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的本质及来源
性格是人对事物的心理反应特征，这种心理特征通过神态、语言和行为表现出来。所谓事物，就是人、物、事的总称；所谓心理反应，就是化学反应。化学反应在体内，反应发生后就通过神态、语言和行为表现出来。事物刺激人体，人体发生各类化学反应，其中一类化学反应的表达就是性格。性格不同，会引起态度的不同和行为的不同。全球六十多亿人，不仅长相不同，而且性格不同，性格的差异反映了人的内在差异。
人的外表差异、内部差异和性格差异，是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分离趋势，这种趋势仍在继续，分离到一定程度，就形成了不同的物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两个人或两群人的性格差异太大时，就格格不入了。如果是夫妻，就整天吵架、打架；如果是民族，就容易爆发战争。
既然性格是进化中的分离趋势造成的差异，那么不同的人群的差异就有大有小，亲缘关系、地域关系近的差异小，远的差异大。在性格构成中，有一部分尚无差异，是共性；有一部分已有差异，是个性。共性与个性的集合，就是性格。性格不仅属于每一个人，而且属于人群、族群、种群、种族、物种。
张三有张三的性格，老人有老人的性格，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性格，黑人有黑人性格，人类有人类的性格。性格需要比较才能显示出来，两个人相比，或两群人相比，可以比出个性和共性。由于存在共性，群体才有共同的性格，不过，人们看重的是个性。从个性来看，人类与老虎，是两种性格不同的动物；男人与女人，是两种性格不同的性别；老人与儿童，是两种性格不同的年龄。
性格一半是天生的，一半是后天形成的。基本生物把你造成什么样，你就有什么性格，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性格的另一半，是在后天获得的，食物、环境、家庭、学校、社会、文化、经历、年龄、职业等，都可以影响人的性格。当个拳击手，性格中更多了一些杀气；当个医生，性格中更多了一些斯文。一个在顺境中成长的人，性格中更多了一些懦弱；一个在逆境中成长的人，性格中更多了一些坚强。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屡屡经受挫折，往往变得更坚强。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次挫折都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古人言：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肌肤，苦其心志。其道理在于，曾被劳筋骨、饿肌肤、苦心志的人，具有更坚强的性格，更能担当大任。
社会对人的性格影响是很大的。美国人个性张扬，因为美国社会崇尚张扬；中国人个性含蓄，因为中国社会崇尚含蓄。归根结底是历史文化差异造成的，中国人受两千多年儒家文化熏陶，讲礼重德，崇忠尚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这样的社会中，若不学会含蓄、谦虚，是很难取得成功的。而美国建国才两百多年，历史文化的框框不多，作为移民国家，取得成功的人，都是依靠个人努力闯荡出来的，因而更崇尚个性鲜明的人。若在美国处处表现出含蓄、谦虚、谦让，个人就很难出人头地了。姚明到美国打球，第一年处处谦让，表现平平；第二年学会霸道，表现出色。但霸气还远远不够，若像奥尼尔那样，才能真正成为一个超级巨星。
中国人讲礼重德、崇忠尚义的性格，也体现在国家的性格上，中国给别国的印象就是有礼貌、有道德、讲义气、守信用，不会无缘无故侵犯、欺负别人。有些周边弱小国家担心受中国的欺负和侵略，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不了解，对中国的性格不了解。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清楚，自己的国家绝不会侵犯别国，但若受到挑衅和欺负，则是不怕鬼不信邪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专以比自己强大的敌人为对手的，打北洋、打老蒋、打日本、打美国、抗苏联，莫不如此，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性格。
个人、企业、城市、民族、政党和国家都有性格。美国的性格就是美国人的性格，不过美国总统的性格占有50%的分量。美国的性格之一就是好斗，有时大打出手，有时候小试牛刀，这种差异主要来自总统的性格差异，当然还有外部环境的不同。本来美国是一个性格内向的国家，被人指为“孤立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日本当头棒喝之后，被打醒了，性格开始变得外向和好斗，打了一场战争，给美国带来了无穷好处，于是认为外向、好斗有益，也就形成了这种性格，这是经历造成的性格变化。直至今天，这种性格依然未变。
美国总是千方百计阻挠别的国家强大，甚至不允许别国手里拿着棍棒，就是怕被别人第二次当头棒喝。不过由于美国过于好斗，得罪了不少人，想打美国的人很多，于是有了“9.11”事件，让美国体验到第二次当头棒喝的滋味，美国无辜平民付出了惨重代价，博得了全世界的同情。被打之后，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都在问：“为什么他们这么恨我们？”得到了各种似是而非的答案。有人说：他们嫉妒我们的自由；有人说：他们嫉妒我们的富有。美国人还蒙在鼓里，让人惊讶不已。原因不是明摆着的吗？追根溯源，问题出在美国好斗的性格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到今天，美国几乎都处于战争状态之中，是打仗最多的国家。美国好斗的性格若不收敛一些，有朝一日会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发生核弹爆炸，而且不知核弹来自何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乎美国所打的历次战争，给国家带来的损失都大于利益。大战伤痕累累，元气大伤；小战利益模糊，失去人心。海湾战争是美国二战后打的唯一正义战争，动员了五十多万军队和大量装备、民船，以极小的伤亡赢得了战争，但伤亡小不等于代价小，花了一千多亿美元战争费用。全世界都说是为了石油，但并未得到石油，也未平抑油价。真正得益的只是军火商，不但卖了不少军火给美军，还免费做了军火广告。其中做得惟妙惟肖的是爱国者导弹，全世界都给骗了。从技术上看，爱国者是防空导弹，飞毛腿是弹道导弹，防空导弹拦截弹道导弹技术上还不成熟，弹道导弹下落速度可达20倍音速（飞毛腿略低些），比子弹还快十倍，防空导弹也就3倍左右音速，要命中这么快的目标，是很难做到的，如果能命中，也是小概率事件。即便如此宣扬，美国出口军火所获得的利润，不会大于一千多亿美元。在这里，国家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都被军火利润强奸了，军火利润是战争的真正动力。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总统这么好斗了。几乎每个总统上台，或多或少都要对外用兵。因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高速发展，美国的军火工业已经难以刹车了。十一年前，有一个叫布什的总统与萨达姆打了一场战争；十一年后，又有一个叫布什的总统与萨达姆打了一场战争。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历史的巧合，最好先了解一下布什来自何方。大小布什来自得克萨斯州，这个州是美国排行第三的军火工业基地。大小布什如此好战，不得不让人认为是军火商把他们推上总统宝座的。
伊拉克战争，是美国所打的一场最不得人心的战争，师出无名，用兵轻率，为了打仗而编造理由，其实理由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想打仗，这对世界的震撼极大。虽然萨达姆是个暴君，推翻他人心大快，但美国进攻的不是萨达姆，而是一个国家，整个国家都为美国的进攻付出代价。全世界都感到不舒服，美国正在世界范围失去人心，正在逐步成为全世界的敌人。美国人出国，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美国人在国内，也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与美国人接触，会觉得他们比较文明，比较友善，看NBA球员比赛也觉得他们挺可爱，弗朗西斯、奥尼尔、邓肯一个个都是活宝。但一提起美国，世人就摇头，问题出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总统，主要工作就是寻找敌人，树立敌人，制造敌人，并与敌人开战，他们为美国人民没做多少值得一提的工作，值得一提的只是肯尼迪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但这也是与苏联进行太空军备竞赛的一个军事项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尼克松与中国交朋友，为美国人民减少了十亿敌人，但这也是军事战略上的需要，而且只是权宜之计，现在中国又变成了美国的潜在敌人了。从根本上说，战后的美国总统不代表美国人民的利益，只代表美国财团的利益，有的总统甚至成为军火利润的傀儡，在全世界范围内为美国人民找回了数十亿的敌人。敌人多了就要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有庞大的军队就要有庞大的武器装备，有庞大的武器装备就要有庞大的军火工业。
如果美国没有一支强大过了头的军队，如果美国不在全世界范围不断寻衅滋事，全世界都会生活得轻松许多、富裕许多。苏联、东欧、朝鲜、越南、古巴、伊拉克、阿富汗的贫穷都与美国过于强大的军队有直接关系。尼克松来访前中国的贫穷也与美国过于强大的军队有直接关系。毕竟在朝鲜和越南与美国打过两次仗，并长期处于战争准备状态，不得不保持一支较为强大的军队，不得不生产较多的武器装备，不得不挖了许多防空洞，不得不把重要企业搬来搬去。当然，美国每年花四千多亿美元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也贫穷了自己，不然美国会更富裕。
作为一个国家，美国“变坏”是从朝鲜战争开始的，原因在于二战中发展起来的庞大军火工业需要天下大乱，二战有希特勒、东条英机搅乱了天下，战后坏人不多了，于是美国就到处找坏人，找到的坏人大多数都是好人，于是美国反而变成了坏人。
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对一个国家的性格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在对外事务上，中国与美国的处事态度截然不同，这种态度反映了性格上的差异，性格上的差异反映了历史文化的差异。中国主持正义、讲礼重德的态度，正在世界范围赢得人心，树立威望。在这里可以看到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作用与价值。如果说美国在某些方面不如中国，就是在历史文化上不如中国。中国从自己的历史文化中悟出了一个真理：侵略别国是大忌。1840年以后，中国就饱受世界列强的侵略，受尽了战争之苦、亡国之辱，最终侵略者都以失败而告终。美国建国后就没有这些经历，也就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于是认为战争是万能的。看看世界的战争史，几乎所有的侵略者都没有好下场。不可四面树敌，在中国是妇孺皆知的常识，在美国甚至连总统也不一定明白其中的道理。这就是历史文化的差异。
当然，在历史文化上美国也有优势，主要体现在枷锁较少，天性较多。比如，对民主价值的认识，美国人比中国人要深刻得多。毕竟中国人受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统治，当惯了奴才，还不习惯当主人。而当上官的，又往往习惯于当主人，不习惯于当公仆。因此，孙中山想照搬西方民主，失败了，因为国人的思想跟不上，对“官”的理解还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在这方面，中国还有一段路要走，中国的民主事业正在不断推进，也许在二十年之内就会跟上来。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民主事业，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的，步子虽然不大，不时还有曲折，但发展的趋势却不可逆转。袁世凯手握重兵，掌有实权，也无法扭转这一历史趋势。
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主要是处世哲学，即做人的道理，做人的行为规范，怎么要求自己，怎么对待别人。可是这些东西已经被抛弃了，学校不开设这门课，有些大学生性格扭曲，不知怎么处理同学关系、师生关系，甚至有了矛盾就杀人。有些学者也隐隐约约觉得需要从祖宗那里继承一些东西，但就不知道要继承什么。其实主要就是继承处世哲学，另外诗词、书法、国画也是值得继承的，教材已有这样的内容；中医是独有技术，可以发扬光大；《孙子兵法》是系统的军事专著，许多军事思想至今仍然适用；散落在《周易》、《中庸》等典籍中的哲学思想，值得整理甄别，有价值的部分可以继承和发扬；四大发明早已成为人类的财富，在技术上已被超越。除此之外，科学技术能继承的东西并不多，在各个方面西学领先许多，洋为中用，照搬可也，吸纳之后，再图赶超。
北京、上海、广州三座城市的性格，有很大差异。主要也是受历史文化影响形成的。面对非典，广州从容淡定，不慌不乱，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都没做，大家都按平常那样生活和工作，甚至上街戴口罩的也不多。广州人认为明天的死很遥远，今天的活很实际，若明天轮到自己死，死就死罢，命中注定，躲也躲不掉，反正贱命一条。相比之下，北京、上海人则更珍惜自己的生命一些，非典来了，有点惊惶失措，如临大敌。的确，从血统上看，北京、上海人是比广州人高贵一些，历代皇亲国戚、文臣武将、达官贵人的后裔比较多，有乌纱的、有钞票的、有名气的、有长相的、有墨水的人也比较多，命也就值钱一些。不仅如此，人的气质也不同。北京、上海姑娘就有大家闺秀的风范，有一种从骨子里透出的高贵，这种气质是从帝王将相家的公主和达官贵人家的千金身上模仿来的。广州姑娘更像是村里没见过世面的小家碧玉，平平淡淡，最高理想是嫁个有米的男人。这也难怪，毕竟广州没有公主与千金给她们模仿。
北京的男人更关注政治，喜欢侃皇帝大臣和政府官员的政事家事。有悠久经商历史的上海、广州的男人，则更关心生意，不过两地男人做生意的态度是不同的。当上了中国首富的丁磊接受采访时说：“若口袋里有一百块钱，上海人会拿出50块做生意，另外留50块养家；广州人会再向朋友借100块，拿200块去做生意。”这话有点夸张，但却反映出两种性格。这两种性格也各有长短，若生意成功，则是广州人精明；若生意失败，则是上海人精明。造成这种差异也在于历史，上海在历史上是一座工厂，上海人主要是来自华东、华北一带的农民，他们千里迢迢，背井离乡，来到上海当工人，唯一的依靠就是一双手，挣点血汗钱不容易，万一倾家荡产，就温饱无着了。广州在历史上是一个商埠，广州人主要是来自珠江三角洲和珠江流域一带的农民，他们离乡不背井，来广州做点小买卖，万一生意失败，还可以回乡耕田，丰衣足食，三餐无忧。
上海人对事、对物、对钱算计得比较精细，这是优点也是缺点。广州人比较超脱，对事物、钱财拿得起放得下，有生意来往的人钱财难以分清，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欠对方一万、几万，或者不来追讨，或者打几个电话追一下，对方不还往往就算了。广州人自己穷得揭不开锅，也乐意请朋友吃饭，朋友之间一起吃喝玩乐，广州人愿意为朋友掏钱。这种区别也可能来自历史，上海人的祖先是工人，钱财当然要分清，让工友占便宜担当不起，也没必要。广州人的祖先是小生意人，为别人花点小钱，也许会带来大钱。起码经常要请客户吃饭，请多了就形成为别人花钱的性格了。
所以广州有早茶、夜茶和宵夜，主要功能不是吃，而是提供一个社交场所，以吃为名相聚交谈，交流感情，交流信息，花钱也不太多。谁发出邀约谁就掏钱，这是惯例，若客人争着买单主人就不高兴了。若有生意往来或合伙做生意，广州人也乐于让对方赚点小便宜，生意最成功的商人，往往是最善于让别人赚便宜的商人。九十年代初，广州有个商人做什么亏什么，屡战屡败，负债累累，后来贷了一百万，买了一台靓车，包装成大款，天天请人吃喝玩乐，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做，半年后就开始发达了，因为那些被请的人开始关照“朋友”，不时批准他进口一些旧的“汽车部件”，进来后就组装成汽车卖到了北方。
这反映了广州人的精明，当然上海人也有上海人的精明。刘翔、姚明、王励勤都出自上海，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一系列精确计算的结果。刘翔跨栏的每个动作，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预赛、决赛时的发力程度，也是经过精心谋划的。王励勤人高马大，手长腿长，选择打乒乓球就是一种精明，加上横握球拍，控制范围更大，横刀立马，左右开弓，半张球台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中国队强调前三板，力求前三板解决战斗，他除了掌握三板斧之外，还有针对性地加强相持能力，顶住了三板斧就胜券在握了，所以在中国队中冒了尖。能在中国队冒尖的人，在世界大赛中拿冠军就是迟早的事了。姚明虽是打工仔，挣的钱比美国总统多几十倍，也比中国大多数中小企业还多，他没有全部装入自己的腰包，代表中国打比赛也很卖命，很会讨中国官方和民间的欢心，所以被评为劳动模范，电视转播他的比赛也多，这意味着NBA的市场扩大到了中国，姚明的身价随之大幅提高，做广告的报酬自然是天文数字。在这方面，最早去NBA打球的王治郅可以向姚明学点东西。
在姚明身上还可以看到一种有趣现象，用马克思的眼光来看，姚明是工人阶级，却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这对矛盾体，居然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所以美国没有发生马克思所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因为美国几乎没有无产阶级，有工作的人起码是小资产阶级，或说中产阶级。相反，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些国家到处都是无产阶级。
这对中国是有启迪作用的，中国应该尽量消灭无产阶级，主要途径：一是要发展经济，增加社会财富。二是要适当匀富，抽富济贫。不能让工人每月挣六百元，资本家每月赚几百万元，政府应该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低工资是吸引投资的优势，也是剥削工人的利器，有利有弊，弊大于利。发展经济是为了富裕民众，若富的是老板，穷的是工人，只是极少数人得利。除此之外，还应向富人适当“抽血”，输给“贫血”的穷人。三是要藏富于民。政府征收、罚没、消耗、储备、使用的财富要尽量减少，或说适可而止、恰到好处，这样民间的财富才能多起来。做到了以上几点，才能真正拥有社会稳定。不然的话，在大量存在无产阶级的状况下，难以有长久的社会稳定。以钱财为目的刑事案件层出不穷，也是社会不稳定的一种表现。一个人没有活路时，就有可能去偷盗、诈骗、抢劫或杀人，这是合乎逻辑的发展方向，如果有人上井冈山闹革命，他也会跟着去的。
在对待乡下人的态度上，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是绝然不同的。北京是六朝古都，市民是皇帝的邻居，看过皇帝的排场，见过皇宫的浩荡，对外乡人是不屑一顾的，操外地口音的人进京后会感受到这一点。北京服务窗口的女士，见到外地人是逢官大三级的，服务态度相当差。上初三的儿子从北京回来，跨进门说的第一句话是：“爸爸，北京人不会做生意，服务态度很差。”这与我二十年前的感受一样，当时的感觉是处处遭白眼。对于北京人来说，乡下人就是外地人，其他城市来的也是乡下人。在这方面，广州人与北京人形成了反差，北京人崇拜权力，广州人崇拜金钱。广州人从来不把官员当回事，对皇帝也只是敬三分，至于皇帝身边的家奴或脚下的子民，没觉得有多高贵。在广州人的眼里，卖酱油的就是卖酱油的，在北京卖还是在乡村卖，都一样。
上海虽然一百多年前只是一个县，但上世纪三十年代发展成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云集高鼻洋人、达官贵人、巨商大贾，这些人对乡下进城谋生的人，是居高临下的，甚至有洋人视中国人为狗，公园不允许华人与狗进入。乡下人受尽欺凌的同时，也觉得居高临下才是高贵，于是当他们在上海站稳了脚跟，成为上海人之后，在潜移默化中也学会了俯视下人。“阿拉上海人！”这句话充满了自豪，意思是我是高贵的上海人。在这种心态的作祟之下，上海人把乡下人称为乡巴佬，上海人也显得比较排外，上海人与外乡人分得很清楚，泾渭分明，格格不入，外乡人不容易融入当地社会。不过，上海的贵人还是比不上北京的皇帝气派，所以北京人瞧不起乡下人，是外露的；上海人瞧不起乡下人，是隐藏在骨子里的。
广州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地理位置上是山高皇帝远的边远之地，充其量只是区域中心，不是全国的政治、文化或经济中心，达官贵人不多。虽然鸦片战争前曾经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但那时的商人地位低下，财大气不粗，嚣张不起来。虽然孙中山在这里建立了大元帅府，但也就几个人，几条枪，人数还比不上清宫里的太监，不成气候，至今99%的广州人不知大元帅府在何处。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多数广州人也不知在何方，甚至连方向也会指错。广州有史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商埠，是珠江流域的商品集散地，也是华南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来广州的大多是乡下来做生意的，每个人都有乡下，大家在意的是买卖，而不是对方从何处来，东西南北一视同仁。直到今天，广州人对乡下人都是平视的，不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广州人从来不说“我是广州人”，有人问他们是哪里人时，他们会告诉你乡下的籍贯；到了外地有人问他们是哪里人时，他们会告诉你是从广州来的。广州人彼此常问：“你乡下哪里？”对方即使从祖父开始就在广州定居了，他也坦然告诉你他乡下在哪个穷乡僻壤，尽管他从来没去过自己的乡下。北京人遇到低素质、没文化、没修养的人，就用“菜农”来骂对方。广州人是绝对不会这么骂的，广州的菜农富得流油，有的菜农用车皮把自己种的和收购来的菜发往北方，赚了大钱。电视台曾采访一个菜农，问他有多少身家，他不肯讲，只肯透露一点：“我住的这栋楼是花七百多万建起来的。”有一个乡下来的打工仔在北京当上了公司副总经理，成了报上的新闻人物，引起了轰动。在广州，打工仔成为老总或老板的事太多了，很难成为新闻人物，更不可能引起轰动，这反映了广州与北京的区别。不过，这种事在深圳就更多了，成功人士绝大多数都是外乡来的打工仔。
在商业文化的熏陶下，广州人也不热衷于当官。八十年代初，有个广州人在桂林当兵，由于拥有大学文凭，上级研究决定越级提拔使用，由正连提到副团，官升三级。上级分管干部的副政委找他谈话，把喜讯告诉他，岂知他大惊失色：“政委，千万不要提拔我，我们广东人不想当官。”这是典型的广州人的价值取向，因为广州人骨子里认为当兵、当警都是当差，当得再大也是“差佬”。做政府官员也是受人差遣的，所以在省府市府，真正算得上“官”的，很少广州人。因此，如果拿一顶乌纱帽在广州人面前炫耀，他们会认为你有病。这种性格也是有渊源的，广州自古以来都是离皇权比较远的地方，由于不是朝廷所在地，当官的比较少，无法形成当官比官的风气，老百姓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惯了，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追求的是一种自由，据说这是比爱情和生命更宝贵的东西。
由于社会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上海人特别讲穿，家里再穷也要衣着华丽，只要自己不说，别人也就不知道你的身份。而在广州，社会地位并不重要，人的衣着就很随意，很少有人西装领带，从外表根本看不出一个人的身份，看到西装革履提皮包的，十有八九是做保险的，因为公司有要求。不讲穿，自然就讲吃了，所以广州人特别看重吃，于是发展出了享誉全球的粤菜，有了“吃在广州”的说法，有翅膀的除了飞机，有腿的除了凳子，都能吃。广州人经常开车到很远的地方吃一餐，也有坐飞机去吃的。有几个公司职员，上街吃羊肉串觉得不地道，有人提议到新疆吃正宗的，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立即买当天的飞机票，飞到了新疆，吃够了正宗的羊肉串，第二天再飞回来。在外地人看来，这是傻冒；在广州人看来，这是潇洒。我有一个开小餐馆的朋友，不算很有钱，但很会享受生活，每年都飞去三亚几次，目的是在海边散散步，看看海。广州人花钱是比较爽手的，因为他们的信条是：钱花了才是自己的。
我太太乳癌手术后四年，查出向双肺广泛转移后，第一件事就是教我炒菜，毕竟结婚十几年我从未做过一餐饭，她放心不下我和儿子的吃饭问题，看到我在她的指导下做出了一餐可口的饭菜，她从内心发出了欣慰的微笑，意思是她可以放心地走了。随后她依然像往常那样为三餐操劳，有时候打了化疗后整个人都不行了，她还是硬撑着把饭菜做完，拦都拦不住。还经常别出心裁做出了一些新花样，要么是研究成果，要么是仿制产品，到外面吃饭发现有好的菜式，她就能仿制出来。有一次研制出一款我从未吃过的鱼头，我赞不绝口，她绘声绘色地给我介绍制作方法，并命名了这道菜为香煎大鱼头。让我唏嘘不已，第一次认识到她的伟大。由此可见，吃在广州人心目中的地位。
相比之下，北京更务虚一些，广州更务实一些，上海则介于两者之间。当然，在这里虚不是贬义词，实也不是褒义词，都是中性词。北京的虚体现在更多的理论、更多的文化、更多的观念、更多的程式、更多的规定、更多的会议、更多的文件、更多的侃大山。八十年代深圳红红火火搞建设的时候，不少北京人很认真地研究深圳的姓氏问题，有人说姓资，有人说姓社，争论了几年也没弄明白。广州人听说有这样的争论，大惑不解，十分惊讶：“这也值得争吗？”后来还是邓小平南巡定了调，北京才没人争论了。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初，北京的争论又有回潮，邓小平再度南巡，干脆给社会主义下了“三个有利于”的定义，从此北京再无人争论主义问题了。
无论用哪个标准来衡量，广州都应该是直辖市，这也是许多城市梦寐以求的，每次上面一提出要搞直辖市，都会不了了之，这是因为广州人不愿意，广州人认为不搞直辖市更有实惠。是啊，成了直辖市不就是孤城一座了吗？广州离不开广东，广东也离不开广州，这是历史形成的紧密关系。天津自从成了直辖市，就黯然失色了。广州不是省会，相当于北京不是首都，北京立即就会荒凉许多。把广州划为直辖市，不如把佛山并入广州，广州与佛山在空间上已没有距离，两市相距六公里，这段路与其说是公路，倒不如说是马路，佛山比花都区、番禺区、南沙区和开发区都近，完全可以成为广州的一个区，这样广州的经济实力就与上海不相上下了，佛山的城市建设、经济建设也可以纳入广州建设的大棋盘。现在佛山的街道和楼房，怎么看都小气，就是没有广州的那种大气，两个城市就是两个城市。
北京的城市建设讲究豪华气派，街道要直要宽，楼房要大要美，建筑的周围留白比较多，这是继承了皇家的遗风。太和殿前有一个广场，才显出太和殿的气势；天安门前有一个广场，才显出天安门的雄伟。不过也有点喧宾夺主，到过天安门广场的人，都有一种震撼，震撼的是广场，而不是门。由此及彼，由点到面，整个城市的建设都显出这种特点，连四合院内也有一个广场，不过这个广场小些罢了。虽然多花了一些钱，倒也成了一种远见，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没有压抑感，汽车多了之后，也能容纳得下，要拓宽马路也容易了。
广州的一砖一石都有实际用途，街道够宽就行，楼房的高度根据需要和可能决定，发展商更多了一些自由，一座几十层的高楼，挨着马路就建起来了，豪华写字楼旁边还可以建一座不协调的住宅楼，于是广州就被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镇，显得眼光不够，规划不周，车一多路就显得窄了。有人开车送朋友坐飞机回北京，朋友到家后打电话来报平安，这边还没到家——被堵在路上了。
当然，这是以前的情况了，现在广州很少堵车了。广州人也意识到虚的东西也有实际用途，也想拥有自己的广场和高塔。经几年的大手笔建设，也有了点国际大都市的气势了。为了把饼摊开，向北拥揽群山，向南拥抱大海，使广州成了一座滨海城市，把南海变成了自己的广场，当然将来也会有一个能散步的广场和一座能观景的高塔。其实，广州只不过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中的一个市，这个城市群包括香港、深圳、东莞、澳门、珠海、中山、江门、肇庆、佛山和广州，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都是最大的，可以视为一座超级城市。这是北京和上海望尘莫及的，选择了广州就意味着选择了一座超级城市，驱车一个多小时就可以从一点到达另一点，享受另一个世界的奇异风光，看山有山，观海有海。
广州是一座特色鲜明的城市，不过在市内却没有特色鲜明的景观。到了北京，什么都可以忘记，天安门广场无法忘记；到了上海，什么都可以不去，东方明珠塔不能不去；到了广州，什么都可以忘记，什么都不会忘记。也许，对于外地人来说，乘船夜游珠江，无法忘记，但路程太短，游船太少，游客太稀，不是每个游客的必游之地，许多广州人也无缘夜游珠江。若乘船围着海珠区转一圈，才有点游玩的味道，虽然多数江段没有高楼大厦，但可以绿化美化，并着眼长远进行开发，不然东一鎯头西一棒搞建设，就把江景资源糟蹋了。当然，若能白天把游船开到香港、澳门转一圈，就更有吸引力了。现在全国人民对香港、澳门还有好奇心，若不加以利用，这个旅游资源就浪费了，以后大家不好奇了，就没人去了。
广州有一个石牌村，若不是全世界最大的村，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迷宫，村里的居民多达十几万，比一些小国人口还多，即使是土生土长的村民，有时也会迷路。虽然是早年城市规划的败笔（确切说是失控），但可以开发成一个旅游景点，搞成民俗文化村，向游人开放。对于儿童、少年和青年而言，在里面走迷宫，是可以增长智力的。游玩了石牌村，就不会忘记广州了。这也是广州人过于务实的写照，村里的楼距只能容纳一人通过——村民认为路是虚的，楼是实的。不过羊肠小道两旁商铺林立，倒也成了一景。村里处处一线天，也是一景。不必责怪村民目光短浅，在尺土寸金、充分享有自由的地方都有这个通病。
一座高楼美不美，一半取决于楼的本身，一半取决于周围的空间，周围有足够的留白，才能成为一景，或有一个广场，或有一个草坪，或有一汪水面，这与书法的道理是一样的。一座座高楼肩挨肩站在路边，路人不但看不到高楼的模样，还会感到压抑，空气也不流通，对楼上的人还是楼下的人，都有弊无利。
北京人吃烤鸭要到大酒楼，还得提前排队，等候酒楼开门，虽然街头也有烤鸭，但吃起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广州人吃烧鹅在路边买就可以了，提回家还是热的，原汁原味。北京的饭馆开门时间有讲究，到了吃饭时间才开门，广州的饭馆看起来是永远不关门的——深更半夜关门，天未亮开门，食客永远看不到。小商店也是如此。到了北京有人问我：“广州有没有夜市？”我根本就不明白什么叫夜市，他解释说：“就是晚上商店开不开门。”听了我觉得奇怪，后来才知道北京的商店晚上关门很早，几乎天一黑就关门了，可能是冬天寒冷，夜晚无人出门的缘故。
在北京的一个大机关食堂，我还发现用个碗碟还得租，真是很新鲜。这在广州是看不到的，在广州吃东西也不要钱——吃饱了才交钱。八十年代初我出差广州的时候，发现在饭馆吃东西不收钱，吃碗粉也是先吃后付，看了一下周围，人多门多餐厅大，不付钱也可以随便走出去，埋单时好奇地问服务员：“如果我吃了就溜怎么办。”服务员回答说：“吃饱了你就不好意思不付钱了。”顿时让我觉得广州很可爱。先吃后付的做法可以增加生意，也很少有人溜单，几乎没有听说过。这么多年只听人说过一次溜单故事。我有个朋友曾下岗几年，日子比较艰难，他天性喜欢搞些恶作剧，有一次遇到几个不喜欢的人，他就请别人吃豪宴，吃得差不多就溜了，留下客人来埋单，不知客人是否也溜之大吉。后来他成了一处之长，吃饭有权签单了，相信再也不溜单了。现在许多小食店是外地人开的了，而且外来民工也多了，也许担心溜单，这些小店也先付后吃了，这对广州的风情是一种破坏。当然，破坏者还有麦当劳、肯德基。
北京与广州比，主要是多了一些文化。北京的旅游景点包含有文化，一砖一石，都有皇帝踩过；一草一木，都有皇妃摸过。这么一来，就值钱了，虽然皇帝皇妃早已化作黄土，但龙气还在，凡夫俗子还想沾点皇帝的光，也就纷纷到此吸点龙气，希望有朝一日也能成为贵人。另外，进了一回皇宫，也就实现了先人的夙愿，毕竟血管里还流着先人的血。广州公园里的树木和花草，到处都有，满山遍野都是，也就不稀奇了，若是皇妃在公园的水塘里泡过澡，这一汪水就万世留香了。这就是文化的不同。
广州人不喜欢炒股，认为太虚，不是生意。九十年代中期，在上海深受欢迎的股评家组团来广州讲学，登上省委礼堂主席台之后，发现大礼堂空荡荡的，深感失落和惊讶，认为这是广州股民未开化。不过现在回头看，广州人的看法也有道理，广州人常说“哪里有这么大的青蛙满街跳？”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正因为如此，广州人连证券交易所也送给了别人，当年主管部门的领导大笔一挥，交易所就落户深圳，为此广州人后悔不已。
上海是一座比较务实的城市。九十年代初上海人喊出了“八十年代看广东，九十年代看浦东”的口号，当时没人当真，后来真的应验。上海人的确付出了许多，包括血汗与智慧，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搞建设，也是一种精明，中国也需要有一个经济发达的上海。上海建成了全国最大的轿车生产基地，这反映了上海人的务实。到了宝山钢铁厂参观，让人感到震撼，里面就是一座城市，有街道，有港口。上海的务虚主要体现在金融、证券、期货上，这些东西北京不屑一顾，广州觉得太虚，上海则做得有声有色，上海希望成为中国的纽约，有理想才会有超越。
上海与北京、广州相比，更多了一些雄心壮志，敢与世界争第一。上海建成了全世界最多的高楼，在这方面已经超过了全世界。100米以上的高楼，上海有四千多座，几乎是纽约的两倍，比美国整个西海岸的总和还多，让人惊叹不已。虽然世界第一高楼不在上海，但上海正在建世界第一高楼，为了争第一不惜修改设计方案，以确保世界最高。小布什刚上台时叫嚷着要打中国，到上海开了一次会，发现这里的楼比华盛顿的高多了，似乎中国比美国更强大，心中产生了畏惧，再也不敢说打中国了，从此开始恭维、讨好中国。虽然世人认为是“9.11”事件导致布什改变对中国的态度，但上海的高楼显然也起了威慑作用，因为布什对中国示爱是从上海开始的。由于上海的高楼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以致于让台湾人误认这里是纽约，纷纷把家搬到了这里。将来中国想打台湾的时候，就会发现台湾是空的，台湾人都在自己的肚子里，要打也打不着了。说来见笑，大陆人还未占领台湾，台湾人已经占领大陆。
上海建这么多高楼，当然是务实举措，但也有务虚成分，有的楼是好看，但到了晚上楼内不少房子是黑的——空置率较高，脱离了实际需要。一座楼房具有使用价值和观赏价值，使用价值是实的，观赏价值是虚的，空置率越高，楼房的价值越虚。当然，吓唬小布什，吸引台湾人，也属于务虚，虚有虚的好处。
上海的高楼越建越高，地就沉了下去，时间长了可能要出问题，上海是冲积平原，地下水位高，地是浮在水上的，可能承载不了那么多高楼。另外，人的审美是多变的，看惯了低矮的楼房，就觉得摩天大楼美；摩天大楼林立之后，就觉得低矮的楼房美。但愿将来漫步在上海街头，能找得到蓝天。
东方明珠塔最初看起来虚实兼有，可作电视塔，也可成为城市标志，后来成了重要的旅游景点，完全成了一座务实建筑，这反映了上海人的精明。正因为东方明珠塔由虚变实，广州才决定建一座观光塔，在意识上落后上海十多年。
上海的城市建设，映射出上海的雄心壮志和进取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上海人希望在一夜之间超过全世界，心也急了一些，不过多干几夜上海就会超过全世界。
当然，在谈论上海的成就时，不要忘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同北京一样，上海是全国人民共同建设起来的，上海的一砖一瓦凝结着全国人民的汗水，也包括上海人民的汗水。
上海曾经对从外省“进口”的汽车收“关税”，导致一些汽车大省与上海打起了“关税”战。当然，这里说的“关税”是指昂贵的、更高的上牌费。看来在胸怀上不如广州，广州市场是对全世界敞开大门的。还有一些小事可以看出广州的胸怀，广州市委停车场是免费对老百姓开放的，凡在这里停过车的市民都会感动良久。广州的所有大学都是不设防的，老百姓可以随意进出。新建的大学城，集中了十多所大学，简直就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北京的市民要进北大、清华就不那么容易了，据说要有校内熟人带进去才行，让许多想去朝拜的本地人和外地人扫兴而归。
广州与北京、上海相比，更显得与世无争。只是埋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无意与别人争高低。上海拿浦东与广东比高低，一比就把广东比下去了，因为广东太大，北部、西部、东部都是贫穷山区，无法与上海最发达的区相比；上海拿长三角与珠三角相比，一比就把珠三角比下去了，因为珠三角太小，长三角是上海、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珠三角只是广州周围地区。对此广州人从来不愿搭理，甚至意识不到存在这种区别，一直只看上海的长处，虚心向上海学习。在国内生产总值上，广州只会打折，不会虚报，广东的生产总值估计是打了折扣的，若公布一万六千亿，实际上可能达到一万七八千亿。
在高楼的建设上，广州与上海有很大不同，广州计划建一个观光塔，其中一个设计方案高度为一公里，为世界之最，被否定了，主要原因是太高。广州计划建一座高楼，其中一个设计方案高达600多米，比当今世界第一高楼还高出一百多米，也被否定了，主要原因还是太高。广州追求的是有山有水有树有楼的仙境，这种境界在一些小区中实现了，在城市规划中也是这么布局的，即未来的城市由若干个离散的组团构成，各组团之间有山有水有田园，一派自然风光。
不过，广州还是有隐患的。高楼还是太多太密，在无风的日子，往往是灰蒙蒙的一片，几乎让人窒息。这是灾难性的，一座城市建得再漂亮，蒙上了一层灰雾，再美别人也看不到了，看到的也是灰头土脑的。而且这是一种毒雾，对人体危害极大，会使人致病短命，足以把人才吓走，把资本吓走，把企业吓走。1985年我乘火车从郊外进入沈阳，令我惊讶的是，沈阳居然是灰蒙蒙的，我从来没见过灰蒙蒙的城市，这个第一印象太深刻了，永远不能磨灭，据说经过治理之后，现在沈阳的环境好多了。没想到当年在沈阳看到的景象，现在居然经常在广州看到，从郊外乘车进入广州，往往就发现广州是灰蒙蒙的。也许，这是内陆大城市的通病，似乎经常有海风吹的滨海城市，高楼才可以稍为密集一些。一座摩天大楼就是一座山，足以挡住八面来风，汽车排出的尾气，工厂排出的废气，厨房排出的油烟，马路扬起的尘埃，就无法吹走了。如果我们意识不到这一点，我们的子孙就会付出昂贵的代价。中国的城市建设，应该向大连学习，大连是中国最美的城市。
最近有媒体公布了国内价值几千万元以上的超级豪宅，排在前几位的不是北京的就是上海的，似乎广州有钱人不多，实际上反映了广州人更加务实。因为房子太大之后，也就虚化了，除了能彰显个人的富豪身份之外，就没有多少实际价值了，甚至只有反价值，一座五层楼几十间房子的别墅，住在里面是很恐怖的，主人不知道哪层楼有鬼，哪间房有贼，搞卫生也头痛，除非家里养十几个佣人，这样一来豪宅就变成集体宿舍了。住这样的超级豪宅，就像一家人住在故宫，天安门是大门，太和殿是客厅，白天与荒凉做伴，夜晚与恐怖为伍，感觉大坏。更要命的是，住在超级豪宅里面，也就成了绑匪的目标，家里每个人都要配一个班的保镖，还不一定安全，这么一来个人就没有任何自由空间了。
在广州，无人知道最有钱的人住在哪里，无人知道最有钱的人开什么车，无人知道最有钱的是什么人。广州人不愿露富，不愿出名，不图虚荣，每次公布的富豪榜，极少看到广州人。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若依此认定广州不是淘金的风水宝地，哪就错了。最近有权威机构调查，广州居民收入在全国排第三，仅次于深圳、温州，在上海、北京之上，而广州的物价指数又在上海、北京之下。当今中国首富丁磊就是在广州淘的金，在广州无人关心、无人知道他有多少钱，没人把他当回事，把公司搬到北京后就被媒体发掘出来，成了首富。当初的邻家男孩一夜之间成了首富，广州人都感到很惊讶。
广州建城历史长达两千多年，在1850年时就是全球第四大城市，当时上海只是一个小县城。因此，广州有着更多的历史文化积淀，广州人也更深沉、大度、平和一些，没有那么浮华、小器和张扬。孙中山提倡“天下为公”，显示出广东人的博大胸怀，他以推翻腐朽的满清政权为己任，完全是为了民族利益，丝毫没有打天下坐江山那种农民意识。孙中山出生在珠三角的香山，长期在广州求学、工作和生活，是当然的广州人。孙中山过早逝世，是中国人民的真正不幸。
北京、上海和广州之所以能在中国崛起，形成鼎足之势，是有其特殊原因的，这个原因在过去的岁月发挥了作用，在今后的岁月也将发挥作用。中国古代先哲把一切成功归结于天时、地利、人和，这是很有道理的。北京占有天时，上海占有地利，广州占有人和，这是三个城市的优势所在和成功的根本原因。
北京是权力中心，是天之所在，可以聚天下之财发展自身。古代的北京，由于地处东北与中原之间的咽喉要道，得以发展成为一座重要的城池，先后被燕、辽、金、元、明、清定为国都或陪都，相继有了不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因看中北京的风水定都北京，并按风水的要求布局建设北京城，奠定了北京的重要地位，这是一个强大的朝代，对北京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明初北平不是国都，由于成祖朱棣曾在北平当过燕王，对北平情有独钟，凭武力夺取皇位后，有意把京城由南京迁往北平，力排众议在北平大兴土木，兴建皇宫（故宫），皇宫建成后迁都北京，北京就兴盛起来了。这是一座依靠个人感情、意志和权力发展起来的城市，这是北京与众不同之处。
清朝定都北京，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清廷看中了故宫的宏大、豪华和安全，而北京又是满洲与中原之间的纽带，具有依托满洲威慑中原之势，进可攻退可守，是理想的京城之地。新中国定都北京，有点不可思议，中共领导人大多是南方人，却乐于在北京工作和生活，可能与他们的经历有关。毛泽东曾在北大工作，想必对北京有好感，北京总比长沙更有气势一些。刘少奇曾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也在北方局担任过书记，对北京是熟悉和有感情的，加上夫人王光美是北京人，显然能接受北京。周恩来曾在天津求学，对北京也是能接受的。的确，找不到比北京更好的京城了，江浙沪是蒋介石的老巢，拥蒋残余势力还在，离台湾也近，不可能成为京都之地。广州又太偏远，而且又是国民党的发迹之地，还是孙中山的革命根据地，孙中山对共产党虽好，毕竟是国民党的领袖，这里的人崇拜孙中山甚于崇拜共产党。武汉的地理位置居中，但被长江和汉水切割得支离破碎，作为首都似乎缺少点什么。因此，最佳的选择就是北京了。
作为商家来说，若想借助权力开拓市场，最好的选择就是北京。天时不全等于权力，一个城市因为某种原因出现聚财效应，就是占有天时。北京的聚财效应历经多代，尤其是明清两代和新中国成立之后。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出现了长达几十年的聚财效应。改革开放后，八十年代深圳出现了聚财效应，国内外的热钱流向深圳；九十年代上海出现了聚财效应，国内外的热钱流向上海。广州也有过聚财效应，1757年清政府为打击沿海非法贸易活动，封闭了福建、浙江、江苏三处海关，只留广州一个口岸通商，广州成为清代对外贸易中心，国内外的热钱涌了进来，“一口通商”的盛况历时85年，到1850年时广州在世界经济城市十强中名列第四。十三行的商人富甲天下，身家高达2600万两白银的伍秉鉴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广州、深圳、上海、香港这些经济发达的城市，都是在历史赐予的聚财效应中，由海外资本和国内资本共同堆积起来的。不同的是，后三个城市主要是投资资本，广州主要是贸易资本，也就是说广州是靠自己赚钱发展起来的。所以广州是一座贸易城市，广州人骨子里是生意人。深圳的崛起对广州是一个冲击，分薄了广州的人流、物流、资金流，若没有深圳，广州就是中国的另一个上海。换句话说，特区的那个“圈”画在广州附近，广州就是中国的另一个上海。
不过，对于广州和深圳一些生意人来说，是把两地视为一座城市的，经常约对方的人来吃饭，我身边有些人晚上下班后经常开车去深圳与客商吃饭，吃完饭再开车回来。同样，深圳人也经常来广州与朋友或客商吃晚饭。长远来看，广州与深圳会合并成为一座城市，这么看来，先分后合更有利于这座未来超级城市的发展。现在广州与深圳的实际人口都超过了一千万，合并后就会成为巨无霸，若再加上与深圳一桥之隔的香港更不得了。这座未来的超级城市，也许会叫做香广、港州、大香港、大广州或珠三角。
上海的地理位置相当好，不仅把中国沿海发达地带一分为二，而且把中国一分为二，对于国内外的商人来说，占领了上海，就可以向北、向南拓展市场，还可以通过长江进入中国的腹地和西部。在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受外国势力的影响，开始对外开放，人流、物流、资金流都有较大进出，最便捷的进出通道就是上海，上海就发展起来了。后来外商占领了外滩，建起了高楼，这一带形成了十里洋场，没见过高楼的中国人就觉得这里是天堂，于是纷纷靠近十里洋场建楼定居，办厂立业，上海就热闹起来了。赤手空拳的人也纷纷前来上海谋生，人气越来越旺。上世纪前期，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集中在上海。
这是中国沿海发展的一个缩影，海外文明首先从沿海一带侵入中国，这正是沿海与内地差距的原因所在。这种差距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形成的，历经一百多年不断拉大，改革开放之后又进一步拉大了。海外文明带来了先进的思想、观念、文化、科学、技术、制度和物质，最终使中国摆脱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不过，海外文明是以鸦片和枪炮为先锋的，让中国人付出了代价，也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在古代中原地区最为发达，沿海地区是未开发的边远落后地区，因为当时的中原地区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之一，由这个中心向外扩张，到海边路途遥远，始终比中原地区落后许多，这也叫风水轮流转。不过，中原文明是独创的，沿海文明是传入的，确切说是由海外文明与中原文明碰撞之后形成的，这种杂交文明最有代表性的地方是香港，香港可以说是具有杂交优势的城市，当然这里指的是文化而不是人种。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强迫清朝在沿海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当时最大的城市是广州，可是发展起来的却是上海，这主要是得益于上海的地理位置，上海离海很近，几乎就在海边，人员与货物从海上进出最为方便，进或出都要在上海落脚，上海的摊子就铺开了。华东、华北和长江沿岸的人员和货物都可以取道上海进出，这些地区集中了全国大部分人口，经济也比较发达，上海也就得以坐大了。广州到海边还有一段距离，大概有一百公里左右的水路吧，从这里进出还是不太方便，加上广州后面的腹地太小，经济也不够发达，难以形成密集的人流物流，这就让上海后来居上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州的商行遭受战争赔款的榨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州的商馆遭受战火的摧毁，从而导致商行和广州的衰落。一些精明的商人向外寻求新的生存环境，迁往新开辟的通商口岸上海，带去了巨资，带去了生意，成为上海开埠后最早开发上海的商人，现在追溯上海的第一批开拓者，大多是广东商人。这样，中国的经济中心就由广州转移上海了。
广州山高皇帝远，管治比较宽松，社会比较自由，胸怀比较宽广，民风比较包容。广州人思想特别开放，比较容易接纳海内外的思想、文化、制度、科学、技术、商品和人口，容易沟通，容易相处，容易合作，容易结合，能够包容异类，同化异类，利用异类，吸收异类。因此，像安利这样的公司，就选择在广州登陆，然后再图北伐。一百多年前英国的鸦片也是选择广州登陆。全国各地和全球各国的饮食文化，也能在广州找到立足之地。
正因为如此，长江以南的省份，除华东的江苏、浙江、安徽和华中的湖北之外，在心理上是倾向于广州的，对来自广州的东西，比较容易接受，甚至不加思考就接受了，这也是广货得以风靡全国的原因之一。这些地方的人口想移民时，也往往首选广州，或说是包括珠三角在内的大广州。“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表明了对广东的向往，这种心理上的认同和向往，连北京也望尘莫及。向往北京的只是官员、文人、学者、艺人和小孩。官员是向往权力，文人是向往文化，学者是向往知识，艺人是向往舞台（中国最大的舞台是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大厅，观众多达十几亿），小孩是受到了课本和儿歌的影响，以为北京是天堂。上海对周边地区也有影响，但从心理上倾向于上海的只有江苏、浙江、安徽和山东。
我曾以外乡人的身份去过北京与广州，感觉广州更亲近一些，是一座平民的城市。广州平民多，占有绝对优势，而且民众不把官员当回事，官员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加上广州人热情随和，让外乡人有到家的感觉。连广州话都具有平民的特点，关系较密切的年轻男子，久不见面重逢后，往往是以对骂开始寒暄的，真的骂娘，但不是真骂。年轻男人之间聊天，也不时骂对方的娘，但也不是真骂。我听别人对骂也不舒服，但正宗的广州人是充耳不闻的。广州话软绵绵的，缺少力度，连骂人都不像骂，既不适合官员使用，也不适合英雄使用，一部优秀电视剧翻译成广州话之后，就苍白无力了，从官员嘴里说出来，就不像官了；从英雄嘴里讲出来，也不像英雄了。因此，连年轻的广州人都觉得味同嚼蜡。这些都说明广州是一座平民城市，也说明广州占有人和。
当然广州也占有天时与地利，只是没有北京、上海那么大罢了。广州是广东的权力中心，在军事是上还是中南五省的权力中心，这也是天时；广州是珠江水系的出海口，这点类于上海，这也是地利。若把眼光放宽一点，放远一点，广州可以把东盟十国纳入自己的商业势力范围，以这些地区作为自己未来的战略腹地，这样就具有更大的地理优势了。广州的商业已经辐射到全世界，广州的制造业已经成为华南和东盟十国区域内的重心，预计五年之内年产一百万辆汽车，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广州的汽车已经率先大批量出口欧洲，广州汽车出口额全国第一，这表明广州的汽车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广州的造船业已有相当规模，不仅在全国数得着，在东南亚地区也是一枝独秀，早已出口到全世界。广州的钢铁、石化工业，在华南地区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州周边地区的电脑、电器，已经是世界性的生产基地了。一个泱泱大国的主要城市，完全有能力成为东南亚的经济中心。
一座城市就是一方天地的人文中心，这方天地的大小是很重要的。广州对国内的人文影响，首先来自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然后来自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北伐革命。由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在国内赢得了崇高威望，国人对来自广州的东西都无条件接受，所以当蒋介石从广州开始北伐时，能够所向披靡，十万军队打败了北洋军阀的四十万大军，横扫南中国。看到这个阵势，张学良装备精良的三十万奉系北洋军也归顺了。当然，归顺之时老蒋已经拥兵百万了，那时日本对东北虎视眈眈、垂涎三尺，与其让日本吞并，不如让老蒋吞并，这也是其中原因。北伐革命是由孙中山酝酿和准备的，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发起和组织的，由蒋介石具体实施完成的。若没有孙中山的崇高威望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治主张，北伐革命不会成功。军事上如此，商业上也如此。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在经济上的成功，使大广州具有对全国影响力，中国的经济中心十几年间都在大广州（指珠三角），现在依然是中国的三大经济中心之一，即使是最遥远的东北，也愿意亲近大广州。上海能在九十年代迅速崛起，是因为除了地利之外，更多地拥有了天时。上海最大的弱点是人文上的，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得不到全国性的认同和向往。
一座城市要获得较远地区的认同和向往是不容易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广州或广东都算不了什么，对外影响过不了长江。八十年代初期我在武汉读书，有一次广州有个乐队到武汉演出，一个配器的乐手演出时动作比较夸张，屁股扭动的幅度较大，因此引来轩然大波，被当地的报纸口诛笔伐，让我感到很惊讶。若这种事发生在广州，广州人绝不会讨伐的，即使在改革开放初期或之前，也没人愿管扭屁股的闲事。
现在武汉对广州的事物虽然不是全盘接受，但起码接受一半，或者不太反感了。最近中央电视台播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节目，武汉的一个艺术团演出一个赞美广州的节目，一群姑娘载歌载舞，把广州的特色和优点一一唱了出来，看了之后没觉得广州可爱，反而觉得武汉人可爱，因为武汉人的心胸更广阔了，对来自广东的事物更包容、更接受了。赞美别人实际上也是在美化自己。
自古以来广州对武汉的影响都有限，所以北伐军打到了武汉就有点难啃了，有铁军之称的叶挺独立团打到了武汉的城墙下就散架了。武汉独立性较强，不愿以别人为中心，只想以自己为中心。在地理上，武汉是中国的中心；在心理上，武汉人也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正因为如此，只有武汉人敢对上海汽车叫板，只有武汉人敢于向清朝打响第一枪，这也是辛亥革命得以在武昌打响的重要原因。而孙中山一直想在广州打响，打了几次，响应者寡，闹不起来，丢盔弃甲，损失惨重。不是广州人骨头软，而是广州人不关心政治，只有被洋化的孙中山例外。孙中山不遗余力、不图私利闹革命，让民间认为他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化身，反清只是想为自己和明朝复仇。
如果对于自己的优势认识不清，那么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丧失自己的优势。一个地方的优势是不容易认识的，即使是当地的官员也不一定清楚，这就容易在工作中出现失误。广州会展业历来领跑中国，这是与广州的包容和开放分不开的。最近还建成了据说是亚洲最大的展览馆，但在设计上存在缺陷，在管理上今不如昔。广州人是很少去看交易会的，我去过两次，那是十几年前和二十几年前的事了，似乎没办什么手续就进去了。新的展览馆建成后，我去过三次，三次都有不良感受。
第一次是失望。刚建成时去转了一圈，主要是看建筑，因为设计效果图在报上公布时，不仅大，而且飘，令人震撼。看了实景有点失望，大是大，还没有图中画的那么大；飘不飘，脚踏实地往上看，主体建筑不算飘。这都不能说是缺点，理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图画是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只不过市民受到一次善意欺骗罢了。真正的问题是，我研究了半天，不知大门在哪里。
第二次是失落。开交易会时，专程陪太太去参观，因为她从来没看过交易会，我也想看看展览馆的内部乾坤。没想到根本进不去，手续很繁琐，这个证那个证，这个表那个表，这个批那个批，有的手续还不在现场批。我想自己是闲人，进不去也罢，但许多客商也因手续问题滞留门外，证件齐全的排队办手续也叫人头痛，这些客商大多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不是人人都明白办出入证的程序和手续。作为本地人，我们还不清楚呢，何况是外地人？也许参展商清楚，但是来参观、采购的商人就不一定清楚了。外商有周到的服务，也不一定人人都清楚，毕竟不是个个外商都事先向有关部门“请示汇报”。由于进不去，只能在外面看看热闹，看到不少人往一个地方走，估计这个地方通向一个主门，但不敢断定是大门。
第三次是失魂。开行业交易会时，有个公司在里面展示产品，董事长邀请我去看看。董事长是坐凌志车去的，司机看到有车一辆一辆进去，甚至还有不少出租车进去，司机就想进去，保安拦着不让进，还用拳头敲击车辆。结果引起争执，继而动手，司机寡不敌众，脑袋被打破了，出了不少血，保安无人受伤。我见到他们时，战争刚刚结束，看到司机流了血，心里很不是滋味。
进门时还要填表，我们嫌太繁琐，就利用总经理布展时办的一张出入证进去，一个人进去了再递出来让第二个人进去，就像偷鸡摸狗一般。办交易会就是搞商品展示和展销，人越多越好嘛，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岂不更好？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当时的客户，但都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客户，甚至会成为未来的参展商，没必要拒人于门外。来到这里的，百分之九十几都是相关商人，打开大门笑迎天下客，才是正确的做法。如果门难进是为了防小偷，干脆就不要办交易会。吃鱼还卡喉呢，何必要吃鱼？
进去之后我才明白大门在哪里，不在正面在旁边，这叫旁门左道；不在地下在天上，这叫空中门楼——在展览馆的一侧，乘扶手梯或走楼梯上天，往前走几十米，右拐九十度，再往前走几十米，才是正门，确切说是边门旁门，只是大些罢了。不是跟着人流，根本就找不到门。如果在展览馆的正面，有一个气吞山河、平易近人的大门，这样才能体现出包容，体现出开放，才能广招天下之客，广纳天下之财。在正门之内有一个巨大的门厅，门厅里有山有水，有花有草，有鱼有虾，有桌有椅，有茶有酒，这样的门厅就会形成川流不息的人流——这是相当重要的，起码给商家大花园、大集市、大市场感觉，在这样的大场合驻足、交谈、小憩都会留下终生不灭的印象。在让人心血来潮、心情舒畅的环境下，再大的生意也能一拍即合。由此看来，古人讲究风水还是很有道理的。
也许我是小题大做，但愿如此。在会展业已在全国蓬勃兴起的今天，稍有闪失，都会流失客商，削弱自己，壮大别人。不说别的，只要客商感觉人流量少些，就会觉得钱花得不值，下次就不一定来了，商家买的就是人气。而展览馆的种种措施，包括场馆的设计，都对人流起限制作用，这是帮倒忙。写诗的工夫在诗外，做生意也同样道理。
天河城每日能汇聚几十万人流，不是因为里面的商品与众不同，而是因为走廊足够宽，旁边有座椅，当然，够大够美够凉快也是重要原因，这都是“诗外工夫”。人在里面走，就是一种享受，至于购物，已退居其次，是顺带的、附加的、额外的。珠三角的居民，往往是开车到广州外围的地铁站，然后换乘地铁到天河城游玩。同样规模的荔湾广场，位居闹市上下九，周边居民更多，人流更大，可是里面却冷冷清清，商家惨淡经营，有的连铺租也交不起，主要原因就是走廊太窄，没有座椅，人在里面走会感到压抑。
交易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商场，也应有能够聚集人气的基本要素，让参加交易会的客商来了还要来，没事也想来，这才叫魅力。广州是一座商业城市，商业的龙头就是交易会，交易会的一举一动，都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示范作用。现在虽然是皇帝女不愁嫁，但并没有文件规定你永远是第一。会经营就蒸蒸日上，不会经营就日落西山。广州的会展业，似乎越来越保守，令人担忧。如果广州连会展业的龙头老大地位都给人家夺走，广州就没落得差不多了。
广交会有点乡村赶集的味道，半年一次集市，能不能天天都是集呢？如果在广交会之外，有一个规模相当于十个、百个交易会的常设批发市场，成为广州的一个批发卫星城，汇集全国所有厂商和所有商品，汇集世界重要厂商和名牌商品，国内外的商人来到这里，就能找到所需要的一切，那么广州就会成为一座全球最大的商贸城市。这是非常重要的，不但可以增加流通，而且可以增加生产。厂家有了一个可以常年展示商品的窗口，可以减少广告支出，增加订单数量；商家有了一个方便采购的市场，来这里走一走，要做什么生意就心中有数了。一个从来没做过买卖的人，来看看哪家店铺人流如织，就知道该做什么生意了；一个从来没办过工厂的人，来看看哪家店铺应接不暇，就知道该生产什么了。有了包罗万象的大市场，办工厂也变得简单了，只要有资本，门外汉也可以办个汽车工厂，把需要的汽车零部件采购回去，一组装就是一台汽车了。这样的超级大市场是时代的需要，谁先看到这样的商机，谁就获得历史赐予的重大机遇。
这样的超级市场出现在广州是顺理成章的，中国是世界的生产工厂，广州是中国的商业城市，展示商品最好的地方就是广州。若广州的实力不够，可以分期建设，也可以招商引资，谁投资谁受益，这样国内外的热钱就会流入。若搞成一个由泛珠三角十一个省区共同参与投资的项目，也惠及广东周边各省区，不仅可以获得可观的租金收入，还可以展示推销各地的产品，由此带动当地工业的发展。现在的情况是，这里一个专业市场，那里一个专业市场，广州人要找到都不容易，何况是外地人、外国人？
在这方面浙江已有萌芽，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绍兴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品批发市场。这两个市场的日营业额都达到几千万元。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汇集来自全国的32万种商品，每日客流量20多万人次，每日有一千多个集装箱从这里发往世界各地，常驻义乌的国外商贸机构180多个，常年在义乌采购的外国商人超过8000人。规模宏大的批发市场在浙江的小城市崛起，而不在具有悠久经商历史的商贸城市广州崛起，也许意味着广州的商贸意识落伍了，至少是商业嗅觉不敏感，那些自发的批发市场，似乎一夜之间就占领了一条街，这说明批发市场有急剧扩张的需要。由于义乌、绍兴城市规模不大，市场容量有限，不然就会夺走广州龙头老大的地位。当然，广州地价太贵也制约着薄利多销的批发业发展，但广州的郊县郊市和珠三角的一些小城市地也不贵啊，再说地价是政府说了算的，说减就减，说免就免，岂不简单？
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民营企业的发展却不如浙江，让人难以理解，奥妙在于商品批发市场落在了后面。浙江是商业催生工业，带动工业，批发市场催生、带动了民营企业。有市场就有需求，有需求就有工业。在商品批发市场的外围，云集了一大批民营企业。许多工厂是销售商自己开的，或者是销售商演变为生产商，义乌中小企业一般是由销售商演变而来的。浙江的大市场，反映出浙江人的大胸怀、大气魄、大开放、大手笔。
天津是一座与北京、上海和广州截然不同的城市，内向、低调是主要的性格特征，这么一座重要的直辖市，无人知道有什么高楼、街道，除了狗不理包子世人一无所知，好像世界发生的事都与他无关，倒像一个忠诚的卫士默默保卫首都的安全。的确，天津是由六百多年前明朝的一支保卫京城的卫戍军队发展起来的，天津的别名叫天津卫，意思大概是北京的警卫，所以天津人也就继承了祖辈卫士的性格，不愿抛头露面。天津如此低调，以致于使国人忘记了天津的存在，去北京旅游时居然无人想顺便去天津看一看。
前不久，从北京来天津任职的新领导，发现天津的性格太低调，决心彻底改变天津面貌，计划由政府和社会共同投资，七年投资一万五千亿，把天津建成另一个上海，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除了对未来有了期望之外，更重要的是解放了市民长期受压抑的性格。不过也有一些风险，天津是北京这棵大树阴影下的一棵小树，永远也无法超越北京，地上贴满了金，别人还是选择北京。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是中国的四条腿，各顶一边天，属于自己一方天地的人流物流资金流，都是流向中心城市的。作为一个沿海港口，天津后面的腹地不够厚，制约着天津港的发展，物流的流量也受到限制。天津缺乏地利，这是天津的不幸。北京发展工业是举棋不定的，天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大力发展工业，力争成为北方的工业之都，也许会更好。北京是一座文化城市，上海是一座金融城市，广州是一座商业城市，天津应该成为一座工业城市。
第一次来广州旅游的人，大多顺便到深圳看一看，若香港也能随便去，连香港也一起游了。可惜香港没有搞改革开放，把国人当成老外，拒之门外，有钱也不会赚或不敢赚。大陆人持旅游护照入港，香港海关还要盘问一番，这是带有歧视性的，生怕大陆人来了就不走了。用这种思维模式来闭关自锁，吃亏的还是香港。香港担心国内的穷人涌向香港，可能纯属多余。外来人口给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带来繁荣，利大于弊，若没有外来人口，这些城市就会沉寂许多。每年过年时外来人口返乡后，站在街头就会体验到什么是沉寂。若香港充斥内地外来人口，香港也应更繁荣。若使用内地的建筑工人，起码香港的楼价会低一些，这对所有的香港人都有好处。现在的人口流向，是从香港流向深圳，而不是从深圳流向香港。从香港落马洲回望深圳，只见深圳高楼林立，一片繁荣，真想偷渡去深圳——在香港当了十几天黑劳工，我把自己当成香港人了。内地人偷渡香港，不如偷渡深圳。
若把香港与深圳之间的关口拆除会怎么样？拆掉了关，香港与深圳就是一座具有两种色彩、两付面孔的超级城市了，会增添许多诱人的魅力。入港旅游的人数可能要多十倍，流入香港的人才可能要多百倍，香港的楼价可能要跌到只比深圳高一两倍，香港的物价会跌到与深圳差不多，香港的经济还可以搭上大陆的快班车，香港人的生活水平要大幅提高。另外，从香港进入深圳、广州的外国人也会大幅增多，经过广州、深圳进入香港的国人也会大幅增多，对深圳、广州也有好处。
前几年香港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新机场，主要是大在货运上，机场仓库面积有五十个足球场那么大，不过本港的货物不太多，因为香港没有什么工厂，主要是珠三角出口企业的货物，这部分货物占七八成之多。然而，当广州建成了规模宏大、豪华美丽的新机场时，香港就不舒服了，因为部分物流会取道广州出境。因此，广州新机场开张时，有些香港电视记者去采访，就从鸡蛋里面挑骨头，专拍一些卫生死角，然后在电视上播放。假如香港与大陆之间没有障碍，广州也不一定需要这么大的机场了。广州肯定会成为泛珠三角的中心，香港只能以自己为中心，因为一百年前英国人还留下了一条边境线，若没有这条边界线，香港、深圳和广州就会成为泛珠三角的组合中心。
香港之所以得以发展起来，也是曾经出现过聚财效应。鸦片战争后英国逼清政府割让香港，是为了得到一个靠海的便捷港口和商品登陆中国的立足点，这在客观上带来了英国资本，小渔村就发展成为一个城市了。1938年广州沦陷后，人口由120万急剧减到60万，许多人逃亡到香港，包括许多有钱人，当时普通广州人也很有钱，月薪30—180元，而一个人的月生活费只需3—5元，余钱相当多，这些余钱也跟着到了香港。国民党在大陆败退时，一部分商人把商号和资金迁到了香港，包括银行、工厂和商店，也有一些官僚和被打散的军人携款到香港定居。来自英国的资本，也在这块远东“属土”施展拳脚。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间，香港成为了进出中国的跳板，人流、物流、资金流都从香港进出，香港也就繁荣起来，富裕起来了。霍英东就是在朝鲜战争中，用船舶向中国偷运战伤药品发达起来的，这是香港发展的一个缩影。新中国成立后，实际上是香港取代了上海，成为中国的主要进出口岸。
现在全国都开放了，香港的跳板作用就小了。把关拆了，人流物流资金流就会更顺畅一些，香港就会成为南中国的经济中心，可以依托整个南中国，就像上海是东中国的中心，可以依托整个东中国一样。可见，海关有时是用来关闭自己的。当然，若把海关拆了，香港的失业率也会上升。不过，现在无人会去拆关，但二三十年后会有人拆的。到那时，深圳、广州的生活水平要比香港高，香港人就会搞改革开放，自己把关拆掉。希望将来想去就能去，去香港海边度周末。
目前香港是国内最富裕、最文明的城市，漫步香港街头，看到在离广州这么近的地方，居然有一座如此繁华、如此不同的大都市，总是让人感到惊讶。香港人虽然有钱，但来得多去得快，由于楼价高，香港人供楼负担重，一辈子都是给银行打工，所以银行对香港人的影响大于香港政府。有一个公司的部门经理，对自己住上了大面积的住房感到心满意足，主动告诉我们他住上了大房子，问他住房有多大时，他说有八十多平方米，让我感到很吃惊。广州中等收入的人，住一百多平方是不满足的，许多人有两三套住房。香港有私家车的人应该比广州多，但感觉并不多，马路不见拥堵，空地不见车阵，可能是车位太贵，路费太高，过一次隧道等于放一次血。有个叫威廉的三十岁左右的职员，供了一辆车，用两年后感觉负担重，就以半价顶出去了。车是生活必需品，没有车就没有现代生活。从生活水平上看，香港的富豪比广州的富豪生活水平高很多，广州的富豪还没学会享受生活。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似乎香港与广州相差不大。当然，衡量两地生活水平，不能光看收入，还要看支出。香港人的住房是向银行借钱买的，几年以前广州人的住房是单位发的，这一进一出差别是很大的。
香港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大海，海边还有高山，这意味着海水很深，是天然良港；也意味着地皮珍贵，在山上盖楼，就是海景楼，大海尽收眼底，心旷神怡，灵感迸发，最适合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音乐、绘画、书法等方面的创造性人员居住和工作。有权有钱的人多来香港居住，则可以添寿十年。香港的这种地理优势国内罕见，似乎香港人意识不到这是一种优势，到处填海造地，这是目光短视，地因海升值，海比地珍贵，若把香港与九龙之间的维多利亚港填平，两岸的高楼起码贬值一半。在面向无边无际的海洋之处，适当填海才是可取的。前几年香港搞数码港，雷声大雨点小，不了了之。若把香港的地理优势加以发挥，在山顶或半山建一些能极目远望、造型别致的海景楼，包括住宅楼和写字楼，吸引全世界的科技公司和杰出人才，香港也许会变成一个科技港。不过，香港的地价实在太高，一套房子几百万港元，一座别墅几亿港元，似乎港币不是钱，房子才是钱，也不是一般公司和人才能来的。当然，个人或集体搞重大项目研究时，也可以到香港的海景楼去做，小住一段时间还是可以的，这也是一种吸引科技人才的途径。赤柱山上有许多栋英军留下的海景楼，空在那里多年，唯一的居民就是白蚁，实在可惜。
从九龙看香港，林立的高楼浮在海上，十分壮观。不过，渡海走近高楼，就发现楼太密，街道上方一线天，很有压抑感，这是香港土地太昂贵，社会太自由的缘故。香港的另一个缺点是死人与活人同住一座城市，乘车在街头观景，会突然出现一片墓地，大煞风景。香港商业街广告牌的铁架，长长短短，高高低低，五花八门，让人感觉天上太乱。
香港人很勤奋。乘手扶电梯时，都自觉站在右侧，以便让赶时间的人从左侧超越。我曾看到一个五十多岁有型有款有肚腩的男人从一辆卡车上跳下来，在国内应是老总一级的人物或厅局级干部，正猜测他的身份时，只见他麻利地把垃圾筒装上车，原来是收垃圾的工人，让我敬仰不已。我曾半开玩笑地对一个香港人说：“看来香港的月亮比大陆的圆。”这位五十多岁的人事部经理说：“就是月亮不圆香港人也把它做到圆。”我想了解一下香港的社会情况，闲谈时问几个公司职员月收入多少，没想到犯了大忌，让他们感到很难堪，始终没有回答。
香港人很文明。下班时乘地铁人很多，从不争抢，上不去就等下一列，一分钟后下一列就来了。香港人开车也不抢道，从丁字路口出来，只要看到有车从远处开来，就等候别人开过去，没看到有车才拐出来。有一次在赤柱山上的马路行走，有一辆城市线路巴士开来，快进终点站了，司机微笑着拧过头来向我招手致意，我向周围看看，没有任何人，才意识到他是向我打招呼，想向他招招手车已开过去了。我一身民工打扮，完全不像香港驻军，没必要对我这么客气。那个叫威廉的小伙子，代表了香港人的文明，公司派他接送我们去干活时，他从无怨言，等多久也不烦，与我们很谈得来，我们夸香港的大桥壮观时，他就夸广州的大桥很美。到了香港我们的手机打不通了，他就主动借手机给每个人与家里通话，用手机打国际长途，也许费用不菲。
有几个被物业公司雇来扫大院的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一身“土著”打扮，可能是当地的村民，她们每月工资六千港元，是香港最低收入的阶层，扫一回地就到阴凉的地方休息了，看来工作轻松，还不时从背囊拿出手机来打电话，当时手机在国内还是身份的象征，觉得她们不穷。问她们英国治理好还是回归中国好，其中一个笑着回答：“天下乌鸦一般黑。”这句经典的文革用语，从一个香港“土著”妇女的口中说出来，把我逗得大笑起来。她的意思当然不是中国压迫她们，中国也没有压迫她们，反而把香港治理权从英国人手中拿回来交给香港人，她的意思是无论谁来治理，她们都是社会最低层的穷人。
香港人的文明可能来源于英国，英国是一个绅士国家，绅士的风度，绅士的举止，绅士的言谈，自然而然地传染给香港人。在这方面，大陆人落后香港人许多，可能五十年后才能赶得上。
香港地铁英语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女播音居然可以把英语说得字字珠玑，落落大方，爽朗动听，这应成为英语的国际标准，美国英语、英国英语也应向香港地铁英语看齐。
当香港人还在寻找未来发展之路的时候，澳门人在第一时间抓住了自己的发展命脉，以开放赌权、开放边境为突破口，短短几年就成为全球最大赌城，去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令世人惊叹的26%，不能不服。看来何厚铧是精明过人的政治明星，若有一个更大的舞台，他也会干得很好。从澳门、广州等地的发展轨迹来看，有一个精明的政府引导经济发展是很重要的，当然是掌握大方向，而不是管得具体，统得太死。说到底，何厚铧做的事情就是解放生产力。
深圳曾经是思想最解放的一座城市。九十年代初，在北京深受欢迎的思想工作大师李燕杰教授来深圳演讲时，遭到深圳听众喝倒彩，闹得沸沸扬扬。这是两种思维发生激烈碰撞，一种是传统思维，一种是改革思维。深圳的听众都是从全国各地来掏金的打工仔、打工妹，只关心自己的口袋，对思想工作是无法接受的。现在，全国人民差不多都这么想了，这也是一种进步，只是进步有点过头，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深圳人富了之后，就变得保守了。面向全国自设二线关，闭关自锁二十年，使自己的优势尽失，经反省之后，现在深圳也知道对国人开放了。不过，还有一些限制。比如，进关手续容易了，但二线关依然存在；外地车进入深圳，要走专门指定的路线，甚至酝酿对外地车收进城费。这么一来，别人就不想去深圳了。你不给客人平等待遇，客人就不想来了，主雅客来勤嘛。深圳是由外来人口撑起来的，可是拥有深圳户口的人仅占百分之17%，连一个本子都舍不得给别人，反映了深圳的思想保守落后，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深圳了，这样下去就很难再创经济奇迹了。由于深圳不再是全国注目的焦点，政策也不再有更多的倾斜，深圳人感觉被人抛弃了。深圳是香港奶大的，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该自食其力了，别人抛弃不了深圳，深圳只会被自己抛弃。第一代深圳人是开荒牛，第二代深圳人成分就复杂了，虽然还有来开荒的，但更多的是坐享其成的新移民和富家子弟。
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关键要有人流、物流、资金流的流入，形成聚财效应，为此要有诱人之处，营造诱人之处就是一切工作的根本，通关开门，修路搭桥，以利诱人，这是最起码的措施。改革开放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聚财效应，全世界的热钱都流往中国，因此中国得以高速发展。中国的诱人之处在于廉价的劳力、广阔的市场，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和富国，还有很多事要做。让中国变得更民主一些，更自由一些，更法治一些，更公平一些，更清廉一些，更宽松一些，更包容一些，更文明一些，更富裕一些，更发达一些，更美丽一些，更环保一些，才能最大程度地吸引全世界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才能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离题太远，言归正传。谈论各个城市，均有褒贬，对广州的褒奖更多一些，这都是出于爱，有点偏爱或偏见是正常的，主要是立场有所不同，广州是我的主场，我是广州市民，自然有点偏心，希望其它城市的市民不要责怪，因为他们谈论起自己居住的城市，也会带有倾向性。
一个人、一个城市、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性格形成都是相似的。一方面来自先天，另一方面来自后天。后天就是历史文化，历史就是经历，文化就是传统，即语言载体中蕴含的前人的性格特征，主要来自教育，来自文学。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来自孔子的儒家文化，《三字经》、《增广贤文》等为人处世哲学，已成为社会的道德规范，社会、学校、家庭都是这么教育每一个人的。另一方面来自历史名著，对中国人性格影响最大的是《三国演义》、《水浒》，新中国成立后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国内许多文学作品、电影作品、电视作品，对中国人的性格都有较大影响。从1840年到1953年的一百多年间，中国经历的对外对内战争，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相比的，这种经历形成了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性格。使中国能在战乱平息后的几十年间迅速崛起。对于每个国家而言，战争都是一笔无形财富。世上无人喜欢战争，而战争却可起到磨砺民族性格的客观作用。
看看当今世界强国，哪一个没有经过残酷战争的洗礼？韩国若不是曾遭受日本的侵略奴役，就不会有今天如此鲜明的民族性格，也不会有今天如此强大的经济。台湾若不是有从大陆败退的国民党一百多万经历战争洗礼的军人、官员、文人、学者、商人的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台湾哪能成为四小龙？当时仅从大陆败退到台湾的军人就有九十多万，加上其他人员和眷属，以及抗日战争胜利后派驻台湾的党政军人员，总人数超过两百万人，当时台湾本地人口只有六百万。而今天台湾人却极力贬低外省人，这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
台湾的现状有点类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政治挂帅，经济靠边，挑动群众斗群众，因此台湾出现了五十年来的第一次负增长。台湾崛起于蒋经国时代，没落于李登辉、陈水扁时代，后两人没经历过战争的洗礼，个人的经历太顺畅，脑袋的想法太天真，一心想当台湾的开国总统，从未想过自己身边有一个世界巨人站了起来。若说实力，英国是老四；若说关系，美英是兄弟，英国还不得不把香港归还中国。而台湾不过是美国的一条狗，又能指望主人多少呢？中国是世界性的大国强国，而且还是核大国，不敢妄称老大，也是名副其实的老二。连美国也得让三分，其它国家更是敬畏有加。若中美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也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会为了台湾的利益打一场世界大战么？除非美国总统是疯子。真正打起来，美国最多派几架飞机从远处发射几枚导弹，略作表示，应付了事，顺便试探一下“共军”的实力，如此而已。弱者向强者叫嚣，这本身就是不自量力的愚蠢之举。无论台湾在国际上如何争取独立地位，只要中国不认同，说了什么也白说，做了什么也白做。
千万不要说中国吓唬人，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说：要不惜一切代价粉碎台独。这种官方语言台湾人是读不懂的，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即使是伤亡巨大、经济倒退、国家灭亡，也要致台独于死地。当一个国家为了某个目标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时，就会不惜一切手段达到既定目标，万一啃不下来，就会无所不用其极，别忘了中国是核大国。当战争双方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时，万万不可指望对方只使用什么武器不使用什么武器。如果美国付出惨重代价也攻不下伊拉克，你看美国用不用核武器。二战时美国眼看打赢了对日战争，还要用核武器。在朝鲜、越南战场美国不用核武器，是因为苏联、中国也有那玩意儿。
因此，这是需要小心的，打起仗来枪炮不认人，离军事设施远一点才安全，搬到阿里山比较安全，最好都移民大陆，让陈水扁、李登辉自己留在台湾。不过，若他们两人愿意移民大陆，估计大陆也会欢迎的。若他们愿意来大陆当官，参与领导中国，相信大陆也愿意，当然前提是把台湾带回来。
李登辉是老共产党员了，蒋经国一时糊涂就把蒋介石打下的最后一块江山送给他了，国民党的官当大之后他就不听共产党的了，不然台湾早就变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李登辉由于疯狂搞台独，还自认是日本人，让大陆人恨之切切，不过台湾人对他倒有好感，因为他尽情享用了冷手捡来的热煎堆之后，又送给了台湾人民。
陈水扁虽然一贯反华，但与中国统一最符合陈水扁的利益，他是个只想当官没有理想的投机政客，任期届满之前实现两岸某种形式的统一，就可以到大陆延续政治生命了。在电视上多次看过陈水扁演讲，每一句话都是喊出来的，声音很大，底气不足，感觉不像总统，倒像村官，比小马哥差远了，未来是属于小马哥的。
台湾长远的未来是属于中国的，这是历史大趋势，只有近视患者看不到这一点。搞政治也罢，做生意也罢，都应顺应历史的大趋势，逆流而上只会自取灭亡。
这个世界没人不想独立，如果有可能一个家庭也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家长就当总统，不受任何人管治，只有外交关系，那该有多好。可是，愿望归愿望，现实归现实，只有符合现实的愿望才值得去奋斗。每个人都有无数的愿望，都为这些愿望去奋斗行么？陈水扁为什么愿望而奋斗？为一个独立的虚名而奋斗。其实台湾除了独立的虚名之外，什么都有了。现在为了一个虚名闹得不可开交，这下好了，让中国意识到台湾要脱离中国，提醒中国要关注台湾，收复台湾，因此从政治上、外交上、军事上进行收复台湾的实质性准备。今后只有一种可能，台湾回归祖国，要么是流血的，要么是不流血的。由此可见，陈水扁是天下最笨的总统，连村官也不如。
台湾与大陆对抗，与陈水扁的好斗性格有一定关系。陈水扁是律师出身，日常工作就是与人斗。在党内，经受了相互倾轧、争权夺利斗争的洗礼，使他爬上了党主席的高位；在党外，民进党长期居于野鸡党地位，与国民党斗了数十年，使陈水扁的好斗性格获得亢进。好不容易斗赢了，当上了总统掌了权，但性格一时改不过来，就找一个更强大的对手来斗。可是，这不是自讨没趣吗？民进党下台之后，台湾与大陆就会有一个蜜月时期。届时可能会建立一个大中华联盟，两岸都以国家的名义加入，联盟设一个精简的领导和协调机构，皆大欢喜。
两岸统一后，台湾可以不养或少养军队了，没有大陆对手，再养军队就失去意义，大陆不会再打台湾，若要打台湾，台湾养几十万军队也顶不住。节省下的大量军费注入经济，台湾就会活起来，迎来第二个高速增长时期。大陆来旅游的人也多了，这样更能刺激台湾的经济。台湾的历史表明，国民党更能代表台湾人民的利益和未来，下届总统该论到国民党了，统一的历史史命将落到国共两党肩上，并由这两个缩敌和盟友来完成。
由此可见，与其斗大陆，不如吃大陆。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大陆吃大陆才是聪明人。说几句让大陆开心的话，做几件让大陆开心的事，就有吃有喝了，何乐不为？台商在大陆有一家企业，名叫统一，名字起得多好，很讨大陆官方和民众的欢心，因此办事一路绿灯，商品横扫中国，这个台商真聪明，不能不服。政治理念是虚的，只有钱才是实的。没想到政治理念也能卖，出售政治理念赚大钱，对商人来说就是精明。
身外之物对人的性格具有重大影响。金钱、名誉、地位、权力等身外之物，都能影响性格，若是突然获得这些东西，性格往往也会一夜之间改变，改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程度不同而已。有的人买彩票中了大奖，第二天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相比之下，权力更能改变一个人。某银行有一个平凡的职工，与大家没什么不同，有一天被提拔当了部门经理，可能权力来得太突然，变得谁也不认识了。上任后就拿职工开刀，半年内就有16个职工失去了岗位，占50%。有一个工作与为人都不错，每分钟可以打两百多个字的打字员，丢了岗位，大家深感惋惜；有一个带癌积极工作，最近三年连续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的档案管理员，丢了岗位，大家深感意外；有一个凭借个人关系，每年都给银行带来六亿存款的普通文员，丢了岗位，大家深感震惊。
这些人既不是工作有过失，也不是与经理有私怨，更不是工作岗位有多余，而是经理对所有人的工作都不满意。今天炒掉一个，明天招来一个，炒掉一个打字员却招来了两个，尽管是以二顶一，大家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也许，把下属一个一个炒掉，可以享受到使用权力的快感，可以树立个人至高无上的威信。只是炒人太多，犯了众怒，不敢继续造次，要么所有人都会被炒掉。不能炒人后他就感到大权旁落，闷闷不乐，几个月后还是按捺不住炒人的冲动，又炒了一个职工，这是一个唯一有工作失误的职工，也是他最不想炒而又最该炒的人——他自己，因为他已成为银行的公敌，受不了别人的目光、议论、指责和辱骂。后来到了一个房地产公司，几个月后又呆不下去，又把自己炒了，最后只好去读研究生。四十多岁的人了还读什么书？读了也白读，真正该研究的不是学问，而是做人，可惜大学里没有为人处世专业。
幸好只是经理不是总理，否则全国有一半的职工就得下岗了。此起彼伏的下岗运动，是国企腐败的表现之一，是对权力的滥用，这是由权力更大一些的国企老总发起的，部门经理具有用人决定权。一个官品相当于科长的部门经理，权力也太大了，可以随意让人下岗。在六七十年代，这个权力掌握在毛泽东那里。不过毛泽东也有菩萨心肠，从不解雇职工，即使政治上把人打倒，生活上也给予出路。
那些搞下岗运动的企业，只会搞得人心惶惶，最直接的“成果”是经济效益大滑坡，严重的直接导致破产倒闭。有的人搞下岗运动是为了安插自己的亲友；有的人搞下岗运动是为了把岗位高价卖出去；有的人搞下岗运动是为了更多地瓜分国有企业财富；有的人搞下岗运动是为了“甩掉包袱，增强活力，轻装前进”，结果是甩掉了年富力强、经验丰富、听话本分的中年职工，并给每个留下来的职工背上了“岗位不稳，随时下岗”的沉重包袱。只有少数濒危企业搞下岗运动是为了挽救企业的生命，但下岗运动从来就挽救不了企业的衰亡。裁员是企业垂死挣扎的行为，未到弥留之际不必裁员，即使经济萧条也可以只减工资不裁员，裁员五分之一不如降薪五分之一，从而保留骨干，赢得人心，经济回暖就可以及时复苏和快速发展。因此，除了经济效益大滑坡，面临破产倒闭的国有企业之外，那些搞下岗运动的国有企业老总，应该以身作则，带头下岗，回家养老，不愿意的可由主管部门安排下岗，因为这些人危及职工、企业、社会和国家的安全，比贪官庸官危险得多。
有一个经济效益很不错的大型国有企业，新领导上台后发起了轰轰烈烈的下岗运动，带来了八级地震，最后裁掉了四千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一，这位老总还当作是工作成绩，在电台上宣扬了一番。然而，被裁掉的都是为企业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中年骨干，唇亡齿寒，人心不稳，全体职工的积极性都被打掉了，这个企业就像大病一场，元气大伤，经济效益由此开始滑坡了。不久这个企业的“一把手”下台了，报上披露的信息是出了经济问题，那是职工把他的问题揭发出来了，后来查实是受贿几百万，受到了法院的审判，全部非法所得回吐之后，还判了十五年。自己吃龙虾鲍鱼，也应让职工吃白粥咸菜，不然自己的饭碗也会被打烂。
在这个国有企业的基层单位，也出现同样问题。有个单位为了完成裁员指标，对一些工作很不错的四五十岁中层干部下手，撤职务，减工资，赶出办公室，不安排工作，然后动员下岗。多数人都不肯走，有个人被逼急了心脏病首次发作，差点没能挺过去；有个人对“一把手”恨之入骨，几乎失去理智想拿刀把他捅了。这位中层领导人缘很好，每次选举都是高票当选，他的遭遇博得了广泛同情，得罪了他就等于得罪了大家。为了抗争他选择了告状，要么写信告状，要么上访告状，写告状信的人很多，有理有据，基本属实，上面觉得这个“一把手”问题多多，缺乏群众基础，已经控制不住局面了，就把他调到五百公里以外的偏远地区了。从上到下乱成一团麻，你算计我，我算计你，整天忙于内斗，经济效益能不滑坡吗？
更要命的是毒化了企业的工作环境，每个员工都感到很压抑，留下了后遗症。新领导上任后，安抚职工，稳定军心，赢得了全体职工的信任和尊重。不过，在随后的两年中，还是有二十多个正式职工放弃高薪，主动辞职，占正式职工的7%，这些人大多是企业的骨干或栋梁，他们依然担心上面发动下岗运动，有好的机会就主动跳槽了，有些人可能是到了竞争对手那里去了。
有个中型国有集团公司，十几个子公司分布于全省，总资产十多亿，年利润四五千万，效益相当不错。整个系统的正式职工才两百多人，就是让这些人看住国有资产都不太够，可是老总觉得人多了，安排不少中年职工下岗，这些人正是该挑大梁的时候，突然就失去工作了。因为老总觉得这些人太直率、太敢讲、太能干，有人履行本职写出调查报告呈送集团公司老总，指出有家下属合资企业的外方侵占了中方重大利益，不久就被排挤下放了，因为老总早已成为汉奸了；有人向老总正常汇报工作时，反映某子公司总经理巧立名目侵吞公司资产，没想到自己几天后就被免职了，因为“小老总”正是“大老总”的心腹，大小老总串通一气侵吞国有资产。最后不可收拾，疯狂到了骗取贷款就装腰包的地步，两年间这个只有十来个人的小公司贷款三百多万，大部分不知去向，公司宣告破产债务一笔勾销，买单的是担保的集团公司。
有这样的老总怪事就层出不穷了。有个国有子公司出100%的资金投资一个项目，可是只占10%的股份，另90%的股份是属于上帝的，无人知道上帝是谁，只有总经理一人知道。集团公司与外商共同投资一个大型项目，建成后市场变了，产品滞销，外商要求退股，居然也可以退，集团公司为此支付了几千万，等于全部亏损独家承担了。有个副老总人很正直，不贪不义之财，为了取得平衡，免除后患，老总安排副老总下岗，这是福不是祸，明摆着是送钱，按政策集团公司要支付生活补偿费几十万，不由得你不要，半年后到六十岁的退休年龄，就可以在社会保险按月领薪了。
老总关照自己或别人的途径很多，最常见的是轮流安排出国“考察”，先让办公室起草一篇邀请函，传真给有合资关系的外方公司，外方照抄之后再传回来，就可以名正言顺出国“考察”了，实际上只是出国游玩，目的是为了拿美金，去一趟美国或欧洲发给个人的“考察费”是五六万美元，有资格去的是副总或资深部门经理，中层干部一般去新马泰，“考察费”也少一些。“考察”归来，不用汇报，不要传达，也不必做什么事，静静地去，悄悄地回，最怕惊动别人。其实，也不必这么拐弯抹角发钱，工资奖金都是管理层自己定的，给自己发一百万年薪，两百万年终奖，这样更简捷、更安全、更保险，因为这是合法收入。究竟他们给自己发了多少工资奖金，无人知道，这是严格保密的。
集团公司一边炒人一边招人，进来的比出去的还多，这些人是怎么进来的只有老总最清楚，有关系的是凭人情，无关系的是凭金钱，当然这些年轻人也的确需要一份工作，他们不知道是中年职工把岗位腾出来让给他们。由于可以挑大梁的中年骨干剩下不多了，最后到了无人可用的地步。最难找的是子公司一把手，要撑起一片天，养活自己，养活职工，没两下还真不行，看到一个个子公司破产倒闭，人人都怵。即使要找一个子公司的副总也不容易，许多人还是觉得担子太重不敢去。人事部门谈话时就说：“不要害怕，你的任务就一条，盯着总经理，不让他乱来。” 可是总经理有权解聘副总经理，你也不知道他的后台是谁，你敢盯他吗？若发现问题回来向集团公司老总汇报，说不定自己先丢饭碗。况且，下到一个经营不善的子公司，自己的工资都没保障，公司一旦破产就成下岗职工了，谁愿意呢？当然，下面也有肥缺，不沾亲带故别想去。
在这种生存状态下，这家集团公司经济效益年年滑坡，摇摇欲坠，四五年后就撑不下去了，最后以一元的价格卖出去了，集团公司的牌子被人家当作垃圾扔掉了，亏损的子公司被剥离抛弃了，有利用价值的子公司成为别人的儿子了。这正是集团公司老总所希望的结局，公司倒闭了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安心养老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力是一种毒品，可以把一个人毒化得面目全非，使人情不自禁滥用权力，最后受惩罚的还是自己。一个人权力越大，朋友越少，当爬上权力顶峰的时候，就一个真正的朋友都没有了。这是因为自己手中的权力有毒，朋友都不敢靠近了。当一个人获得了重权之后，就失去了朋友，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安全，失去了悠闲，失去了轻松，失去的这些东西都是无价之宝。
升官发财是中国人的两个主要价值取向，人死了也希望能到阴间升官发财，装死人的那个木匣子也就顺着死人的意愿取名棺材。升官是封建意识，发财是现代思想。封建时代是农业社会，刀耕火种，求财不易，当官是唯一出路，十年寒窗只为当官，当上官也就发了财，官财从来都是紧密相连的。民国时代天下大乱，求财很难，求官更易，尤其腰挂手枪的官多如牛毛，升了官就发了财，一举两得，趋之者众。只有共产党的官是不发财的，因为共产党和共产党的领袖认为钱是赃物——钱也是资本，资本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就是赃物。新中国成立之后，求财的路断了，中国人又只剩下求官一条路了。文化大革命出现了许多自封的官，连学生哥也自封个司令来当，学生、工人都有自己的造反司令部。改革开放后多了一条求财的路，许多人纷纷下海，死者无数，岸上有些未下海、私心重的人捡了肥缺，官当上了财也发了。当了官就有了权，有了权就可以当作商品出售，这是真正的官商——把官位当作公司经营的商人。
当官还有一个好处，进可攻退可守，升不上去还是官，只是官小些罢了，即使只是科员也有相应权力，而且工作稳定，是真正的铁饭碗。于是国人又热衷于当官了，不过现在的官不叫官了，标准的称谓是公务员。实际上在公务员之外还有官，国有企业中的管理者，前几年是有官位的，如副厅、正处等，现在官位取消了，但实际上还是官。招收公务员考试，是国内最火爆的考试。最近国家有关部门招八千多名公务员，居然有一百万人报考，名副其实百里挑一，重要的岗位是两千挑一，场面之壮观，人气之热烈，让人叹为观止。中国人又热衷于当官，这是封建思想的回潮，不是一件好事，至少说明权力已经成为商品，这是权力腐败的根源。要么剥夺权力，要么堵死权力销售渠道，才能防止权力腐败。不过，权力自古就是商品，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不是那么容易改变属性的，只有毛泽东时代权力不是商品。
另外也反映出企业的没落。企业职工收入越来越少，岗位越来越不稳定，吃了这一餐不知是否还有下一餐，谁也不敢轻易进入企业谋生了，这也是前些年轰轰烈烈的下岗运动带来的后遗症。有些公司虽然不搞下岗运动，但公司本身的生存也成问题，一个红红火火的公司，几年之后就日落西山了。是竞争激烈、创新不够、税赋过重、内鬼太多、应酬过多或行贿过多，还是另有原因，这是值得认真探讨的。
公务员队伍过于庞大，政府开支过多，都会无形加重企业的负担，企业的生存就越来越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应有适当比例，上层建筑太庞大，就会压垮经济基础。多少个企业职工养一个公务员，应有一个合理比例，否则就养不起。别忘了，直接创造财富的是企业和职工，企业和职工的生存受到威胁，社会的生存也受到威胁。社会垮了，最终也会危及公务员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大事。
年轻人都趋向当官，这是有风险的。一方面官场诱惑太多，犯罪机会也多，一不小心就成罪犯了。官场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清官没有钱，贪官没有命”“升官是偶然的，下台是必然的”这反映出官场的一种无奈心态。另一方面未来有丢掉饭碗的风险。现在是官多成灾，一个区、一个县的办公楼，比白宫三层小楼宏伟得多，显然在里面办公的人太多了，独家独院的部、委、办、局，还有很多呢，外面的人还要往里挤，这是不明智的。某省有个镇，正副书记、镇长共有三十多人，刚好一个排，每人发一支枪，就可以拉出去打鬼子了。毛泽东打天下时，村里几间民房，就足以容纳他的解放军总部了，也正因为如此，才能把江山打下来。在古代官是很少的，只有县太爷以上的才是官。县太爷就几个幕僚，朝廷也就几十个议事的大臣，每个大臣虽各管一行，但不是个个大臣都有一个庞大的办事部门。从隋唐到明朝，中央行政机构基本设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个部的人员都很精简，就像这些部门的名称一样精简。若社会返朴归真，流行精简，说不定就轮到公务员下岗了，风水轮流转，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当然，现在有许多官其实不是官，级别很高，手中无权，充其量只是个办事员，封个官衔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甚至连食堂的炒菜师傅也有官位。我以前所在的单位有一个副科级厨师，人不错，菜也不错，领导封他为官，只是想让他安心炒菜，其实他是一级厨师，专业级别不低了，但只反映他的专业水平，这不是官，所以还要封一个副科的虚衔。据说给斯大林炒菜的师傅，军衔是将军，看来斯大林和封建思想对中国都有影响。形成一个热衷于当官的社会风气，这是相当有害的。
在人生的旅途上，经常遇到一些挫折可以使人更坚强。在高山之巅的青松，经常遭到狂风的袭击，木质就很坚韧；深山之谷的青松，受到大山的保护，木质就很疏松。人也是如此。当父母的让儿女多些经历人生的挫折，对他们的一生都有好处。我太太本是个弱女子，近几年遭受几次重大打击之后，人也变得坚强起来了。被医生判了死刑，面对死亡，她变得坚强了。每天依然像以往那样生活，早上第一件事总是笑咪咪地磅体重，以保持苗条身材。有客人来看望，或是外出时，必然是精心打扮，以最美的一面示人。上街时的最大乐趣依然是看衣服、买衣服。她姐姐送她一个手机装饰链，她认真把玩，爱不释手。她给我交待的后事是骨灰不要放在骨灰盒，要放在手饰盒里。女人的爱美之心，真是至死不渝。该哭时她不一定哭，该笑时她一定会笑。看到治疗无望或无钱继续治疗的病友，她几次难过得流下了热泪。上街看到某件东西，她常会想到适合某位同事或同事的子女，并把它买下来，抽空送去。
家务事一件没有少干，买菜、做饭、洗衣、拖地、缝补，一件不少。她以伺候人为乐事，我父亲摔断了腿住院，她到医院伺候，跑前跑后，买这买那，喂饭喂水，按摩双腿，所有的生活用品都准备齐全，别人根本就不知道她才是真正的重病号。在家里不是我们伺候她，而是她伺候我们。茶水冲好揣上来，水果削好递过来。有时看不过眼，就劝她不要这样，她说：“我是照顾你们的。”有一次化疗后她很虚弱了，躺在客厅临时支起的简易床上，看到我从外面回来，问我想不想吃水果，我没吭声，她就挣扎着爬起来给我削水果。每一件小事都体现出一个女人的坚强和一个凡人的伟大。她的一言一行，都让人觉得死亡离她很遥远。若是没有这些人生的坎坷，她还是一个弱女子。
性格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过去有人认为，人的成败取决于智商；后来有人认为，人的成败还取决于情商。其实，情商并不存在，感情并没有高低之分，确切说应为性格。智慧与性格，对人的前途和事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哪个因素影响更大，要视具体情况。搞科研的，智慧更重要，性格古怪些无关紧要；搞政治的，性格更重要，智慧略少些无碍大局。无论是对于升迁，还是对于施政，性格都重于智慧。没有好的性格，难以得到上司的青睐和下属的拥戴，仕途艰辛。手握重权之后，若没有良好的性格，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怎么发生的？史学家找出了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不可否认，这与希特勒怪异的性格有着直接关系。在核时代，若再出一个希特勒，人类恐怕就要灭亡了。因此，不宜让有重大性格缺陷的人手握重权，无论是任命还是选举。对于个人而言，要视自己的长短选择人生道路，扬长避短，才容易取得成功。人生最重要的是要选择自己喜欢、符合特长、前景看好的事业。
在人的一生中，有时候改写命运的是智慧，有时候改写命运的是性格。赫鲁晓夫当上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后，好斗、暴躁的公牛性格充分展示出来了，决策的鲁莽引发了古巴导弹危机，几乎与美国打起了核大战，让与他共事的政治局委员感到难堪和难受，失去了大家的信任与支持，于是大家联合起来推翻了他。大家吃尽了公牛的苦头，就想找一只温顺的绵羊当总书记，于是老好人勃列日涅夫就被推上了总书记的宝座，他虽然没有多大本事，却能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代表各方面的利益，让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感到很舒适，拥戴他十八年，到死为止。当然，由于智慧不足，治国无方，使苏联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则是另外一回事，对于他个人而言，人生是成功的。
当然我们不能从这一事例中得出结论：绵羊的性格比公牛的性格好。罗卜咸菜，各有所爱，他们两人都能一步一步爬上了最高位置，说明这两种性格都有人赏识。许世友性格也暴烈，却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和部下的拥戴。但总的来说，绵羊性格比公牛性格更适合在官场发展。赫鲁晓夫能升到政治局，主要还是善于掩饰自己，很会在斯大林面前装孙子。
那些面带微笑，善于逢迎，与上下左右相处都让人感到舒服的人，往往有着更美好的前程。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本事，其实这是一种性格。当然不排除有的人是在演戏，在一定程度上，官员就是演员，在某些人面前、在某些场合，总得演戏，无论是假戏真做，还是真戏真做，都离不开演。若一生都演戏，活得就实在太累。当官的都说累，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有的人提拔下属后又反悔说：“当初看不透。”因为人家在演戏，没有一定眼力，当然看不透。当官的人往往像大爷，是因为要在上级面前装孙子，性格受到压抑，在下级面前就要有一个发泄，才能取得平衡。
性格是不断改变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话说对了一半，有的性格是改不了的，或改变不多的；有的性格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化的。一个人在不同时期性格也有不同，儿童活跃，青年冲动，老年沉稳。许多人年轻时雄心勃勃，认为世界是属于自己的，一挫再挫之后，有的人万念俱灰，有的人百折不挠，这是性格向两个极端变化。一般的变化规律是从暴烈走向平和，从冲动走向沉着，从急躁走向忍耐，从懦弱走向刚强，从莽撞走向理智。但变化只是程度的不同，很难发生逆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生理原因，是体内化学反应的速度变慢了，也就是燃烧速度变慢了。
性格对人这么重要，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弄清了生命的本质，性格的本质就不难理解了。构成心理活动的化学反应，相同的就是性格中的共性，不同的就是性格中的个性。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路径不同。感觉发生之后，会引起一些连锁的化学反应，有的人从感情上走，有的人从欲望上走，有的人从思维上走。从感情上走的显得情绪一些，从欲望上走的显得自私一些，从思维上走的显得理智一些，这就构成了性格上的大差异。有些人遇事脸红、腼腆，就是感情的引燃。在每一条大的通路上，也有许多小岔路，比如看到一个小偷被打，几个旁观者都会引起感情化学反应，有的是憎恨，有的是同情，有的是惊吓，这就构成了性格上的小差异。不同的路径发生的化学反应，最终都要汇集到行为上，有的不能引燃行为，有的能引燃小行为，有的能引燃大行为。同样是憎恨小偷，有的恨在心里，有的开口骂几句，有的却是动手参与打小偷。这就构成了行为的差异，这种行为也是性格的表现，表达的是憎恨的程度。
二是速度不同。面对同一事物，发生同样的化学反应，但燃烧速度大不相同，有的速度快，有的速度慢。速度快的性子急，手脚快，效率高；速度慢的性子慢，手脚慢，效率低。有的速度快的人，讲话像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几十发子弹就出去了，思维慢的人根本就跟不上，只能断章取义领略一二。年轻人冲动，是因为化学反应速度快；老年人平和，是因为化学反应速度变慢了。
三是长度不同。氢弹的爆炸只持续百万分之几秒，太阳的爆炸持续了几十亿年，这就是化学反应的长短不同。有的人内向，话不多，是因为感觉引燃思维后，思维燃烧的时间很长，在大脑里面迂回环绕，进行马拉松长跑，没跑完之前，是不会有言行的。有的人外向，话很多，是因为感觉引燃思维后，一掠而过，思维立即引燃了行为，嘴巴就滔滔不绝，在这个环节则烧得很长。内向的人喝醉了酒才能体会到这种感受：思维一掠而过，话语滔滔不绝。正因为如此，内向的人成绩多数比较好，因为思维有深度。邓小平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也是个善于思考的人，因此能三起三落，并取得了可与孙中山、毛泽东相提并论的成就。
四是烈度不同。化学反应有的如轻风扬柳，有的如炸药爆炸，烈度因人而异，烈度小的人温柔，烈度大的人暴躁。烈度越大，越能引起大脑生成下行电流，形成激烈的行为。有的人喜欢打架斗殴，伤人杀人，绝对与性格有关，显然是心理化学反应烈度太大。一句不合，一拳过去，甚至一刀过去，因为他自己也控制不住。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是这个道理。体内的化学反应，是难以控制和左右的，若想改造一个人的性格，真比登天还难，若用药物，是可以暂时改变一下的，因为药物可控制体内化学反应的路径、速度、长度和烈度。
性格的不同与酶的分泌种类和数量有关。简单说，人遇什么事，就分泌什么酶，分泌什么酶，就产生什么化学反应，有什么化学反应，就有什么言谈举止，言谈举止反映出来的，就是性格。而酶的分泌量，则影响到言行的烈度。
性格之所以对人重要，是因为能影响别人，又反过来影响自己。一个人的性格通过言行表露出来之后，会引燃周边人的化学反应，或是良好的化学反应，或是糟糕的化学反应，别人根据自己被引燃的化学反应对你作出评价，并决定对你的态度。人人都喜欢听奉承的话，因为奉承话能刺激人体分泌某种酶，引燃使人愉悦的化学反应，不过，若是无中生有或过于夸张的奉承，则又令人反感。有的人演讲，能使台下成千上万的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因为他点燃了大家心中的一把火。有时我们看到一些人，智力一般，知识一般，却取得巨大的成功，很可能，这种成功来自性格，性格是一种力量，优秀的性格既能增强自己的力量，又能借助别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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