机关干部的，有时领导也把一些想法掺进去。这类同于编剧写剧本，演员讲台词。这种工作模式，把领导变成了机关的傀儡，贬低了领导的作用。领导通过文件来看世界，看到的是一个有所失真、有所歪曲的世界，甚至是严重失真、严重歪曲的世界。对机关干部的基本要求是能写，机关干部突然需要用嘴讲话，尤其在正规场合讲话，往往就不会讲人话了。

　　事后分析，可能是这位领导打算重用我，他很看重“即兴发言”能力，认为这是衡量一个干部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准，于是想考察一下我的“即兴发言”能力，给我一个突然袭击，我被打懵了，考了不及格。靠笔头吃饭的人，最好不要考嘴功；靠嘴皮吃饭的人，最好不要考笔功。如果你想让他磨嘴皮，那么就把他放到那个位置上，不出几天他的嘴巴就会呱呱叫。从潜质上看，我的嘴功也不会太差，二十岁时曾主持过一个农场的工作一年，有七八个生产项目，每周都开会讲话，那些人都是我的部下，心态平和，能放得开，可以信口开河，随心所欲，领导对我的工作也很满意，要正式任命我为负责人，只是我不想干罢了。

　　不过我的这些经历，这位领导是不知道的，由于这次考试不及格，他已经把我排除在提拔对象之外了，有什么机会都不会想到我了。我也没打算当什么官，从来没有遗憾过，当时只想考研究生，将来做个科研人员。后来他退下来之后，我才敢与他交往，两人成了朋友，还与他策划过一些经商项目，他想找点事做，也想挣点钱补贴生活——他算得上是“朝庭命官”，级别不低了，不过那时的官两袖清风，家徒四壁，一日三餐吃馒头。后来我调到外省还与他有来往，来找过我几次。他觉得我人不错，隐约感到他有些后悔当初没用我。不过，他只是觉得我人品不错，“即兴发言”能力低的看法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被一个主要领导看死了，也不是世界末日，人生还有很多机会。那次出差没多久，另一位主要领导也单独带我下去检查工作，到了某单位，领导打算第二天上午在大会上讲话，让我准备一份讲话稿，我不敢怠慢，写了一个通宵才完成任务。让我惊讶的是，领导只是即兴发言，脱稿演讲，根本没按我的讲稿和思路来讲，我在下面如坐针毡，深深责备自己没写好。不过，现在回想起来，领导到下面发表讲话，若是照本宣科，就显得太没水平了。因此，或许可以把讲稿理解为考卷，领导只是想试一下我的深浅。

　　在回来的火车上，两人下了几盘象棋，我让他感觉是棋逢对手，赢多输少，玩得倒也开心，下完棋后他说打算提拔我到某个单位任职，我态度坚决地拒绝了。不是不识抬举，而是出于各方面的利益考虑。这位领导还是欣赏我的文笔的，几年前他新官上任不久，看到我写的单位年度工作报告，有血有肉，实实在在，把工作成绩都反映出来了，签批后还亲自把文稿送回来，问是谁写的，连说写得不错，当时我还没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回来，他还没忘记我。不过，拒绝了他的好意，今后可能也没什么机会了，两个主官都不用你，前程就黑暗了。

　　这也不是世界末日。不久，有一个老上级要提拔我到他主持工作的单位去任职，他看中的是我的文笔和为人，我也出于同样的原因拒绝了，他有点失望，但没有强求，也不介意，一直与他保持友好的外交关系，直到他退了下来仍有来往。想来真是与他无缘，七八年前他年轻得志，调到我所在的单位当领导，看到我在业余时间看《中国通史》，并有几个豆腐块在报上发表，就打报告提拔我到他主管的部门，由于上级机关另有人选没批下来，这次则是我主动放弃。放弃这么多机会，最后居然考不上研究生，这是让我始料未及的。

　　这也不是世界末日。不就是研究生吗？我放弃的那些官职，都比当研究生强，考不上也罢。有官不当去当学生，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是傻冒。考不上研究生，也可以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也可以出许多研究成果。后来我凭借自己的文笔特长调往广州，获得了更大的空间，更多的机会，更多的选择，比以前失去的任何机会都要好，包括去读研究生。

　　不久就遇到了一次重大机会，有一个真正算得上大官的领导，按中国严格的官品等级推算，比省长还高两级，而且拥有实权，可谓权倾一方，看到我写的文章后，要把我调到他那里工作，他的信任让我十分感动，只是我确实不想离开广州，在前程与广州之间，我没怎么考虑就选择了广州。我见过他，他没见过我，是通过他的女儿给我传的话，我与他女儿在一个单位工作。若是他找我谈话，那是没法拒绝的，只是我还没有这个斤两。当然，只要我表态愿意去，他就会召见我。话说回来，领导喜欢我的文，不等于喜欢我的人，若跟着领导去了，万一自己失宠了，万一领导离休了，我就被撂在他乡回不来了，偷鸡不成蚀把米。胸中无大志，眼前有生活，这是升斗小民的共同特点。

　　事后想来，还有后怕，遇到这种事是要小心应对的，当重量人物看中你时，你就不属于自己了，不识抬举往往要付出代价。更深层的原因，是我评估自己不是当官的料，不是我的特长所在，也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当官只有一件事——做人，把自己的言行举止做到了家，仕途就畅通了。表面是做自己，实际是做别人——做别人的工作，一切都是为了讨上级、同级和下级的欢心，不然就会翻船，官当再大，也不例外。这种工作我不想做，也做不来，主要是心累。整天琢磨领导喜欢什么，需要什么，这样就不得安宁了。

　　我也不喜欢官场上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尔诈我虞、相互倾轧。若是你才华出众，你就会成为许多小人的敌人，这样的环境不是我所需要的。若是权力只剩下为人民服务的功能，还有什么好争的呢？

　　我的文字能力给我带来的机会不止这些，大学毕业时学校希望我留校，还明确表态肯留下来就提拔使用，因为我是带职带薪上的学，我没同意，主要是生活习惯还适应不了这座大城市，还是更愿意回到我所在的那座小城。后来我在广州跟随下海潮流到了国有企业，当地政府核心部门的领导还来电话要我调我去工作，而且是提拔使用，不过在海里游泳的人是不想上岸的，哪怕淹死也罢。

　　时代的脉搏是经济，不懂企业，不懂市场，不懂资本，不懂经济，就是不识时务啊。去当公务员，朝九晚五，按月领薪，终老一生，没什么意思，这样就把自己给埋没了。一个人最重要的还是自由，这样才能干自己想干的事。几千块钱就把一个月的自由卖了，不合算。若为生活所迫，自由才可以卖。

　　当然，为人民服务可以不计报酬，问题是当了公务员不一定就能为人民服务。不能参与决策，就帮不了老百姓什么；能够参与决策，不小心决策错了，就可能给老百姓帮倒忙。那些走出校门就进机关的公务员，不知道人民的疾苦，想当然办事，乱出馊主意，是最容易为老百姓帮倒忙的。不要认为当了公务员就是为人民服务，文化大革命中的“四人帮”也算得上是公务员，他们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却是灾难。其实，任何一项事业都可以为人民服务，选择最能发挥自己特长的事业，才是最好的为人民服务方式。

　　谋到一个有权有势、有名有利、地位显赫的职位，不是人生的成功，充其量只是找到了一个饭碗，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了什么，而不在于索取了什么。做点让大家忘不了的好事，做点让国人忘不了的好事，做点让人类忘不了的好事，人生才算成功，活着才有意义。没有岗位的人，也不必泄气，你拥有的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一个自由之身，你身上没有任何枷锁，你可以到自己喜欢的地方，你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业，这正是人生成功的必要条件。

　　现在想来，当时这些领导都不错，想提拔我、使用我都是出于公心，我从来没有巴结讨好他们，更不像现在一些人那样跑官要官，送礼送钱。那个时代，上级还没学会受贿，下级也没学会行贿。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文字表达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对工作、对人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别人的经历来看，就更多事例了。当年姚文元就是靠批胡风系列文章、《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和《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获得毛泽东的赏识，38岁当上了政治局委员，成为了大批判运动的祖师爷，当然毛泽东是看走了眼。作为一个文人和小干部，写几篇文章，不管是否真实反映他的思想，都不成其为罪状，上面拿他的文章当棍子，那是别人的罪过。他之所以变成坏人，是有权之后成了一条会打人的棍子。当年王洪文在党代会上的一次小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并最终把他确定为接班人，39岁当上党的副主席，这一次毛泽东也是看走了眼。无论他们怎么坏，语言能力都曾经决定过他们的人生。“四人帮”坐牢那是咎由自取，算是从轻发落了。一个人即使贵为国君，也不能滥用权力整人害人，这样的人比贪官还要可恶。指示或授意整了一个人，就应接受同等惩罚，别人坐了十年牢，自己就应坐十年牢；别人丢了性命，自己就应赔偿性命。这就叫法律平等。权力不能杀人，法律才能杀人，但也要经过公正、公开、严格的法律程序，这才是真正的法治社会。

　　文笔不佳，也可招灾。1959年中央在庐山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万言书”，引起毛泽东的大怒，把工作会开成了批判会，罢了彭德怀的官。信的内容是戳到了毛泽东的痛处，如果说成绩充分些，说问题简略些，语言语气圆滑些、含蓄些、温和些，也许毛泽东也就不会那么气愤。但彭德怀是粗人、直人，只会拿枪杀敌，不会舞笔弄墨。看来，不是文人莫拿笔，不是武夫莫耍刀。

　　当然，这一事件还有深层原因，正史野史都无人谈及，其实，毛泽东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借用医学术语形容是过敏反应、变态反应。共产党有一个传统，党的领袖带路走错之后，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党的高层就会有人联合起来把领袖轰下台，陈独秀、瞿秋白、博古等都是这么下台的，遵义会议轰的是博古（太上皇是远在莫斯科的王明）。这种方式虽不好，却能使党摆脱危机，对党的事业是有利的，这也是共产党能战胜国民党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轰过别人，自然也怕被轰。

　　在庐山会议中，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缺点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显然这是错判了形势。彭德怀的“万言书”贴近实际，问题多成绩少，倒过来了，无异于给毛泽东当头一棒，这是毛泽东无法接受的。毛泽东认为这是否定他的领导和他的路线，可能有个“小集团”在搞阴谋，“万言书”是在向他宣战，于是就本能地作出反击了。毛泽东想知道“小集团”还有什么人，不动声色把“万言书”印发会议讨论，总参谋长黄克诚、书记处书记张闻天、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人，不明就里，不知深浅，觉得“万言书”写得不错，反映了当前的实际情况，纷纷发言表示赞同，这么一来似乎印证了“小集团”的推测，于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彭德怀反党集团”浮出水面了，四个高官都被批判和罢官。

　　从此以后，再无高级领导在正式场合说不是了，一言堂开始形成了。高级领导都学会了顺着毛泽东的意思说话，高明一些的还学会了唱颂歌。当毛泽东要批判谁、打倒谁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否则就成为“反党集团”成员了。1964年苏共高层有人联合起来推翻赫鲁晓夫，给毛泽东的震动很大，毛泽东觉得自己也面临这样的威胁，自己的威望越来越低，刘少奇的威望越来越高，似乎被取代是迟早的事。到韶山滴水洞长久思考后，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回北京后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明明错了，也无人敢站出来说话，只是几个老帅看到天下大乱，忍不住在军委会议和政治局碰头会上，拍案反驳，据理力争，当然无人敢当面顶毛泽东，毛泽东不在场，随后被打成“二月逆流”，统统被批斗和迫害。这是党内民主机制不健全造成的。

　　庐山会议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消除。中央和地方开重要会议时，很少听到不同意见，不是没有意见，而是不敢表达。在这种状态下，即使党和国家走错路也得不到及时纠正，会议失去了“议论”的功能，只是起到了“附和”的作用。

　　假如党的领袖不是终身制，而是由全体党员投票直选，最长连任一届，就不会有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了，这样选出来的党主席地位牢固，别人扳不倒，没有后顾之忧，而且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有机会当选党主席，这对党和国家是有利的。假如毛泽东对权力看得没那么重，拿得起放得下，年龄大了就主动退位让贤，也不会有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了，可是毛泽东也是人，也害怕下岗失业，那个时代当主席的比当工人的更容易下岗，国家主席刘少奇任期未满就下岗了。假如赋予党的领袖法律地位，在任期内不准“小团体”擅自推翻，确需提前下岗的，先经半数以上政治局委员提议，再经全体中央委员无记名投票表决，半数以上投出不信任票，才可以下岗，这样也不会有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了。假如地方党政领导是由地方民主选举出来的，而不是上级任命产生的，敢说真话的人就多了。有人敢说真话，才能发现错误，纠正错误，使党和国家少走错路，少走弯路，沿着大体正确的道路前进。最根本的还是要有法律条文：说话有自由，言论不犯法。

　　显然，说话、撰文是一把双刃剑，不小心也会伤及自己。这不是利器的罪过，而是自己使用不当，或者性格使然不能不说，或者语言环境不够宽松。彭德怀在井冈山时就跟着毛泽东了，是毛泽东的嫡系，是红一方面军总指挥，是八路军副总司令，是第一野战军司令，是解放军副总司令，是志愿军总司令，为毛泽东打下了一片天，说几句实话也丢官，不如回家种田还自由一些。谈工作不能说问题，还有什么好谈的呢？许多人做梦都想当官，看看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的遭遇和林彪、“四人帮”的下场，这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官当越大，风险越高，越容易掉脑袋。有本事的年轻人，还是多搞科研、多赚大钱为好。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重用的是能带兵打仗的武夫；在和平年代，毛泽东重用的是能舞文弄墨的文人。“四人帮”因此应运而生。毛泽东能文能武，在本质上他是个书生，写了不少文章和诗词，他的诗气势磅礴、文采飞扬，是一座新的高峰，足以传世两千年。他的床上堆满了书，天天拥书而眠，平时有空就看书，眼睛看不清了，就让别人给他念书。他已经是一国之君了，还是把自己当成学生，在古籍中寻找知识、智慧和寄托，其实他的任务是工作而不是读书。是的，书给了他知识，给了他智慧，给了他力量，给了他权力，他永远也离不开书。

　　正因为如此，让张春桥得以钻空子，专门打听毛泽东看了什么书，讲了什么话，然后顺着毛泽东的意思发表文章或讲话，与毛泽东“不谋而合”，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重用。当年经常出现批古人、批古书、批古戏，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张春桥有军师之称，聪明透顶，棋高一着，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出来的。邓小平这么聪明，也斗不赢他，屡战屡败，这是因为张春桥善于向毛泽东借力。主要还是邓小平不愿把时间、精力和智慧用在内斗上，他是实干家，不是阴谋家。

　　文字表达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在政府系统、军队系统、党的系统、教育系统、新闻系统、大型国有企业和大的事业单位，都大有用武之地，尤其在文山会海、世风日下的环境下，其作用会得到放大。一个单位辛辛苦苦做工作，上级是看不到的，做了什么事，做得怎么样，全靠笔杆子做文章；上级想要下级做什么事，不是用嘴来传达的，而是用文来传达的，这也得靠笔杆子做文章。文件已经成了行政体系的工作界面、劳动对象和主打产品，这正是笔杆子的重要之处。在中小企业讲的是实干，动笔机会不多，口语表达是必不可少的，不然别人不知道你脑袋里装的是什么。

　　口语表达和文字表达，都属于能力范畴，对于大学来说，重视的是知识，而不是能力，这正是大学的薄弱环节，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高分低能。刚毕业的大学生，大多都写不了好材料，需要在实践中慢慢积累经验，这是因为在大学中缺少这方面的训练。当然，语言反映思想，在语言能力的背后，要有一个善于思考的大脑，不然语言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话说回来，中国普及教育的程度还是很低，尤其是高中与大学，需要动员全民的力量办教育。市场有需求，民间有动力，为什么不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呢？还是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八十年代初国有企业的产品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个体户、合资企业、股份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先后投入战场，并肩战斗，共同生产，很快就满足了社会的需要。现在的教育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也应该发挥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大家一起办教育，几年时间社会对教育的需要就会得到满足。如果说八十年代初的中国需要一场经济大革命，现在的中国则需要一场名副其实的文化大革命。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各种大学、中学和小学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不过，若条条框框更少一些，把教育完全放开，国内的大学、中学和小学早就饱和了。现在大学、中学和小学还不能随心所欲想办就办，还要获得批准才行。获得了批准，文凭还不一定能获得承认，这样问题就严重了，投入重金之后，文凭不被承认，学校也就白办了，学生也不愿走进学校的大门。因此，条条框框反而成了普及教育的障碍。若开放禁区，许多乡镇都会有大学，就像现在的许多乡镇企业一样。

　　应当鼓励学生上本省大学，就像他们在本地上中学一样。这样既可以促进各省教育事业和教育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他们打造自己的北大清华，又可消除挤独木桥现象。北京能办北大清华，各省也有能力办他们的北大清华。北大清华出人才，主要不是老师教得好，而是学生脑袋长得好，全国一流的脑袋都进了北大清华，能不出人才么？只要生源公平分配，相信各个大学的毕业生都相差不远，既有优等生，也有绩差生，北大清华也如此，社会也就不会以名牌取人，而以素质取人。这样素质教育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不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一切人造的藩篱都应拆除。不分重点与普通，不分正规与杂牌，不分官办与民办，不分城市与乡镇，一律平等，一视同仁，公平竞争。让每所学校都出自己的巨人、自己的英雄、自己的榜样，都有自己的骄傲、自己的自豪、自己的光辉，这样才有利于学校的发展，有利于学生的教育。人为划分等级，无异于人为给学校划分成分，直接后果是单位不愿招普通、杂牌、民办和乡镇大学毕业生，学生不愿读普通、杂牌、民办和乡镇大学。这对普及高等教育是十分有害的。读书是为了补充精神营养，就像吃饭是为了补充物质营养一样。上大酒家品烤全羊浓香扑鼻，进大排档吃涮羊肉也鲜嫩可口，吃的都是羊，营养差不多，不同的是，在大酒家吃饭自我感觉高雅，在大排档吃饭自我感觉实在。

　　大学教育中有一个从主观到客观的过程，确定专业、课程和各专业学生的人数，都体现了主观意志。学校培养什么，社会就得接受什么；学校培养多少，社会就得接纳多少。这类似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营工厂，工厂生产什么，社会就得接受什么；工厂生产多少，社会就得接纳多少。这是一种本末倒置，应该是社会需要什么，学校就培养什么；社会需要多少，学校就培养多少。如果社会需要大于学校生产能力，那么就要饱和生产，并不断地尽最大努力扩大生产。

　　大学培养出来的很多专业人才，走出校门就改行了，主要原因就是学校的主观计划与社会的客观需要相脱节，学校培养的多，社会需要的少，唯有改行。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不改行，学生知识的适用率也许可达50%；改行了，学生知识的适用率也许只有10%。学生选择专业，是根据个人兴趣、个人优势、就业前景、行业前景等因素确定的，在这点上，学生及家长比学校更了解社会的需要。为什么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热门？就是因为在某一特定时期社会最需要这类人才，需求大，供应少，就抢手，就吃香，从而形成热门。既然如此，学校为什么不能按学生的志愿确定各专业的招生人数呢？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来者不拒，多多益善。不必担心学生一窝蜂读热门造成过剩，市场会自我调节的，市场比我们聪明得多，冷门与热门是相互转化的。

　　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明当今的大学教育与市场需要脱节，现在的职员，都需要用电脑，用电脑就得懂中文输入，中文输入最有效率的还是五笔，但大学毕业生大多用拼音输入。为什么？因为大学对这些“低级技能”不屑一顾，无人教这些东西，这就为日后的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五笔输入法也是一种人机对话语言，就像汉字一样，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再简单也得学，小学不学，中学不学，大学就应该学，因为走上工作岗位就得用。

　　对于一所大学，最重要的不是教学水平有多高，而是学校能否迎合时代的需要。办一所太监大学未尝不可，但太监知识不是当今时代的需要，教学水平再高也没有价值。办一所马尾大学无可厚非，马尾巴功能的知识也是时代的需要，但却不是时代的主流需要，教学水平再高也作用有限。只有迎合时代大潮的大学，才是最有价值的大学。对于今天的初、中、高级军校而言，黄埔军校是最原始、最简陋的军校，学制半年，学习内容不过是射击、投弹、刺杀、队列和简单的战术，比今天新兵连学的东西高深不了多少，但由于顺应了当时大革命的需要，学员很抢手，到部队很管用，因而涌现出许多元帅、将军，这是今天任何一所军校不能望其项背的。我们的大学，应该不断把握时代的脉搏，迎合时代的需要，为时代培养大批栋梁之才。

　　当代中国也有时代大潮，一亿民工进城就是时代大潮，不过由于进城的民工文化低，只能干一些力气活，每月几百元工钱，只能解决肚子问题，没有前途，没有发展，难以在城市扎下根来。如果以这些人为培养对象，把他们培养成为懂技术、懂管理、懂市场的知识蓝领，这样他们进城后就很容易找到工作，工资也会高许多，工作一段时间取得经验后，有些人就可以自立门户开工厂、办公司、开商店，他们的未来就会一片光明，国家的经济也会发展更快。另外，当前的农村处于科技化、机械化、产业化的大潮之中，需要数以亿计懂技术、能经营、会管理的新一代农民，把他们培养成为拥有大学文凭的新型农民，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就会成为拥有大片土地的农场主、林场主、养殖场主，比进城打工强得多。此外，中国的工业企业正需要大批技术研究人才，这也是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潮，为工业企业大量培养这类人才，也能迎合时代的需要。

　　相反，大家都一窝蜂培养只能坐办公室接电话的知识白领，毕业后就很难找到工作了，找到了工作一时也难以胜任。比如，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直接走上管理岗位，似乎不太合适，若从工人、售货员、营销员干起，取得实际经验后再到管理岗位，就比较好，这样脚就踏在了实地上。将军都是从士兵干起的，没当过士兵的将军，很难成为优秀的将军。既然如此，应该教他们一门过硬的技术，毕业后先去应聘当工人、售货员、营销员，这样找工作也容易些，对他们的成长也更有利，他们也会更有实干精神，这往往是知识分子所缺乏的。

　　学富五车不如一技傍身。有些大学本科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在生活上苦苦挣扎几年后，又去读中专学一门技术，出来后很容易就找到了高薪工作，这说明这些技校比某些大学培养的人更符合市场的需要。我有个外甥读书一塌糊涂，初中数学成绩只得了6分，根本上不了高中，所有的亲友都看死他了，但他对画画有兴趣，就自己学画画，有时也花钱请老师教一下，这么上“私塾”也就几十个课时，边学边替人画画，经两三年的实践磨历之后，就成才了。别人介绍去大型外资动漫公司工作，面试一下就录用了，月薪四千五，一点不比公司里的美院本科毕业生差，另外还私下接了不少单炒更，试用期有时睡过头耽误上班，有时还穿着拖鞋去上班，老板对这些“艺术家”根本就不敢说重话，他们也不怕，走到哪里都抢手。相反，有些亲友的儿女从名牌大学毕业后，到处找工作，到处碰壁，找到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月薪不足两千，只能苟且干下去，甚至有人改行去干计时工作。

　　综上所述，进行大规模的智力开发，一方面要在教育的广度下功夫，用最短的时间扩大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容量，尤其是高中和大学的容量。另一方面要在教育的深度挖潜力，把初、中、高等教育办得更好，提高教育质量，生产高质“产品”。虽然我国的教育体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日益壮大、完善和成熟，但与世界先进的教育体系相比仍有差距，与全民智力大开发的要求相差更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做艰苦的工作，为了求进步，求发展，必须在壮大之中找薄弱，完善之中找瑕疵，成熟之中找夹生，只有不断发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才能不断进步。当我们的教育领先于世界之时，出国潮就会消退和逆转，我们的精英就不会大批流失，世界的精英则会大批到来，科技大国梦才能真正实现。

　　②创造宽松的科研环境。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被忽视的问题，没有宽松的科研环境，就没有大量的、重大的科研成果。中国的科研成果之所以少，最重要的原因不是中国人文化低、脑袋笨，而是科研环境还不够宽松，生长空间受到法律、政策、规定、文化、传统和民风的挤压。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文人相轻，其中也包括学人相轻，辈分高的看不起辈分低的，名望高的看不起无名望的，有职务的看不起无职务的，职称高的看不起职称低的，学位高的看不起学位低的，在这样的石缝中科研成果很难冒出来。也因为如此，中国的科学研究，被人为分成正统学者与民间学者，正统学者的研究，叫科学研究；民间学者的研究，叫科学妄想，说得难听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们的研究成果无人重视，难以发表，难以出版，难以获得有关部门和学术权威的认可。而正统学者就那么几个人，再怎么蹦哒也出不了多少科研成果。其实，无论什么人，对科学问题的思考和研究，都是科学研究。区别只是研究成果的价值，或价值较高，或价值较低，甚至没有价值，即使没有科学价值，对科学也是有益的，起码为这门科学奉献了新思想、新观点、新视角、新方法、新路径，这对其他学者可以起到启发、启示或警示的作用。

　　所谓科学研究，就是提出未被人类认识的科学新思想、新观点，然后加以证明或不作证明（即只提出假说）。科学新思想可以是对的，也可以是错的，无论对错都是科学研究。也只有把科研成果呈献给人类，才能让人类判断对错。因此，任何科研成果都应有机会向人类表达，把科研成果向人类介绍是媒体义不容辞的职责。

　　有些人喜欢给科学、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成果和科学研究人员，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如“科学空想家”、“科学幻想家”、“科学妄想家”“科学狂想家”、“万能科学家”、“科学狂人”和“伪科学”等。其实，这些人的“空想”、“幻想”、“妄想”、“狂想”，就是科学猜想，这是科学研究所必须的。若说“科学妄想”，弦论的十维空间论，也够资格了，因为国人想不明白什么是十维空间。不过，由于弦论是泊来品，国人不敢认为是“科学妄想”，而认为是科学前沿。若弦论来自国内，十维空间论一定会被视为“科学妄想”，发明人则会被视为“科学妄想家”。

　　“万能科学家”是专门用来攻击研究领域过宽的人，因为捞过界让人眼红不舒服，其实没必要给别人戴高帽，若有本事指出别人的研究错在哪里，说出一二三四来，这样的学术批判比讽刺挖苦更有力量。

　　即使是“伪科学”这样的标签也要慎用，科研成果有对有错，科研方法有高有低，科研思路有正有反，但科学研究无所谓真伪。只要是严肃的科学研究，研究行为、研究过程、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都是科学。比如，“水变油”的研究，若真是有研究过程、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不管是否属于真理，都是科学研究。从理论上说，水是可以变“油”的，只要能把氢与氧分开，就能燃烧，水就变成了“油”。问题是，水是氢与氧燃烧的生成物，再也找不到比氧更有活性、更有力量的物质来抢夺氢了。也许，在某种条件下，某种物质可以抢夺氧怀抱中的氢。在高温的煤炉中喷点水，火会更旺，说明氢与氧在高温中分手了，有部分氢燃烧起来，这也可以说是水变“油”。没经过研究得出的东西，才可以称是“伪科学”，包括学术剽窃、证据造假、玩弄魔术等。当然，科学不等于真理，这是需要分清的。有一些科研成果被人类认为是科学真理，但未必就是真理。

　　最近美国《大众科学》杂志评出了全球十大年度“科学才子”，评选对象主要是那些与众不同的、年轻有为的科学家。评选标准是：要有洞察力、创造力和不屈不挠的毅力，需要敢于回避现有的常识，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也需要那种积极探索、突破现有知识的“鲁莽”，不介意别人视他们为“怪物”，听到“回头吧，以免永远得不到学术界的认同”的忠告，也不以为然，一意孤行。

　　评出的十大“科学才子”平均年龄只有34岁，包括刚刚获得今年菲尔兹奖的31岁华裔数学家陶哲轩。引人注目的是，排在首位的是34岁的尼玛·阿卡-哈米德，他与同事提出的理论是一种出色的“异端邪说”，他们提出的假说称：引力之所以小于电磁力，在于引力渗出了我们居住宇宙的三维空间，进入了两个巨大的多维空间中，引力能量因而被削弱了。换句话说，我们的宇宙有裂缝。

　　尼玛·阿卡-哈米德的当选，体现出美国文化的宽容，这种文化推崇勇于探索、标新立异的精神，这正是科学技术发展所需要的。若在中国会怎样呢？尼玛·阿卡-哈米德绝对无法破土而出，根本就冒不出来，因为中国文化根本就不容许他冒出来。首先，他“异想天开”的理论离经叛道，背离人类知识，属于“异端邪说”。其次，他没有为自己的理论找到证据，只是属于“猜想”“空想”“妄想”“狂想”，说得严重些是唯心主义。第三，他的论文不会被采用，他的著作不会被出版，谁发表了这样的论文，出版了这样书著作，是要负责任的，因为太离谱。第四。他的理论不会被研究机构和学术权威认可。中国的科学研究成果，是需要由有关部门和有关专家来评定的，认定有价值才有价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哪个部门或专家敢支持这样的“异端邪说”呢？即使有学者从内心认同，也不敢公开表态支持，甚至不敢私下表态支持，万一支持错了会使自己的名誉受损，谁愿意为一个不相干人说话呢？第五，万一他的理论发表了，就会招来学术界的批判乃至攻击，乱棍打死，最后戴上一顶“科学妄想家”的帽子，打回原形，送回原地，他也怀疑是自己错了。从此对科学研究失去信心、兴趣与热情，再也不敢制造“异端邪说”了，重新回归平凡。严重的还会被同事讥笑，甚至因为发表“异端邪说”而丢掉教授的饭碗。

　　中国的文化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颗树木高于一片树林，大风来了，就会被吹断，因而这片树林的高度永远都是大体相当的。问题是，科学研究需要木秀于林，不从树林中冒出来，就不叫创新，就不叫创造，就不叫科学，充其量只是人云亦云，拾人牙慧。

　　这种传统文化，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难出重大的自然科学成果。自然科学一等奖多少年空在那里无人问鼎，近几年颁发了一些，似乎有点勉强，因为影响并不算大，获奖后人们才知道他们和他们的理论，过后又被世人忘记了。影响最大的科学家是袁隆平和王选，他们的成就是科学成就，也是技术成就，但主要是技术成就。在自然科学没有叫得响的理论与学者，这是中国的悲哀。

　　科学与技术相比，科学的影响力要大于技术，科学派生技术，技术源于科学，科学满足人类的精神需要，技术满足人类的现实需要，人类的好奇心、求知欲，需要科学理论来满足。中国涌现出许多能为人类接受的自然科学理论，才能算得上一个科学大国，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全民族共同努力，包括政府和民间，包括专业与业余。中国需要有在体力上超越洋人的刘翔，更需要有在智力上超越洋人的学者。

　　中国要发展科学事业，必须要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容许木秀于林，甚至容许“异端邪说”。只要有科学新思想，就有机会向世人表达，任由世人评说。机构、专家和民众，可以讨论科研成果的是与非，但不要轻易用“邪说”“妄想”“狂妄”来评价。

　　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更需要宽松的环境。社会科学的新主张、新思想，肯定与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相同，相同了就不是新主张、新思想了，这就有“影射”“攻击”之嫌了，因而谁也不敢乱主张，乱言论，有这样的主张与言论往往会被认为出格，与党中央不保持一致。当然，全党的行动应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在学术上则不能要求保持一致，保持一致是学术研究的大忌。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集中全民族的智慧，这样才能少走弯路，少走错路，才能建立和谐、高效、美好的社会。

　　对科学研究是要宽容的，容许出错，容许离谱，容许离经叛道，另外还要英雄不问出处，只看文章不看作者，不问作者是谁，哪怕作者是监狱里的囚犯，只要著作或论文有科学价值，对人类、对社会有好处，就应与世人见面。只有这样，才能让人类判断、甄别是不是真理。

　　宽松的科研环境，首先要来自宽松的政策，在科学领域也需要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放开手脚，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一路绿灯，一路通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才能迎来科学的春天。一百个科研成果中，有一个被证实是真理，这就是发展，就是前进，就是突破，就是飞跃，何乐不为呢？人人都瞻前顾后，提心吊胆，小心翼翼，科学园地就会一片沉寂。

　　科研成果也不一定非要专家认定不可，发表出来，供世人参考，由世人认定，这是最好的方式。科学是走前人没走过的路，无论对于大众还是对于专家，都是全新的课题，专家的认定不一定对，大众的认定不一定不对，如果专家认定是真理，大众却无法接受，这样的真理十有八九不是真理。总不好说九十九个人是错的，一个人是对的吧？当然，若需要评奖，由专家认定也无可厚非，但也可以由大众投票决定。

　　西方文化造就伟大的科学家和伟大的科学理论，虽然有点吹捧过头，不那么伟大的科学家和科学理论，吹捧得十分伟大。不过，这倒让世人认为美国是科学的天堂，对美国科学充满敬意，全世界的学子和学者都涌到美国寻找科学，从而成为美国的科学人才，推动美国科学的发展。

　　一个科学理论或一项科研成果，从西方泊来的就会受到高度重视，从本土生长的则会无人问津。一些媒体经常登载外国科学家的言论或理论，读者看了觉得很有新意，很受启迪，可是他们的言论或理论，在国内早就有人说过了，甚至向这些媒体投过稿，都被丢进废纸篓了，或是因为编辑不识货，或是因为作者是无名之辈，或是因为作者职称、职务、职业、学位不高，发明创造就这样拱手让给外国人了。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国人的这种心态，大概从1840年鸦片战争时就开始形成了，积重难返，一时难改，只能随着中国的强大、发达和富裕，慢慢地消失。中国的“科学妄想家”被视为“科学才子”之时，就是中国科学繁荣昌盛之日，但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③吸收全世界的科技人才。

　　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人才的竞争，虽然将来中国会培养出大批世界级的科技人才，但还要敞开胸怀吸纳全世界的科技人才。在这方面美国走在了前面，美国吸收了全世界科技移民的40%，其中70%来自发展中国家，中国也向美国输送了不少科技精英。吸引人才不是有钱就行的，国家的各个方面都要行，要让世界科技人才从内心深处喜欢这个国家，认同这个国家，别人才愿意来这里生活和工作，才愿意做中国人。把中国建设得更民主一些，更自由一些，更法治一些，更公平一些，更清廉一些，更宽松一些，更包容一些，更文明一些，更富裕一些，更发达一些，更美丽一些，更环保一些，才能最大程度地吸引全世界的科技人才，中国的科技事业才能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④增设科研岗位。

　　中国的科研岗位很少，主要是研究所的研究员，这是远远不够的。总体上看，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不算少，总人数达3200万，居世界第一，但绝大部分都是科技应用工作，而不是科技开发工作，医生去看病，工程师去建楼，如此而已。一个国家若想领导科技新潮流，就必须要有大量科技开发人员。这样也可以有更多的岗位接纳大学毕业生。美国有一百万左右专门从事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人数上是中国的八倍，素质上也更高一些，这些人分布在政府、大学和工业企业。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一个实验室就有研究人员3000多人，每年研究开发经费六七十亿美元，占公司销售额的10%。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经费仅占销售收入的0.56%，其中只有11.9%的企业开展科技活动，这就是观念上的差距。

　　从科研的角度考虑，我国政府、大学和工业企业都应建立研究院、研究所或实验室，并设置相应的研究岗位，招聘相应的研究人员。除了下达研究课题（最好自愿承担）、组织学术交流（最好自愿参加）和提供交流平台之外，更重要的是养一批有兴趣于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费，让他们不必为一日三餐而奔波，从日常工作中解放出来，专心致志搞研究。社会上每一个人，不论学历高低，年龄大小，都可以像求职那样申请当研究员，敲门砖是学术研究成果，或有学术论著，或有发明专利。合同聘用，聘期五年，任期届满，根据科研成果吐故纳新。研究人员，应是最有活力的科研人员；研究机构，应是最有活力的工作机构。不应该把研究机构办成养老院。

　　⑤增加科技投入。

　　2004年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3%，而发达国家研究开发经费一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左右，差距是很大的。科技投入不光是政府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事，政府、大学、企业和个人都可以投资科技。设立研究院、研究所和实验室，设置大量科研岗位，就得有钱。中国有钱么？当然有。美国每年投入科研开发的资金约为两千七百亿美元，中国拿出两千七百亿人民币不成问题，政府出一点，大学出一点，企业出一点，个人出一点就有了。一元人民币在中国使用，与一美元在美国使用差不了多少，况且中国的科研人员比美国的科研人员便宜得多。在科研用途上，一元人民币在中国能办到的事，不会少于一美元在美国能办到的事。比如，美国用十亿美元研制出一款新型火箭，中国用十亿人民币也能研制出性能相当的新型火箭。用人民币在国内购买劳动力，比用美元在美国购买劳动力，更加便宜，在这方面人民币就是比美元好用。

　　从两国总产值相比，十万亿美元与十一万亿元人民币的差距，是不是八倍之差？当然不是。用汇率换算两国的经济实力，不知是谁发明的，这是一种错得离谱的方法。一栋相同的大楼，建在美国、香港和中国，产值计算是不同的，在美国计十亿美元产值，在中国计十亿人民币产值，由于汇率相差八倍，于是就有人认为美国建了八栋楼，中国只建一栋楼。人民币汇率与港币差不多，但香港计算的产值不是十亿港元，而是一百亿港元，因为香港的房价是中国的十倍，于是有人就认为香港建了十栋楼，中国只建一栋楼。由此可见，按传统方法计算两国经济实力，受到了汇率和物价的扭曲。

　　当然，以上数据是概略性的，不一定很精确，但汇率和物价扭曲国内生产总值是肯定存在的，最多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美国的房价与中国的房价，不是以一当一的对应关系，但用人民币在中国乡镇、县城和小城市买楼，与用美元在美国的同类地区买楼，是差不了多少的。而且在中国的农村、乡镇、县城和小城市兴建的大量民居，是不计入国内生产总值的。因此，在房地产上也大体反映了美元与人民币以一当一的对应关系。

　　美元汇率高于人民币许多倍，一是由于汇率是人工确定的。当年央行领导大笔一挥，多少就多少了，定得是否正确只有天知道，似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是八倍之差了，几十年不变。二是由于确定汇率时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很大。当时中国除了大米和单车就没什么东西了，外国人拿着人民币没什么用。三是由于改革开放前中国处于革命时代。社会动荡，政策不稳，人民币也随之沉沉浮浮，前景不明，若某天早上宣布外国人持有的人民币为废纸，也不稀奇，或因经济崩溃物价上扬一百倍，人民币也变成废纸了，因而谁也不敢持有人民币。四是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现在中国强大了，产品丰富了，人民币具有更大的使用价值，外国人更愿意持有人民币，但没有一个自由兑换的市场，人民币无法受市场的追捧而上扬。

　　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是看汇率，不是看物价，而是看产量，比较一下双方工业产品的总量、农业产品的总量和第三产业的总量，就知长短了。中国的谷物、棉花、肉类、水果、水产品等主要农产品产量高于美国，美国只是大豆多一些，但中国花生、甘蔗又远远高于美国，因此第一产业中国强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第二产业中国的轻重工业都强于美国，轻工业中国的优势明显，不用多说了，重工业看钢产量就能评估双方的重工业总量，中国年产钢2亿吨，美国年产钢1.2亿吨，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钢铁进口国。美国的石油、电力产量比中国多一两倍，但中国煤产量是美国的十倍。美国汽车产量比中国多两倍，但中国水泥产量是美国的5.7倍，意味着中国的建筑业总量远远高于美国。也就是说，美国制造汽车多一些，中国制造大楼多一些。即使在科技产品上，也是中国的产量更大，经合组织在一份报告中称，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科技产品出口国，2004年IT产品出口1800亿美元，美国只有1490亿美元。总的来看，中国的工业总量是全球最大的，除了石油、电力、汽车等少数产品之外，几乎所有产品的产量都是世界第一。只有第三产业中国不如美国，不过第三产业是虚的，是通过服务的途径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因此要建立在第一、第二产业的基础上。对内提供更多服务只意味着国民生活舒适，不意味着国家强大；对外提供更多服务才意味着财富流入，可以增强国力。总的看，中美双方经济总量旗鼓相当，或相差不大。因此，中国不缺钱，缺的是观念。

　　说五十年赶上美国，太谦虚了，只会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全世界也会认为你落后，不值得重视，不仅美国欺负你，连台湾也会认为你软弱可欺。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的弹丸小国，对中国很友好，但新加坡人也看不起中国人，就是因为中国人穷啊，新加坡人均产值三万多美元，中国人均产值一千美元，凭什么看得起你？东莞已经是世界工厂了，外资企业有14000多家，大批IT产品占有全球市场20—40%的份额，按汇率人均产值五千多美元。新加坡记者把外来人口纳入之后重新计算，实际人均产值只有九百多美元，太荒唐可笑了，难道一个新加坡人可以顶33个东莞人？难道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只及新加坡的三十三分之一？做数学题得出答案之后，首先要评估一下计算结果是否正确，如果觉得答案离谱，就一定是算错了。别忘了，新加坡元汇率高于人民币五六倍。

　　至于美国就更欺负中国了，美国从来不承认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只肯承认中国是一个地区大国，这不是有意贬低就是过于无知。正因为如此，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美国总统上台后，就扬言要打中国。其实，中国比他们想象的要强大得多，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世界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中三巨头聚会开罗，就已经证明中国是世界性的大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对世界事务具有否决权，这也足以证明中国是世界性的大国。中国的政治、经济力量波及全世界，中国的军事力量也在三甲之内，虽然中国的常规军事力量没有投放到全世界，但中国的战略导弹可以打到全世界。

　　对自己评估过低，外交也会吃亏。台湾闹独立中国就紧张，出访或接访时，往往要求与对方联合发表声明支持一个中国，这背后可能有代价。其实，台湾在中国面前闹独立，就像骑兵在坦克面前耍大刀，完全可以欣赏一下免费表演。有美国的支持台湾独立不了，有全世界的支持台湾也独立不了，只要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就是黄粱美梦，除非中国自己垮了。一边是芝麻，一边是西瓜，谁都会要西瓜；一边是石头，一边是鸡蛋，鸡蛋碰石头只会自己烂。

　　一个国家富裕、强大、发达，这是一种无形资产，可以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上带来难以估量的利益，产品出口也会更多一些。这与人是一样的，手中无权又无钱的人，别人会看不起你，疏远你，即使是过去的朋友也会渐行渐远，人总是势利的，国家也如此。

　　美国生产的东西不多，获得的财富不少，秘密在于维持高汇率、大量出口美元、大量“出口”学位和依赖高科技获取高额利润。每年全世界有一半的专利是美国人注册的，有了各种发明和专利之后，就作为知识产权控制起来，用于研制新技术产品获取高额利润，或转让专利获取高额利润，军火、客机、汽车(在国外生产的部分)、芯片、软件、药品等高科技产品都获得了超级利润，美国电影也可以说是科技含量高的产品。

　　科学技术的利润有多高呢？举个例子，美国取得了一款手机的专利后，然后用专利设计一个产品，由于技术领先，产品新颖，投放市场后很自然就成为名牌，然后就把专利和名牌转让出去，允许全世界贴牌生产，因此就可获得售价的20%，这是高得离谱的暴利，而全世界的血汗工厂只获得百分之几的利润，也就是说，美国获得的利润是全世界血汗工厂利润总和的几倍。这就不难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了，也不难理解美国为什么可以坐享其成了。美国没生产多少东西，美国人却有大把钱花，道理也在于此。技术含量不高的耐克、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也是这么赚大钱的，因为也含有独一无二的专利。科学技术卖高价要有五个条件：先进性、实用性、垄断性、崇拜性和强制性。所谓崇拜性，就是崇拜这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所谓强制性，就是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弱小国家不敢剽窃、抄袭、仿制、压价和拒绝。

　　美国搜索引擎公司Google，接纳原微软公司副总裁李开复后，支付的年薪据说是1000万美元，也有人说是2000万美元，可见Google非常有钱。钱从哪来？从企业中来！主要收入来自不是广告的广告，企业想通过Google在网上宣传推介自己，就要竞价排座次，要在行业中排名靠前就得出高价，全球有多少个行业？有多少个企业？不由得你不上网，不上网只能做街坊生意，上了网就等于拥有全球市场，因而各类企业争先恐后去上网。这么一来，美元就哗哗地落入Google的口袋了。

　　美国研制和生产的药品泰素，这是治疗乳腺癌的首选药和常用药，是从紫杉树叶中提取出来的物质，就像从甘蔗中提取出蔗糖一样简单，可是每克价钱59833元，比黄金贵五百多倍，比白糖贵七百四十万倍，可以买一辆汽车了。转移病人要连续用六个疗程，仅泰素药费就是十万元左右。这种药还不算贵的，只能算价格居中的。药之所以贵如仙丹，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国资本家垄断了市场；另一方面是海关打了高关税。

　　美国出口产品少，进口产品多，年年存在大额贸易逆差，美元汇率高利大于弊，汇率高意味着美国可以用较少的钱获得更多的财富，一美元可以买回一堆外国商品，美国人可以坐享其成，慢慢享用。世界各国廉价出口商品赚美元，其实是受美国剥削，得不偿失。日本是制造大国、出口大国，到头来日本人还不如美国人富，这是值得思考的。美国出口的最大宗商品是美元，这是剥削全世界的主要方式，汇率越高，对世界的剥削越大，印钞机一开，财富滚滚来。美国目前所欠的外债高达2.7万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3%；美元在海外流通的有3000亿美元，占流通总量的三分这二；美国经济目前吸收了全世界储蓄的四分之三（指国际市场上投放的资金），每年大约5000亿美元。

　　全世界都用美元，山姆大叔就成了开银行的了，开银行的没有穷人，没有钱花挪用就是了，世界各国认购美国债券实际上就是把钱存在美国，手里的债券只不过是定期存单罢了；没有钱花印就是了，别人手里拿着一百元，你再印一百元，别人手里的一百元就变成五十元了，另五十元神不知鬼不觉就到你手里了。一百年前的美元与今天的美元不可同日而语，137年前美国用720万美元就从俄国手里买回了152 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单价是2美分一英亩，这片土地成了美国最大的州，比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总和还大，当时的美元价值连城，现在的美元只不过是一张纸。这说明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都在开足马力“偷印”美元，这样外国人手里的美元就不是美元了，外国人手里的债券兑现回来的美元也不是美元了。据专家说，现在的美元购买力相当于1991年海湾战争时的一半。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更应成为世界银行。中国完全可以开一个世界银行，前提是先把人民币出口到全世界。其实，人民币也越来越硬，世人需求越来越多，也是可以出口的，人民币大量出口后，中美差距就更小了。出口一万亿元人民币，什么科研经费都有了。进口产品不支付美元，支付人民币，会有人要的，不妨试试。当别人手里拿着你一万亿元人民币，就意味着你占有别人价值一万亿元的实物财富；当这一万亿元永远都在国外流通时，就意味着你永远占有别人价值一万亿元的实物财富。如果进来的一万亿实物财富是机器设备，还会生蛋，一万亿变两万亿、四万亿。这就叫人民币出口。当然，前提是人民币要能自由兑换，不然人家也不敢收。除此之外，出口途径还很多，如发行外债等，在这方面是可以向美国学点东西的。因此，中国对付美国的最有力武器就是拒绝美元，减少认购美国国债，减少储备美元外汇，出口商品多收人民币，进口商品多支付人民币，需要美元再到汇市兑换。

　　人民币自由兑换之后，汇率肯定会升高，汇率升高意味着国家财富增加，若有七万亿元人民币流通，汇率升高一倍，就意味着财富增加七万亿；汇率升高两倍，就意味着财富增加十四万亿。随着国内总产值的增加，人民币流通量的增多，财富还会因为人民币的升值而源源不断增加。当国人用一百元人民币就可以在世界市场买回一大堆产品时，国内的穷人也不多了，起码无人挨饿了。谁不愿意把人民币当成美元来使呢？现在中国每年要进口一亿吨石油，石油价格居高不下，有的加油站断油了，有的人不敢用车了，若用高汇率的人民币进口石油，中国的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都降低许多，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高许多，牵一发动全身。

　　当然，高汇率也许会影响到出口，但怎样才是最有利，这是值得权衡的。实际上对出口的不利，很大程度只是表面上的。人民币汇率升高，对于出口企业来说，用人民币支付的生产成本还是那么多，不过出口定价时用人民币与美元进行换算，定价就拉高了，出口商品价格的升高必然造成出口减少。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意味着用更少的劳动获得更多的美元。比如，人民币升值一倍之后，出口商品的价格就提高了一倍，原来出口全部商品可以换回五千亿美元，现在只能出口半数的商品，但这些商品却可以换回五千亿美元，这意味着用半量的劳动就可以获得等量的财富，何乐不为？

　　另一方面，进口商品也会因为人民币汇率提高一倍而降价一半，进口商品成倍增加，这意味着国内等量的劳动可以从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财富，大量实物财富的涌入意味着国民和国家的富有，因为占有的实物财富多了。不然，一个农民披星戴月劳作一年，只值600美元，拿到国际市场买不了什么东西，吃亏的还是自己，毕竟现在是一个存在广泛分工的世界。

　　当然，以上事例只是为了说明道理打的比方，不意味着实际情况完全如此。退一步说，即使人民币汇率的升高，对出口有实实在在的影响，那么对出口的所有不利也被进口的有利弥补了，中国的外贸是进出大体平衡的，出口多少也进口多少，出口损失多少进口就挽回多少。当进口大于出口时，对出口的不利则被对进口的有利超越了。也许有人说，不大量出口产品换美元，哪有美元去买进口产品呢？这有一定道理。

　　不过，这是站在美元的立场思考问题。现在中国拼命出口廉价产品赚美元，就是为了用美元进口高技术产品和原油，如果能用人民币支付，不是更简单、更容易么？出口少些也能大量进口高技术产品和原油。当人民币成为硬通货的时候，还需要汗水工厂辛辛苦苦生产大量商品，然后再辛辛苦苦在世界各国打市场、换美元么？个人、企业和国家都可以掏出一大把人民币，在世界市场买回一大堆廉价商品慢慢享用。从这个角度看，影响了商品出口也就没那么严重了。再说，人民币越贱，未必出口越多。几年前，中国大量廉价电视机登陆美国，被美国以反倾销为名发起反击，结果中国电视机被赶出了美国。同样，现在中国的服装、鞋子、打火机等，也在美国和欧洲遇到同样问题。

　　中国大量生产廉价商品卖给美国，以满足美国人的奢侈生活，美国人花光了美元还不能获得满足，就向中国借沾满了血汗的美元，然后再买回大量中国廉价商品。中国有几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那是数字财富，只要不花就是虚的而不是实的，实际上大部分以债券的形式借给美国人花了，将来中国人想花钱买享受时，美元已经大幅贬值了。由此可见，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人是不劳而获得到了享受，中国人是劳而不获得到了辛劳。美国人就是这样享受生活的，为世界奉献的商品不多，全世界的商品却源源不断流入美国——这就是实物财富的流入啊，还反过来指责别人的商品流入太多、价钱太便宜，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实际上是指责中国人把自己养得太肥了。

　　把血汗钱存起来，留到遥远的未来使用，这是大傻瓜。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八千亿美元了，还经常拿来向国人炫耀，实在是大错特错，不如立即花在科学、教育、医疗、失业下岗家庭、贫困农村家庭、农村现代化建设、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上。当前举国上下决心建设新农村，若是动真格的，就要有巨额资金投入，摧枯拉朽，破旧立新，关键在于房、水、电、气、路，专家测算需四万亿元才够，若真有这么便宜，动用五千亿美元外汇储备就够了，不必艰苦奋斗到2020年。

　　美国经济是服务业经济，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为75%，服务业是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产业。上个世纪美国经济增长20倍，产出的“重量”大体不变。美国经济的虚化并不值得学习，有朝一日会吃亏的，但反映了美国“不劳而获”的现状。相反，中国是制造业经济，在继续发展实业的同时，也不妨大力发展“虚业”，使中国经济虚实相当，相辅相成，毕竟中国的服务业比重仅占32%。最辛苦的工作最不赚钱，最赚钱的工作最不辛苦，财富主要是靠巧妙的智慧赚来的。

　　人民币汇率的提高，不仅在实际上可以让国家和国民富裕一些，还可以在观念上让国家和国民富裕一些。贫富有时取决于观念，有些人家庭月收入达一万多元，多年一直如此，但还是觉得自己是穷人，不敢乱花钱，主要原因是收入不稳定，永远都有吃了这餐没下餐的感觉。如果是永不满足的人，收入再高也永远觉得自己是穷人。对于国家来说，人民币汇率升高后，换算成美元，人均收入就不会有永远都追不上富裕国家的感觉了。这样起码可以增强一点自信心，也不会老给人家瞧不起。

　　另外，人民币汇率提高后，国内出高薪聘请世界一流的科技人才，就容易多了。假如一元人民币可兑换一美元，年薪支付一百万人民币，就等于支付一百万美金，国内一流学者就会留在国内，国外一流学者就会向往中国，这样科技大国梦才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否则，不但聘请不到世界一流人才，国内的一流人才还会流出去。若一流人才都流到了美国，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就永远也追不上美国了。

　　中国的精英大多集中在北大清华，这两所大学毕业生中的三分之二都去了美国，每年花费几十亿元办学，主要功能就是为美国培养人才。在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公司中，就有三千多名中国去的工程技术人员，许多就是北大清华毕业的高材生。若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是一比一，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去美国了，年薪五万美元相当于年薪五万人民币，谁还愿意背井离乡去美国？别以为美国有许多高科技需要中国学生去偷师，数得出来的还真不多，在飞机、武器研制上需要偷师，但别人不让你偷，偷到了也带不回来，因此有一些学生留在美国就行了，不需要向美国输送几十万精英，假如中国还在清朝或民国，倒需要派大批青年去偷师。代表美国最高科技水平的航天飞机，不就是火箭背飞机么？太简单了，一看就懂，无师自通，关键技术在于航天飞机表面的隔热瓦，但美国的技术不成熟，即使是成功的飞行也往往有隔热瓦脱落。总的来看，这个项目已被怀疑是人类科技史上的重大败笔，面临寿终正寝的厄运。

　　总而言之，汇率升高，得益的是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受损的只是出口企业，出口企业之所以能在出口中获利，是因为获得的是美元，用高汇率美元在国内消费，等于向国人转嫁了美国的剥削；用高汇率美元在国际市场消费，等于向世界转嫁了美国的剥削；用高汇率美元在美国消费或向美国进口，等于实现了美国对自己的剥削，因为双方的劳动不等价。中国出口获得的美元，大多向发达国家进口高技术产品，美元、欧元、英镑汇率都高，向他们进口高技术产品，也是等于实现了美国对自己的剥削。

　　除此之外，美国还有其它途径吸纳境外游资，世界性的股票、期货、外汇市场，使世界游资源源不断涌入美国，这是美国吸收外资的主要方式，升升跌跌，沉沉浮浮，大家炒的都是数字，钱却进了美国的银行，美国人大大方方拿去花了。美国人最善于花银行的钱、别人的钱和未来的钱，2004年美国的支出比收入多6000亿美元，在美国只有2%左右的家庭有存款，个人、家庭和国家都是负债消费，借贷生存。债务多不要紧，数字而已，穷的是数字，富的是实际。这也是值得中国学习的，搞一些世界性的金融市场，全世界的热钱就哗哗流进来了。

　　不过，中国的金融市场还缺乏透明，缺乏公平，缺乏成熟，缺乏健康，是上市公司和金融大鳄圈钱的地方，远远不是投资和投机的地方，国外游资往往不敢贸然进入。一个看似不错的上市公司，通过上市、增发、配股三板斧之后，就圈到了一大堆白花花的银子，钱入口袋之后，不知有何用，不知怎么用，不懂如何用，就知道钱是好东西，不管有没有需要，圈进来再说，有钱之后，人也爽手，三下五除二，钱就没了，前三年看似辉煌，三五年后公司就摇摇欲坠了，经营一年赚来的钱，还不如股市门前卖报的老头赚得多，股价当然也就从天上掉到了地下，最终亏的还是投资者和投机者。

　　股市当然有赢家，赢家是金融大鳄。第一种是公司大鳄。上市公司总是能从股市上圈走许多钱，在这点上是赢家。第二种是老总大鳄。他们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不择手段把从股市圈来的钱装进腰包。有一家公司的董事长，通过行贿拉关系，把自己的小作坊变成上市公司，再通过做假账把绩劣公司变成绩优公司，从股市圈走了几亿元，然后转移国外，自己一走了之。股价从最高的五十多元，跌到现在的九毛八。第三种是庄家大鳄。庄家大鳄是神奇的，能未卜先知，呼风唤雨，要升就升，要跌就跌，他们能够操纵股市，专门猎捕那些自信能战胜股市的人。当然，庄家大鳄也有亏的，也有惨的。不过庄家是合法投资者，对股市具有积极作用，功不可没，这是应该保护的。

　　股票的面值是一元，上市后可以卖到七八元、十几元、几十元。为什么？因为股票具有炒作的功能和价值。这么看就看走眼了，股票虽可炒，越炒越缩水。中国人穷了上千年，穷怕了，人人都想发财，可是开公司、办工厂太复杂、太辛苦，不是人人都做得来的，持有股票就是股东了，就等于自己开公司、办工厂了。因此，拥有股票就等拥有了会下蛋的老母鸡。问题是，母鸡不一定下蛋，肥鸡也会变成瘦鸡，生鸡也会变成死鸡。实际上许多人抱回来的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分红的那点钱还不够塞牙，若是送股票还像那么回事，只是许多人不知道，送股票其实就是送画饼。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自己所在公司的股票或与人合伙开办公司的股票，完全是一样的，一股就是一股，一元就是一元，身价不因是否上市就有高低之分，若说身价，说不定与人合股办公司的股票，或自己所在公司的股票，更能给你带来财富。至少经营管理自己能看得见、摸得着，在自己的目力范围之内。

　　因此，股市成了制造贫穷的机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吸血池。股民的血汗钱被许多上市公司糟蹋了，被许多老总大鳄私吞了，被许多庄家大鳄赚走了。从长远来看，一百个人炒股，有九十九个是亏的，他们不知道亏给谁了，都以为亏给了庄家，实际上十有八九是亏给了上市公司或公司老总。如果不能从战略上、总体上、本质上认识股市，把握股市，只会在那里伏案算计当天的升跌阴阳，到头来必然输得很惨。亏50%很容易，要赚回来必须赚100%，股市天生就是亏钱容易赚钱难的地方。

　　一个公司的产品有市场，全世界的人都会排队送钱给这个公司，这个公司也就不需要通过股市筹集资金；一个公司的产品没市场，只有傻瓜才送钱给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就入不敷出，就需要到股市筹集资金，有钱之后扩大再生产，产品堆成山，灾难也就发生了。或冒险进入一个完全不熟悉的投资领域，与轻车熟路的对手争夺天下，十有八九死得很惨烈。道理就这么简单。金钱是烫手山芋，人家的钱拿多了会烫伤手掌。绝大多数日落西山的上市公司，失败的主要原因往往是没必要地筹集了太多的钱，有钱之后又使用不当。

　　史玉柱的巨人公司是怎么垮的？是因为不必要地通过银行、民间筹集了太多的资金，钱多了就用来投资自己不熟悉的七十层巨人大厦和脑黄金等保健食品，大厦刚打下地基公司就垮了。若是专注于自己所熟悉的软件开发，不需要那么多钱，也不会倒闭。当时巨人卡很畅销，全国人民排队送钱给巨人公司，钱根本用不完。当然巨人公司不是上市公司，但道理却是相通的。通过股市筹集资金促进公司发展，这叫拔苗助长；通过股市筹集资金挽救公司的衰落，这叫肉饱子打狗。

　　从某种意义上说，股市是一个烧钱的地方，把老百姓的血汗钱烧完之后，上市公司也该倒闭了，两败俱伤，没有推动经济的发展。若把烧掉的钱拿来发展国家的科技事业，科技水平早就上一个台阶了。能不能这样做？当然可以。本来股市就是一个把别人的钱变成数字，再名正言顺把钱拿去花的地方，把股市的钱多花在高科技企业上，多花在科技项目上，就是对科技事业的扶持。现在股市也有许多“科技股”，绝大多数只是名字而已，不可当真。

　　花钱的途径，一方面是通过股市筹措资金，让真正的科技企业多上市，科研项目也上市，如何？至少有市场前景的科研项目可以在创业板上市。另一方面通过银行贷款——股民炒股的钱汇集到银行后，通过银行贷给科研项目。比如，贷给研究运载火箭的，贷给研究大型客机的——当年运十客机就是缺几千万资金而功亏一篑，样机都研制出来了，而且飞得不错，主要是缺些油料继续进行飞行试验。当然，也可以把小额资金通过某种方式，贷给尚未成名的袁隆平、王选之类的“小人物”研究的“小项目”，比如贷给他们所在的单位，但指定用于他们的研究项目。如果当年他们每人每月得到一百元，他们都会认为是一笔巨款。即使这笔钱用来解决他们生活和治病的后顾之忧，也算是用在了刀刃上。

　　一个科研项目要获得银行的贷款扶持，最好专门成立一个法人单位，可以是事业单位，可以是企业单位，这么包装之后银行才好放贷。当然这也是要考眼光的，要考银行的眼光。不过，把小额资金直接贷给研究人员也未尚不可，现在银行贷款也直接面向个人，如买车、购房、上学等。既然如此，有项目的科研人员也可以直接向银行申请小额贷款。

　　一个公司真正需要钱是创业初期，有一项好技术，有一个好产品，有一个好项目，万事俱备，只欠资金，这时就需要资金的扶持，需要的钱也不会太多，这时股市把有前程的小公司扶上马是必要的，以后的生死就要看它的造化了，这就是所谓的创业板市场的功能。

　　如果中国的金融市场都很透明、很公平、很成熟、很健康，股价能随国家经济发展步步走高，股民能随股价的走高获得多倍回报，全世界的热钱就会滚滚而来，中国就有使不完的钱了。把其中的一小部分用作科研经费，科研项目就不愁没有钱了。要做到这点，就要给金融市场的功能重新定位。比如：

　　⑴股市不是吸引国内游资的地方，而是吸引全世界游资的地方，当然也包括国内游资。

　　⑵股市不是为大中型公司筹集长期无息资金的地方，而是为小型新技术公司筹措启动资金的地方。喂一头大肥猪不如喂百头小乳猪，大肥猪再长也有限，百头小乳猪也许有十头会成为大肥猪。

　　⑶股市不是上市公司剥削股民的地方，而是股东使役上市公司的地方。上市公司拿人钱财就应做人牛马，尽最大努力为股东赚钱，公司只不过是股东的赚钱工具，股东才是公司的真正主人，股东应享有更多的权利，包括平价认购股票，获得真实分红，获得升值回报，获得真实信息，通过监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制定不配股、不增发的游戏规则。所谓增发、配股是对股东的剥夺和勒索，要么交钱，要么卖股，要么贬值，这是一种披着合法外衣的抢劫。钱不够找银行，不要找股东，股东没有能力、没有义务喂奶一辈子。有一亿元固定资产起码可以向银行贷款6000万，做什么都够了。若把钱挥霍得差不多了，也没必要去救了，自然死亡最好，以免把更多的资金、更多的股民拖下水，死得越早损失越小。

　　⑷股市不是比拼炒作技术的地方，而是比拼投资眼光的地方。看准、扶持一个小型新技术公司，就能使自己获得一个美好的未来；看错、扶错一个小型新技术公司，就会使自己承受未来的风险损失。这也正是股票要平价发售的原因，若股票溢价十倍发行，原始股东一开始就输了；若溢价五倍发行，开盘高开一倍，二手股东一开始就输了，二手以后的股东也跟着输了，这就叫上市公司剥削股民。上市公司充分利用了股民的盲目崇拜，以为它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一种幻觉，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公司的未来不妙，上市之日就是辉煌之时，在最辉煌的时候溢价发行，就意味着接手的股东或股民的未来很黑暗。这也是股市挑“好公司”上市的弊端。好不好要看技术、看产品、看项目、看人才、看未来，而不是看当前每股盈利。归根结底是看眼光，第一关是审批部门的眼光，第二关是投资者的眼光。

　　⑸股市不是把有息存款转换成无息保证金，银行再随心所欲拿去放贷的地方，而是把有形钞票转换成虚无数字供人炒作，再把钞票专项放贷给工业公司的科研项目。总而言之，股市是把国际、国内的闲钱转化为科技经费的地方。

　　沪深股市建立至今十四年，有的上市公司借力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有的上市公司从大到小，从强到弱，从有到无；多数上市公司在大海中随波漂流，不进不退，不沉不浮，不死不活，处于挣扎状态，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总体评价：股市开了也白开。

　　道理很简单，中国股市没有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果视野不够宽，看不清股市对中国经济的作用，可以看看股市对当地经济是否有推动作用，那几个上市公司上市前后对当地经济的推动有何不同？如果有所不同，别忘了把当地股民亏进股市的钱也考虑进去，设想用这些钱建立几个大型公司会怎样。股市的唯一的作用，就是养活了多如米铺的证券公司及从业人员，但别忘了是股民的血汗钱养活了他们。

　　若仍有不信，还可以到股市中做个抽样调查，不妨看一下当初深圳股市的老九股，即编号从1—9的股。现在只剩下五个元老了，其它都是问题股，要么撤牌了，要么PT了，要么卖壳了（真身退市或破产了），要么改名换姓了。老三、老四、老五、老八夭折了，现在的老四、老五、老八是捡来的，捡来的老五、老八也差不多夭折了，都成ST了，似乎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老三PT金田早已被抬进了太平间，想当年曾是股份制改造的一面旗帜，几乎所有重要报纸都有长篇报道，现在连挂牌的资格都取消了，已经亏得不清不楚了，去年的业绩也未见公布。其它八个股去年每股盈利是0.39、0.16、0.10、0.05、0.01、0.01、0.00、-1.15元，亏得最惨的是元老深振业，曾几何时还是绩优股。那些接近亏损边沿的股，也许是做账做出来的盈利或持平。

　　若统计一下公司的净资产，可能远远少于这么多年从股市圈进来的钱，而且十多年前的一元与现在的一元不等值。PT金田把圈来的钱都亏完了，每股还亏了银行或别人的2.99元，换句行话说就是每股净资产为-2.99元，也就是说当公司净资产为零时，还借来了十亿元并亏掉了，若加上亏了股东的那部分，可能有几十亿元之多。这够全国的科研人员眼红的了。窥斑见豹，老九股有银行股、科技股、地产股和工业股，能够代表股市的上市公司，既能代表它们的现在，更能代表它们的将来。

　　为什么上市公司的未来大多不妙？规律使然。一个公司若缺乏股东的监督，管理层的腐败是必然的，公司的倒台是迟早的事，不论是国有公司、股份公司还是私有公司，这是规律一。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在市场站得稳的新产品只有7%，这些产品的市场寿命一般也就几年，公司的市场寿命一般也就十年左右，只有那些不断更新产品，并能始终跟上时代步伐的公司，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这类公司永远都是少数，这是规律二。

　　当然，有些在市场上具有垄断地位的公司，寿命会更长一些，但庞然大物也有失足之时。四川长虹是国内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商，前些年还是股市的第一绩优股，每股盈利两块多钱，1996—1997年牛市时暴升十八倍，为沪深股市之最。现在情况已经不妙，2004年亏损37亿元，若这样下去几年就会倒闭。九十年代，在广东名声最大、实力最强的公司也许是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了，后来轰然倒塌了，还引起了不大不小的地震。虽然不是上市公司，但航母级的上市公司倒塌也屡见不鲜，在国内外都能找到。

　　因此，无论是股民还是国家，都不要对上市公司有太多的奢望，也不要把太多的金银财宝赠送给上市公司。若把一千多个上市公司十四年来从股市筹集到的巨资，用来发展国家的科技事业，国家会更强大，经济会更发达，国民会更富裕。

　　言归正传，科研经费一方面要用在支持研究部门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要用在科研项目的开发。不论年龄，不论文凭，不论是不是专业研究人员，只要有好的科技新思想，都可以申报项目经费，都应有机会获得政府、大学、企业、银行或个人的资金支持。当一种科技新思想与一项科研经费有机结合时，才能对科技形成强大的推力。

　　像广州这样的城市，政府养一万个科技开发人员，大学养一万个科技开发人员，工业企业养三至五万个科技开发人员，不算太多，负担也不算太重，这些人的能量一旦发挥出来，生产出来的科技成果，对社会形成的巨大推力，是不可低估的。作为一个工业企业，若没有一批科研人员，用不了几年产品就会落后，企业就会陷入困境，面临亏损、倒闭的危险。当然，这些科研人员应是最有冲击力的科研新锐，是在广州一千万人口乃至全国十三亿人口中筛选出来的科研精英。若政府养的科研人员，薪金按公务员的来拿，每月五千，一年也就六亿，而广州的城建每年投入两百亿，相比之下是很少的。一个城市既需要硬件，更需要软件。十年投入六十亿，由这些人带出的收益决不会低于六百亿。大学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可以是老师兼职，可以是专职；科研经费可以来自大学、政府或企业，政府、企业委托大学实验室完成一个项目，就可以获得经费支持。

　　上世纪七十年代，上海凤凰、永久自行车风靡全国，现在这两个公司处于挣扎状态了。这是因为缺少战略研究人员，七十年代国人的主要代步工具是自行车，可是未来的趋势显然会被摩托车、汽车取代，只要看看国外的现状就知道了，看到了这点，就会首先转产摩托车，继而转产小汽车；看不到这点就只能坐以待毙了。如果只有战术眼光，不断改进技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还可以在世界自行车市场中分一杯羹，但也只能赚小钱。

　　⑥铺平科技致富之路。

　　做生意的致富之路是畅通的，只要自己行就能致富；当歌星的致富之路也是畅通的，只要自己行就能致富；搞政治的致富之路也是“畅通”的，有了一官半职，就像有了聚宝盆，四面八方的钱财滚滚来，收不收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唯有科技致富之路还不顺畅，有人获得政府重奖，那是个别；有人专利卖了大钱，那是极少；有人凭发明带来了巨额财富，那是有了发明之后摇身一变成了商人。因此，一流人才都搞政治、做生意或当歌星了，剩下的三流人才来搞科研，也只能出三流成果了。为了吸引社会精英搞科研，必须铺平科技致富之路。

　　一是建立科技“软件”市场。这应是一个常年固定的市场，专门摆卖科技新思想，包括著作（稿件）、论文、设计、理念、思路、技术、配方、样机、样品、模型等等，连发明创造人也可一并叫卖自己，定型产品则要拒之门外。有人说“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之所以出现这种脑体倒挂现象，是因为原子弹没有市场，茶叶蛋有市场。如果有了科技“软件”市场，把原子弹的设计图纸一摆，或把自己的大脑一摆，许多人就会出高价购买。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原子弹是不能卖的。有了一个完善的科技“软件”市场，就会有大量的人积极从事科技新思想的生产，个体的、业余的、专业的科技人员都会跃跃欲试，不但会孕育出大量科技新思想，还会培育出大量的科技研究人员。当然，专业科技研究人员叫卖本专业的新思想，应该征得所在研究机构同意，并与研究机构分成，毕竟是领薪一族。作为研究所也可通过这一途径，创造财富，养活自己。

　　二是广泛奖励科技成果。重要的不是重奖个别科研人员，而是广泛奖励有成果的科研人员，大成果大奖励，小成果小奖励，让有贡献的人都获得奖励。分别由政府、大学、企业和科研人员所在的科研机构来奖励。因为科研人员历尽艰辛搞出来的新理论、新技术，不一定有市场，往往无人赏识，无人问津。让爱因斯坦去叫卖相对论，让牛顿去叫卖万有引力公式，肯定是卖不动的。这么一来科研个体户就没饭吃了，科学研究也就难以为继了。这些对社会、对人类有用的新思想，社会也应给予相应的回报，起码让科学家有一口饭吃。马克思可以说是科研个体户，历尽艰辛写出《资本论》，获得的稿酬连抽烟都不够，若不是恩格斯资助，早就饿死了。没有科研成果的奖励，部分科研人员连养活自己都不容易，别说科技致富了。

　　奖励要及时，无论是诺贝尔奖还是国内的科技大奖，往往来得慢，三十多岁出成果，七八十岁才奖励，人在年轻时很需要钱，房子、车子、妻子、孩子都要钱，年轻时拥有十万，胜于年老时的一百万，人老了钱也没什么用了，要吃吃不下，要玩走不动，得益的只是无功受禄的子孙。一项奖金的发放，要有利于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奖金来得慢，其推动作用就会大打折扣。若年轻时获奖，起码不会再为一日三餐而奔波，可以专心致志搞研究，需要自掏研究经费也能拿得出，这样才能多出成果，才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当然，奖金发放慢主要是担心搞错了对象。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也是永远无法克服的，回头审视一下历届诺贝尔奖，相信也有搞错的。一项科学研究成果，在当时看来是对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一百年或一千年后回头再看，往往就会发现是错的。奖励错了也没关系嘛，只要是严肃的科学研究，走错了路也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对人类都有价值。别人可以借鉴，可以少走弯路，还可以批判，通过批判就可以发现真理，没有前人出一个论题，出一个思路，出一个假说，就没有后人的继续研究和讨论。

　　三是薪酬要相对较高。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既然如此，科技人员的薪酬也应相对高些，科技人员要高于一般的事务性岗位、行政性岗位、管理性岗位，一个有名望的医生薪酬高于院长也是合理的。科技开发人员又应比科技应用人员高些，毕竟创造性的劳动难度较大，付出的时间、精力、体力较多，要真正搞出一项发明创造，几乎是全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思考的。当然，在国家还很穷的时候，也不要高得太离谱，毕竟还有许多人吃不饱饭，还有许多下岗职工艰难度日。

　　⑦发挥科研人员的带头作用。

　　一是项目发起。一个大的科研项目，单枪匹马拿不下来，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就需要政府立项。项目的发起，可由政府发起，也可由科研人员发起。政府发起的项目存在一些局限性——缺乏创新性。这些项目总体上不属于科技创新，只是走别人走过的路。因为政府不可能想出一个世界没有的全新项目，这样就只能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永远落后几十年。等你搞出了飞船，别人的航天飞机早就上天了，现在又有人在搞“天梯”项目了，当然成不成功是另外一回事。为了领导世界科技新潮流，应由更多的科学家发起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科技新项目。

　　二是项目牵头。一个项目的牵头人，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科研人员。政府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远在个人之上，但有些项目是可以由科研人员牵头的，科研人员看人看得更准，而且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组合，具有较高的效率。政府看中的人，不一定就是最佳人选，可能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可能不是他的专长所在，可能过去行现在不一定行，有心态原因、身体原因和知识老化原因等等。同样一件事情，他自己想做的和你要他做的，效率是大不相同的。最近美国有个叫伯特·鲁坦的人，带领一些助手搞出了一架真正的航天飞机，好评如潮。如果仅看外表，觉得比美国政府搞的航天飞机先进，没有笨重庞大的外挂燃料箱，也没有两个瘦长危险的助推火箭。政府的航天飞机实际上是航天火箭，或说上行是火箭下行是飞机。而这架私人的航天飞机，怎么看都像飞机，这意味着大众航天时代的到来，其意义不亚于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然而，这却是私人搞出来的。有一个好的想法，找一个赞助商，脚踏实地攻关，事情就成了，科研效率是很高的，因为这个科研项目是自发的。

　　这样的项目若在中国，很难得到政府的支持，也难得到企业的支持，更难得到私人的支持，这就是科研体制的差距。最可贵的，还是这位科技人员敢想敢干、毫不迷信的精神。搞航天飞机的是美国宇航局，尖端科技人员成千上万，还不时发生爆炸，他居然还敢单挑，不能不服。由科学家个人发起的科研项目，可以跨越国界，增加国际间的科学交流。丁肇中教授牵头的寻找反物质的项目，就组织了全世界五百个志同道合的科学家，队伍相当庞大。因此，要多鼓励自发科研，适当开展命题科研。

　　⑧不妨养点“科技闲人”。

    世界科研史上的许多重大科研成果，大多是“闲人”搞出来的，之所以说是“闲人”，是在外人看来他们不务正业，无所事事，随心所欲。对于他们来说，是十分繁忙的。中国古代的许多大官僚，门下都养有一批闲人，关键的时候往往是这些闲人起作用。毛遂自荐中的毛遂就是赵国平原君的门客，当秦国攻打赵国时，毛遂说服楚王搬来了救兵，解了国家的燃眉之急。现在的中国可能是因为太穷，很少看到这样的闲人了。

　　真正搞科研的人，都有一种史命感，灵感来了，心潮澎湃，坐卧不安，就有一种弄清真像，告知世人的冲动，不为名，不图利，是十分崇高的一种精神境界。科研最投入的时候，会到达一种忘我的境界，即使地上有金银，也没有心思和工夫弯腰来捡。所以科学家的人品都是很崇高的，科学家的故事都是很感人的。这样的人你不必叫他干什么，他自己知道要干什么，而且会全部身心倾情投入。

　　科学家搞科研，与诗人写诗、作家写小说没有太大区别，需要的是一种灵感，而灵感需要在一个能让思想自由飞翔的空间中获得。因此，你让诗人、作家事务缠身，他很难写出优秀作品；你给诗人、作家出一个题目，他很难写出传世之作。科学家搞科研也同样如此，科学家要拥有诗人、作家那样的自由之身，才能成果累累。相比之下，科学家搞科研更难一些，诗人、作家搞创作，只是心声的流露，可以信笔神游。科学家写出的每一句话，都要有根据，不能空口说白话。因此，需要做大量的证据搜集工作，而且许多证据要通过自己做实验来获取。美国、英国的大学就养了不少“科技闲人”，他们不用教学，没有科研任务，随心所欲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因此美国、英国的大学有许多学者获得诺贝尔奖。

　　衡量一个国家的科学创造力或科学生产力，主要是看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和质量。1994年1月—2004年12月，在重要刊物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美国为280万篇，中国为34万篇。这说明美国有大量的“闲人”或“比较闲的人”在写论文。论文多了精品也多，衡量论文的价值，主要是看论文对科研人员的影响，科研人员引述得越多，论文越有价值。1997年—2001年被引述的论文，美国占63%，中国占1%。以上两组数据，反映了中国与美国在科学水平上的差距。中国被引述的论文只有可怜的1%，说明有真知灼见的论文不多，有些观点是抄来的，有些观点离真理比较远。还有的论文是出于升职的需要，临时拼凑出来的，没有多少科学价值。写一篇有分量的论文，背后有大量的实际工作要做，实验、调查、搜集等，是需要许多时间的，没有大量能自由支配的“空闲时间”肯定不行。

　　⑨允许科技新思想自由表达。

　　科技新思想是在人的大脑中生产出来的，只有通过文字表达出来才能实现价值，文字表达需要借助媒体，主要是刊物和书籍。在科技思想形成到发表之间，应该一路绿灯，不应有任何人造障碍。比如，规定障碍，编审障碍，市场障碍等等。对于自然科学的新思想和新技术，不应要求符合前人、别人、上级、权威和社会的观点。一种新的科技思想要通过众多编审的脑袋也是不容易的，这是两种思想之间的碰撞，必须引起共鸣，说服编审，才能闯关成功，而且要过五关斩六将。即使有社会价值，也要有卖点才有人肯出版，亏本生意无人愿做。因此，出现了一个表达难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正常的渠道之外，还应开辟一条绿色通道，专设这样的学术杂志和科技出版社，只要学者自己认为有价值，可以自费发表，自费出版，只要不违反法律就放行。这样才能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科学的春天才能真正到来。当然，这里指的是科研新思想、新技术，若是科普著作，是应该严格把关的，以免误人子弟。

　　⑩开发“业余”科研人员的智慧。

　　中国的研究所和研究员，数量不算太少，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在世界叫得响的科研成果，依然屈指可数，与人数较多的科技队伍不成比例。不知是什么原因，可能因为许多研究任务是派发下去的，一有压力反而难出成果了；可能因为有些研究所是书斋型的，书本多，设备少，研究员闭门造车，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很难搞出有分量的东西；可能因为有资格当上研究员的，大多年事已高，已过科研的黄金时期，正处于黄金时期的，似乎“嘴巴没毛，办事不牢”，无人让他们当研究员。正因为如此，许多无关痛痒的研究所解散了。一个研究所是不应该建立在空中的，建立在地上也许会好些。建立在企业之内，就比较贴近实际。所以，美国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研究经费，大头都在企业。建立在政府和大学之内的研究机构，应该找一个坚实的地基，多些务实，少些务虚。

　　如果说研究员是高级专业科技人才，那么院士更多的是一种荣誉，是全国水平最高、成果最大、贡献最多的科技高人，当上院士就有资格称为科学家了。不过，虽然院士个个都拥有重大科研成果，但搞出重大科研成果的，却不是院士。也就是说，没当上院士的，可以搞出重大科研成果；当上院士的，则搞不出重大科研成果。这是一般规律，偶尔有例外，除了一些仍然年轻，仍有冲劲的院士之外，多数难以再出重大科研成果。若有人不信，可以自己去统计一下。即使是诺贝尔奖，出成果的年龄也很小。王选搞出激光照排系统时不是院士，当上院士后他说自己老了，知识老化了，跟不上了。乍一听以为是谦词，细一想才知是真理。院士就是院士，说话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当一个人历尽艰辛搞出了一项重大科研成果，身心疲惫了，年龄也大了，是需要休整一下的。一个运动员跑完马拉松拿到世界冠军后，不可能接着又跑一个马拉松再拿世界冠军。中国有1331位院士，平均年龄71岁，对于科研来说，年龄显然大了。把院士称为学科带头人，似有不妥，容易让人认为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成了横在科研道路上的一座山。一个学科研究方向有无数个，院士曾经在某一方向上有所突破，并不能代表一个学科，只能代表他的研究方向，这个方向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在攀登，前无尖兵，后无来者，也就无所谓头尾。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不能把科学技术的未来全部寄托在院士和研究员身上，还应寄托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身上，他们不缺乏知识，不缺乏能力，只缺乏信心，缺乏时间，缺乏一日三餐九两米。任何一个人，不论职业贵贱，不论学历深浅，不论职称高低，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有科技新思想，都应有机会向社会展示；只要有科技好主意，都应有机会向政府申请立项，被认可后应获得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社会也应大力支持，并在成功后获得相应的风险回报。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科技创新，几乎全是“卑微小人”完成的，成为伟人、拥有光环那是以后的事。这些人容易出成果，一个重要原因：他们的脚踏在地上。

　　不要认为科研项目都要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有些业余科技迷，只要每日吃饱三餐，就会冲锋陷阵一辈子。相对论、万有引力这些科研成果，不需要太多的资金支持，有饭吃就行。爱迪生发明电灯，也不需要多少经费。一般来说，技术项目比科学项目投入大些，但技术项目可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回报也高，一元投入，万元回报，不会亏本。

　　当然，这里谈论科技人员的年老与年青，是从生物学角度讲的。现在的人到了六十岁也不老，到了七十岁脑袋还清醒。作为科研活动，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创造性劳动，需要最充沛的体力、精力和智力，才能搞出最有价值的成果。人的体力、精力的高峰期是二十多岁，人的智力高峰期滞后十多年，因为需要知识与经验的积累才能达到智力的顶峰，综合起来看三十岁左右是黄金时期，也就是说二十到四十岁最容易出重大成果。

　　人到五六十岁之后，智力尚可，因为大脑细胞的减少和老化引起的智力减少，可从知识经验和做功总量的增加获得弥补，总体上智力并没有明显减少，依然可以承担重大科技项目的研究，而且思维比较成熟，考虑问题比较客观、全面、周到，搞出来的东西比较有分量，难以推翻。不过，这一年龄段的人功成名就，养尊处优，趋于求稳，没有多少冲劲了。当他们的思维处于激发状态时，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当他们的思维不处于激发状态时，遇事不愿多动脑，存在思维惰性，也容易因此犯错误。思维是否处于激发状态，一般取决于外界，面临挑战，承受压力，思维就会被激发，否则思维就静如止水。相比之下，年轻人追求功名，追求金钱，追求生活，这本身就是极大的原动力，可贵的是这种动力来自内部。

　　如果一个人积极用脑到七十多岁，脑袋还是好用的，还可以继续从事科研工作，但精力与体力下降了，搞出来的东西就会差些，说差是自己与自己比差了，不是说搞不出有分量的科研成果了。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例外，袁隆平七十多岁了还在搞科研，而且研究成功了超级稻。不过，他的心理年龄、生理年龄都不大，更像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在单位打排球是主攻手，游泳比赛拿冠军。

　　因此，一个人读书读到近四十岁，再参加工作积累一些经验，人就过了科研的黄金时期了，就很难有大的成就了。诸葛亮带兵打仗，二三十岁时屡战屡胜，五十岁左右屡战屡败。毛泽东也是在三十多岁时到达战争艺术高峰的，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以少胜多，与几倍、十几倍于己的敌人作战，屡战屡胜。至于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双方兵力已是半斤八两，而国民党政权已是腐朽糜烂，轻轻一推就倒了，况且毛泽东也不是战役指挥员。战争胜利主要应归功于毛泽东，战役胜利主要应归功于战役指挥员。解放后毛泽东也五十多岁了，犯错误就比较多了。在世界上有影响的科研成果，绝大多数都是在二十至四十岁这一黄金时期搞出来的。若四五十岁的科研人员说二三十岁的科研人员太嫩，不是无知就是自私。你看那些电脑黑客，哪个不是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在网络世界中畅游全世界，不容易吧？

　　人读书太多不是好事，读书多了也就成了书虫，就不敢到社会现实中去了。北大、清华这些名校，一半以上的毕业生是不参加工作的，而是继续选择读书，要么在国内读，要么到国外读，心中的愿望是读它一辈子。个个都说是读研究生，也没见研究出多少学术成果，其实还是在读书。没有工作阅历和生活阅历，很难搞出有价值的东西。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用来读书，就没有多少时光用来搞研究或干实事了。书读得再多，也是别人创造的知识，把这些知识塞满自己的脑袋，也不会为自己带来成功，自己不花时间精力搞点东西，这辈子就会一事无成。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不在经济总量，而在人均财富和科学技术，关键又在科学技术。别看中国的飞船上了天，计算机的高速芯片还搞不出来，关键的系统软件也编不出来，一个是硬件，一个是软件，硬的不够硬，软的不够软。因此，中国虽然是计算机生产大国，利润率只有5%，若攻克上述两项关键技术，利润率可上升到40%。中国商品产量高、利润低，也是中国贫穷的原因之一。

　　其实这些东西不算太复杂，只是重视不够，用心不够，用力也不够，如果像两弹一星那样组织力量攻关，早就攻克了。中国的武器装备不如美国，这是科技实力差距的反映。不就是飞机上的雷达系统、动力系统、武器系统和防御系统吗？实在算不了什么，让研究所那几个研究员去想，要追上不容易，不是他们的脑袋不够聪明，而是脑袋数量太少。你聪明别人也聪明，你前进别人也前进，要想超越，首先要在脑袋数量上超越，别人的设计方案是百里挑一，你是千里挑一，才有质的优势，才有可能后来居上，实现超越。

　　飞机科技攻关难题，让全国一万个、十万个、百万个脑袋去想，张榜招标，集思广益，三五年就会全部攻克，十年八年就会全面超越。六十岁的专业研究员若搞不出来，让二十岁的业余爱好者试试，如果说他们一时不行，那么十年后他们肯定行，风物长宜放眼量。当年搞“两弹”，科技人员全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把原子弹、氢弹创造出来，总比改进前人创造出来的战斗机更复杂一些吧？

　　如果认为研究所的研究员代表了全国最高水平，他们不行别人也肯定不行，那就错了。别人之所以不行，是因为没机会接触这样的课题、资料和设备，也没有相应的资金去做一些实验，更没有时间去搞这些自作多情的发明创造，所以没人思考这类问题，如此而已，并非不行。“人多力量大”是毛主席说的，这是真理，关键要开发。现在有许多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很认真地设计新式武器，并把设计方案寄给有关部门和人员，都被当成垃圾扔掉了。其实，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宝藏，才是未来兵器工业的栋梁之才，只要给他们机会，他们就能创造一切。

　　美国的战斗机再好，也只是集中了一个公司科研人员的智慧；中国的战斗机若集中全国科研人员的智慧，肯定比美国的战斗机更好。当你的飞机能轻易击落对方的飞机、击沉对方的军舰、击毁对方的坦克时，他什么优势都没有了。他会跑得远远的，根本就不敢在你家门口耀武扬威。航空母舰历来都是飞机的靶船，而不是什么神话，只是没碰到真正的对手而已。世人能看到的航母约有二十来艘，还有更多的航母是看不到的，另外还有四十二艘航母隐藏得很好，这些航母静静躺在海底——这是在二次大战中被击沉的。

　　全世界都怕美国的航空母舰，真是莫名其妙，一艘航母的主战飞机也就五六十架，一个国家拥有五六十架性能相当的飞机，就能与一艘航母抗衡；拥有七八百架性能相当的飞机，就能抵御美国全部航母倾巢而出的攻击。当然，这里强调两条：一是单机性能相当。即一对一空战，胜率为50%。就当前的主战飞机而言，苏—27、苏—30比老旧的F—14先进，至少也是半斤八两。二是作战系统相当。美军舰载机作战不是单枪匹马，而是组成作战系统形成合力，主战飞机只是作战系统中的一个拳头，在这个系统中最重要的支援力量是预警机和电子干扰机，预警机主要是随时掌握战区内对方飞机的动态，指挥主战飞机攻击或回避；电子干扰机主要是瘫痪对方的指挥通讯系统、雷达侦察系统和导弹制导系统，使对方要看看不到，要打打不着。防御一方也不难把空中和地面的武器装备整合成一个高效的作战系统，在己方空域作战，地面雷达也能提供对方飞机的动态，没有预警机也能达到同样目的。总的来看，美国航母编队不可能在中国沿海打赢一场对中国的战争，除非中国军队是豆腐做的。离中国海岸远了，中国军队无需出击，只需以逸待劳等待长途奔袭的飞机；离中国海岸近了，航母编队就成为砧板上的肉了。当美国的航母编队对中国无可奈何之时，中国说话的音量和分量就不同的，腰杆也能挺直了。

　　不过，中国还是有死穴的。美国对中国的真正威胁，不是来自近海，而是来自远洋：一是海上远程打击。美军远程巡航导弹射程达2500公里，航母战斗群在中国陆基飞机的作战半径之外发动中、远程巡航导弹攻击，摧毁中国沿海发达城市。这样的攻击中国是难以还手的，航母战斗群和美国本土均太远，都够不着。只有战略导弹能够得着，但这些东西不是想用就能用的，头脑正常的人都不敢用。二是隐形轰炸机攻击。美军隐形轰炸机可以从本土和海外基地起飞，攻击中国大陆的目标。这也是难以防御的，探测和攻击隐形飞机，这是全世界都面临的技术难题。三是扼住中国的脖子。中国对外石油依赖越来越大，依赖程度高达30—40%，而且上升趋势很快，海上石油通道就像中国的长脖子，发生世界性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进入战争时期，就很容易被美国卡住脖子，中国军队没有能力保护生死攸关的海上石油通道。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不把中国放在眼里，打交道时处处显示出傲慢无礼，就是因为中国有死穴。当然，美国战略导弹占有压倒性优势也是原因之一。

　　以上几大威胁，是中国军队面临的最大挑战。战争的游戏规则是：你若没有高效的防御手段，就必须要有高效的报复手段。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战争。因此，中国军队不但要有远洋决战能力，还要有远洋攻击能力，能在世界任何一个海域进行任何规模、任何形式的作战，能在远洋使用常规武器攻击美国海外目标和本土目标，这样才能遏止美国发动战争。

　　这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航空母舰。没有制空权就没有制海权，失去空中掩护的舰队只是飘浮在海上的靶船而已。不要认为防空导弹能保护舰队，打起仗来就知道那些东西不顶用了，因为承受不起电子干扰的软攻击，也承受不起反辐射导弹的硬攻击，下行的反辐射导弹比上行的防空导弹速度更快，防空导弹的制导雷达反而引导反辐射导弹攻击舰艇。此外，来自隐形飞机的攻击也是难以防御的。可见，缺乏航空母舰的远洋舰队，是几乎没有作战能力的。航空母舰就是这么一种兵器：既是进攻性兵器，也是防御性兵器，远洋作战不可或缺，进攻弱小国家威力巨大，进攻军事强国作用有限。不过，组成航母编队后，编队就可以作为远程攻击的发射平台了。当然，中国军队拥有数量充足的航空母舰，这是一个长远目标，要等国家富裕之后才能实现，在目前的国力之下，拥有两三艘是适宜的。

　　一般来说，美国的武器有吹牛的成份，这是实现军火利润的需要，俄国武器不比美国武器差，真正打起来就会发现对方不过如此。二次大战的主战场在地面，地面战场的主战兵器是坦克，最好的防御兵器也是坦克；现代战争的主战场在空中，空中战场的主战兵器是飞机，最好的防御兵器也是飞机。如果飞机性能足够好，数量足够多，那么你就可以控制某个战区的天空。当你控制了天空，也就控制了海洋和陆地，如果你想去台湾，也不要发起什么登陆战役，这是过时的打法，划只木船去渡海就行了。

　　当然，大国之间进行任何常规武器的交锋，都应有足够的战略核武器为后盾，只有这样才能遏止核战争。否则，轻率与对手打常规战争，有可能引发核战争，核力量不足的一方要冒自我毁灭的风险。

　　闲话扯远了，居然谈到了用兵打仗，一不小心我把自己当成将军了，还斗胆给解放军支了几招。纸上谈兵，说说而已，不必较真。军事也是一门科学，是科学就没有禁区，谁都可以研究。就军事科学来说，在军队中也有专业和业余之分，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是专业的，部队的官兵是业余的，官兵平时参加训练演习，战时一马当先，奋勇杀敌，战争间隙或战争之后，进行总结和研究，探索一些新的战法；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则会搜集战争资料进行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新的战法。谁能说专业的比业余的更好？千万别忘了，业余科研人员的脚是踏在实地上的，他们最有资格对战争进行思考和研究。就人数而言，专业的估计也就几百人或更多一些，业余的可能是几万人，若人人都思考就是几百万人，集中他们的智慧，就有排山倒海、无坚不摧的能量。

　　不过，在军队中研究战争的人还是少数。将军一般不研究战争，只研究工作。只有当战争成为工作的时候，他们才研究战争，也就是说在战争前夕和战争时期他们才研究战争。在和平时期研究战争，那叫不识时务、不务正业。能当上将军的个个都聪明绝顶，他们不会迷失方向去研究战争。

　　林彪这么能打仗，建国后就专门研究政治去了，成了政治专家。他主持军队工作时，军队只讲政治，不讲军事，毛著学得好就可以升官。这是做给毛泽东看的，毛泽东也给他骗了。毛泽东需要树威望，他就给毛泽东树威望；毛泽东需要听颂歌，他就给毛泽东唱颂歌。林彪是高人哪，他说：“我的脑袋就是灵，爹妈给的，没有办法。”这不是大话。将军研究政治，这不是好事，也是危险的，不但对国家危险，对个人也危险，在国内搞政治的将军都没有好下场。因此，美国和俄国都让穿西装、懂军事的人去当国防部长，用起来放心。

　　在下级官兵中有少数人研究战争，有的到了痴迷的程度，那是傻得可爱，他们以为精通战争就可以当将军了，大谬不然，等他们精通战争之后，就该脱军装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懂战争的人，少数在军内，多数在民间，他们隐身于老百姓之中。这么说就得罪人了，但也不算夸张，有一个军人就有几十个退伍军人，退伍军人中有一部分还是受过战争洗礼的，懂战争的人多些也正常。因此，军事科学也有必要集中全民族的智慧。

　　军事科学是如此，其它科学也是如此。别忘了，写出狭义相对论的爱因斯坦是业余物理学家，写出《物种起源》的达尔文是业余生物学家，牛顿的职业是教授助手，应算是助教吧，发现万有引力、创立微积分、发明光谱分析方法都是出于业余，爱迪生搞出两千多项发明，可以说没有一项是他的专业。这些人类最伟大的发现和发明都是出于业余科学家之手，还用得着怀疑业余科研人员的能力吗？因此，不论研究这一行的，实干这一行的，旁观这一行的，还是科技产品的用户，都可以研究这一行当。

　　尤其用户最容易发现问题，针对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就是技术创新。比如，有一款名牌手机中文输入相当繁琐，多少年都无改进，只有用户心知肚明，有心人就可以编个简捷的输入法，然后叫卖给这家公司，或先向这家公司申请研究这个项目，签订合同后再开展研究。还有许多手机的程序设计是笨得可以的，只要做一个有心人就很容易发现。有一款名牌手机，拨电话时会突然冒出一个特别大的声音：“正在连接！”经常被吓一跳。有一款名牌手机，电量不足后每隔几分钟就发出一声提示音，让你一夜睡不安宁，手机充电比人的睡眠还重要。有一款国产手机关机后，居然可以在半夜把你闹醒——因为你设定了一周内的闹醒时间，设计人员担心你无意间关错了机，耽误了起床。简直就是杞人忧天。

　　硬件也有不行的。有一款水货名牌手机，就像身边的间谍一样，别人拨电话过来，你听不到振铃，对方却能听到你和其他人的谈话。更神奇的是，会自动把你曾发送过的短信，转发给电话本中的其他人，增加话费，骚扰别人，还把你的秘密暴露给你的亲友。有一款国产手机，非常漂亮，惹人喜爱，但中看不中用，没用多久声音就小得几乎听不见了，音量调到最大也无济于事，另外，电池居然扣不牢，经常掉出来，得做个套子套着它，烦得你发誓再也不买这种品牌。我太太带去参加朋友聚会，有人说：“我女儿也有一部，拿去二手市场一百块都没人要。”让你脸面全无，可是当初是两千多块买来的。

　　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用得最多的随身工具，用起来一定要方便实用，否则是没有多少市场的。那些软件不够软、硬件不够硬的手机，用起来招人烦，市场占有率急剧下降，甚至做得越多亏得越多，2005年有两大国产手机厂商亏损额均高达四亿多元，另有四个国产品牌退出手机市场。前几年，国产手机大有取代进口手机之势，外国品牌深感山雨欲来风满楼，原来只是一场虚惊，一出闹剧，一堆泡沫。手机程序不是很简单么？手机零件也不复杂啊？要买买得到，要做做得来，连这些事都做不好，怎么能与洋人争夺天下呢？

　　我发现，自己用得最顺手的一种品牌，也是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品牌，这就是手机竞争的要害所在，不是外表，不是价格，不是功能，而是好用，事情就这么简单。当总经理的若意识不到这点，这生意就没法做了，因为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使劲。组装计算机谁都会，一个人就可以组装，可是只有联想组装得最成功，就是因为他们用最好的零件组装，使计算机拥有最好的质量，用起来速度快、故障少，所以他们成功了，事情就这么简单。有些国产品牌贪图便宜，以低劣的零件充数，似乎增加了利润，买回一台故障频繁，你绝对不会再买第二次，你还会在亲友面前大发牢骚，一传十，十传百，这种品牌就给唱衰了。手机组装也是同样道理。

　　由此可见，为了繁荣科学，不必人为划分专业与业余，只要有兴趣、有思考、有研究，就有资格把研究成果向世人表达，并受到应有的重视。英雄不问出处，才是对待科研成果的正确态度。一个善于开发、吸纳和汇聚全民族智慧的民族，才是一个强大的民族。

　　思维的重要性，怎么形容都不过分。思维属于过眼烟云，身外之物，但却比人的本身更重要。人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身外之物，比如，权力、地位、名望、荣誉、财富、思想、知识、能力、人品、事业、成就、奉献等，都比人的本身更重要。人类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从领导岗位退了下来，许多东西就会消失，应当坦然接受，因为个人并不重要，一团肉而已。和尚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只不过是一个肉身。肉身迟早灰飞烟灭，只有思想永存，身外之物中能够永存的也只有思想。

　　总而言之，思维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最宝贵财富，使人类能够从动物中脱颖而出，人类要了解思维，利用思维，开发思维，才能不负天命。当然，思维也不是至高无上的，能力是比思维更高级的东西，能力包括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归纳能力、推理能力、判断能力、想象能力、表达能力、自学能力、研究能力、创新能力、操作能力和组织能力等。多数能力，都是思维能力，少数能力，也以思维为基础，因此，思维是构成能力的主体。广义上的能力，是一个综合性的事物，涵盖了人的一切生理活动、心理活动和躯体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