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与愚蠢的本质

　　最初人类认为智力与大脑体积有关。大脑越大，就越聪明，反之越愚蠢。但很快就否定了，因为鲸鱼、大象的大脑都比人的大。后来苏联学者发明了一个公式：        

                                 脑重

        大脑聪明程度 = 脑重 × --------          

                                 体重

    这的确可以概略计算出不同物种之间的聪明程度，但在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中，这一公式就不能准确反映出其聪明程度。在体重相当的人中，有的人脑袋较大，但不够聪明；有的人脑袋较小，却很聪明。有不少有成就的科学家、文学家、音乐家脑袋不大，甚至比常人小。从我们看到的一些情况来看，聪明与下述因素有关：

　　第一，大脑神经元的数量。大脑神经元也就是大脑中的主要细胞，即大脑中的一种基本生物。大脑是基本生物的一个社会集团或科研机构。因此，神经元的数量越多，人越聪明。就像人类社会，人越多，越聪明。最近几百年为什么知识出现爆炸，文明出现飞跃？主要原因不是现代人更聪明了，而是人类爆炸性增长。二十多万年前地球只有一个智人，现在地球有61亿人，两者创造的知识量显然是天壤之别了。生命的个体越多，知识的传播越广，思维的交流越密，越能形成高超的智慧。人体细胞大小悬殊，直径大多在10—20微米之间。最大的卵细胞达140—200微米，最小的神经细胞胞体直径仅0.1纳米，两者相差140—200万倍。为什么大脑神经元这么小？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为了让脑袋容纳更多的神经元，以便让人更聪明。

　　第二，大脑神经胶质细胞的数量。神经胶质细胞不直接参与思维活动，但对神经元的活动提供物质支持。如分泌的神经营养因子，对神经元的生存和活动提供营养；分泌的细胞激素，能调节免疫症状和血脑屏障；分泌的蛋白酶和蛋白酶抑制剂，可以修复受损伤的神经元内基质；神经胶质细胞还参与神经递质代谢，确保神经信号的传递。由此可见，神经胶质细胞是提供后勤支持的，不可或缺。神经胶质细胞与神经元的比例达到10 ：1！解剖爱因斯坦的大脑，没发现太多与众不同之处，最大的不同就是神经胶质细胞比常人多。人的大脑重量约1500克，约占人体重量2－3% ，但消耗的能量占22% 。没有大量的营养支持，是难以维持高强度、长时间运转的。聂卫平参加重大国际围棋比赛，途中经常要吸氧，这说明营养物质对维持大脑高强度、长时间运转是十分重要的（氧可视为人体必需的一种营养）。

　　学生备战高考，半天下来脑袋发紧，不听使唤，不是脑神经细胞累了，细胞是不会累的，至少没那么容易累，心脏细胞一天干满二十四小时，一干几十年，从不叫累，那是因为给心脏输送营养的冠状动脉又粗又多。脑神经细胞也是细胞，按理不应工作几小时就累，累是因为营养跟不上。任何器官和肌肉，累主要是营养跟不上造成的，包括心脏。长跑心脏累，也是因为心脏工作强度加大之后，营养跟不上。一旦营养跟不上，尤其是氧气跟不上，就会造成细胞的损伤和死亡，人就会感到累和难受。

　　第三，大脑皮层的面积。实验证实，人的思考主要是在大脑皮层进行的。解剖也发现，大脑皮层沟回越多，人就越聪明。沟回越多就意味着大脑皮层面积越大。因为沟越多越深，展开之后面积自然越大。沟回的多少，可从磁共振的图像中看到，照一照就知道是否聪明了。一般人的大脑皮层面积为1200cm²。前面提到，人的思维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大脑的“屏幕”上模拟推演的过程，屏幕越宽，思考就越容易。

　　第四，知识经验的积累。知识是别人传授的经验，经验是自己总结的知识，知识与经验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作用。知识与经验积累越多，思考就越容易。比如一个猎人每天都打了10只野兔，三天下来打了30只野兔。如果他不懂数，他只知道打了一堆；如果他懂数，他就知道扳着指头数出30只；如果他懂得加法，他就会算10 + 10 + 10 = 30；如果他懂得乘法，他就会算10 × 3 = 30。数学知识在这里就对他的思考起到关键作用。知识不同，思考也不同。知识和经验的主要来源，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指学习，行路指实践。

　　第五，大脑做功总量。做功强度 × 做功时间 = 做功量。从出生到现在的做功量为做功总量，反映的是一个人用脑的多少，用脑越多越聪明。学习的过程、工作的过程、生活的过程都是增加做功总量的过程。农村里有两个智力相当的小伙伴, 后来一个当兵打仗，成了元帅；一个躬耕田亩，依然故我。二十多年后两人重逢，谈不到一块了，因为两人的智力截然不同了。差异主要来自因经历所造成的知识汲取、经验积累和大脑做功的不同。按目前的科技水平，做功总量不好计算，只能估算。做功强度可分为强、中、弱三档，每档分值定为100、75、50。做功时间分为长、中、短三档，每档分值定为100、75、50。如果做功强度评为A，做功时间评为B，其做功值为100 × 75。每个人可评估强、中、弱三档做功量，然后相加就是其本人做功总量。也可只评估强、中两档做功总量，因为生活用脑可归为三档，人与人之间差不多，省略无妨。做功之所以可以增强智力，道理在于用进废退。用脑多了，可以强化脑细胞，激活脑细胞。

  　第六，智力退减程度。智力不是恒定的，是波浪起伏、时高时低、时进时退的某个数值。智力的消长符合用进废退的规律，人若长期躺着不运动，骨量会丢失，肌肉会萎缩；人若长期进行大负荷运动，骨骼会强硬，肌肉会发达，这就是用进废退。同样道理，大脑也是细胞做的，也会用进废退，大脑使用得多，大脑中的细胞就发达，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的联系紧密，通路更顺畅，功能更完善，负责给神经元供养的神经胶质细胞也更发达、更高效。用脑少了，大脑中的各种细胞就萎缩了，甚至处于休眠状态，人的脑袋就迟钝了。最近一段时期做功总量越大，人越聪明；最近一段时期做功总量越小，人越迟钝。同样的做功量，在50年前做的还是最近做的，对人的智力影响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有个加权的问题，或说退减的问题。在此，我们用退减程度衡量，取值范围0.5—1。最近三年做功量大，取值1，做功量小，取值0.5，做功量不大不小，取0.5—1之间的相应数值。其表示的意思是，最近三年做功量大，智力不退减；最近三年养尊处优、无所事事，智力退减50%。比如一个九段棋手，最近三年不下棋，其棋力只有50%，即相当于5段水平。一个人退休之后，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玩，只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那么三年后其智力相当于退休前的50%或略多。做功少之所以会使智力退化，也在于用进废退。

　　第七，大脑老化程度。人老了，大脑也跟着老，只是老化程度不同而已。有的人大脑老化得快些，有的人大脑老化得慢些；有的人身体老了，大脑还未老，有的人身体未老，大脑已经老了。这就是老化程度的差异。俗话说，人老了就像小孩一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老人需要更多的照顾与呵护。人成年后，每天都有10万个脑细胞死亡，而脑细胞是不能再生的，数量只会日益减少，到了65岁，脑细胞约丢失30%。未死亡的脑细胞，也不同程度发生萎缩，这么一减一缩，脑量就会明显减少，医学上称为脑萎缩，从磁共振照片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脑萎缩的直接后果是智力的降低。此外，脑细胞的结构也发生了老化性的改变。主要表现在水分减少，脂肪增多，造成脑细胞活性降低，这也使大脑运转不灵，影响智力。大脑老化，可用老化程度来衡量，取值0—1，0为完全丧失智力，1为大脑未老化。综上所述，聪明程度可用公式概略表述如下：

　　　聪明指数 = 大脑神经元数量×大脑神经胶质细胞数量×大脑皮层面积×知识经验总量×大脑做功总量×智力退减程度（0.5—1）×大脑老化程度（0—1）

    值得注意的是，公式右边的每一项都是相乘的关系，表明每一项都相当重要，若有一项等于零或接近于零，则乘积为零或接近于零，这样聪明指数就为零或接近于零了。这正是天才少的原因，每个父母都望子成龙，真正能成龙的只是凤毛麟角。大自然有几千万种生物，真正聪明的生物，也是寥若晨星。

　　公式表明，鲸鱼尽管大脑神经元数量和神经胶质细胞数量多，大脑皮层面积大，但知识经验总量和大脑做功总量远不及人，所以没人聪明。 

　　公式表明，刚出生的婴儿，大脑神经元、神经胶质细胞和大脑皮层面积与成人相差不算太大，但知识经验近似于零，做功总量近似于零，相乘之后，智力近似于零（之所以说近似，是因为在胎中也有知识经验的积累，也有大脑的初步思考）。

　　公式表明，神童有两种，一种只是大脑细胞分裂速度快，比常人早几年完成分裂而已，这是假聪明；另一种是大脑神经细胞比同龄人多，大脑皮层面积比同龄人大，这是真聪明。从实际情况看，前一类较多。近两个世纪的70名神童中，只有8名成了天才人物。这正是许多神童长大后默默无闻、平平庸庸的原因，并不是受社会压力过大而扭曲夭折了。

　　公式表明，伟人与凡人的区别，主要不在于大脑，而在于经历，或说在于环境。尤其是在革命与战争中涌现出来的伟人更是如此。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寒苦来，正是这个道理。伟人的智商大多在中上水平，由于有一个曲折艰难的经历，造就了一个出类拔萃的智慧，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所以成为伟人。若仅以大脑的细胞数量和大脑皮层的面积相比，有不少人的大脑胜于伟人，可惜没有伟人的机遇，塑造不成伟人的智慧，成就不了伟人的事业。江西有个将军县，出了一千多个将军，若是没有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这些将军大多都是平凡的农民。为什么风和日丽的和平时期伟人少？那是因为平凡的环境赋予人平凡的经历，平凡的经历赋予人平凡的智慧，所以难以产生名垂青史的伟人。诸葛亮之所以流芳百世，是因为有三国演义；毛泽东之所以永垂不朽，也是因为有“三国演义”（共产党、国民党与日本三“国”之争）。

　　公式表明，知识与经验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作用，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一个人读书越多，知识越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时间就相对越少，经验也相对越少；一个人实践越多，经验越多，读书的时间就相对越少，知识也相对越少。在中国革命的战争年代，重视的是实践，强调“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战场上造就了许多杰出的元帅和将军。当今社会，更重视的是知识，竞相以文凭比身价，从小学、中学、大学，读到硕士、博士、博士后，读二十多年书，毕业后三、四十岁了，参加工作后积累点经验，人也该退休了。

　　一百年多前，中国学生只学语文（或说经文），现在要学几十门，随着知识爆炸，一百多年后，中国的学生非学几百门不可，一直学到六十多岁。其实，书是读不完的，拿准方向，掌握方法，知其梗概，弄懂重点，吃透精髓，涉猎全面就行了。能上大学固然好，不能上大学，提前参加社会实践，可积累受用一生的宝贵经验，若是自己创业四年，四年创业的经验也许比四年大学积累的知识更宝贵。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代，许多人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但几年农村生活的磨砺，积累了受用一生的宝贵财富，现在这批人，已成为国家的栋梁。

　　现在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来自城市的独生子女，理论知识多了，但生活能力、工作能力和吃苦精神，比不上当年的知识青年。全国解放初期，军队向地方输送了大量工农出身的干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文化低、能力强，这种能力就是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磨砺出来的。李嘉诚只读过小学，却成为商界巨人。蒋介石可谓科班出身，读过保定军校、日本军校，到苏联考察学习过军事，当过黄埔军校校长，打起仗来，比不过只有实践经验的毛泽东。     

　　公式表明，人类之所以智力高于动物，主要不在于拥有一个多么聪明的大脑，而在于人类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过程。刚出生的人与刚出生的猪，智力没有太大差别，甚至猪还聪明一些，猪一生下来就能站立、走路、找奶、抢食，刚出生的婴儿几乎什么都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猪的智力变化不大，人的智力日日见长。这是因为猪的经历太简单了，在几平方米的狭小猪圈，吃了睡，睡了吃，周而复始，日日如此，因而有了蠢猪的外号。而人则经历一个复杂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的过程。若让猪也经历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全过程，猪与人的智力相差不会太大（受脑量所限，会有差异）；若让鲸从出生开始就经历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全过程，鲸就比人更聪明，毕竟，鲸的脑量是7000克，比人脑大5倍。相反，若让人经历狼的生活，人的智力就接近狼，狼孩的发现印证了这点。

　　说动物若有人的学习经历，可以比人更聪明，也许有人认为是夸张，但这是可以通过实验证实的。当然，人类不可能让鲸鱼背着书包上学堂，培养出一头具有超级智慧的鲸鱼。但培养小一些的动物却是可以做到的。有人训练了一条叫里科的狗学德语，学会了两百多个单词，并能听懂主人讲的整句话，主人叫它在房里找什么就能找到什么，并具有将新单词与不熟悉的物品联系起来的能力，对语言的学习速度和能力，相当于三岁小孩。要知道，三岁小孩学习语言的能力远远高于成人。既然学语言能做得到，其它事也能做得到。狗所缺乏的只是一个会讲会听狗语的老师，所以只能听人语学知识，也不能用狗语同老师对话，难以产生思想交流，影响了思想成长。听人语学单词，显然比小孩学语言难度大，从这点上看狗比小孩聪明。

　　由此可见，人与动物智慧的不同，主要来源于经历的不同，经历的不同主要来源于对生活态度的不同。动物对生活是将就，人类对生活是讲究，人类对幸福生活永无止境的追求，造成了人与动物智慧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最初是微小的，后来逐渐扩大，使人得以从动物中分离出来、脱颖而出。这点，就像当今的中国，雄心勃勃、勇于进取、永不满足，因而得以从世界之林中脱颖而出。别忘了，中国是人的社会，人是基本生物的社会。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追求，十分正常。

　　运用聪明指数公式，可以描绘人的智力变化曲线，分析人的智力变化原因。毛泽东是智慧的化身，连尼克松、基辛格与毛泽东会见时，都有高山仰止的感觉。的确，毛泽东的成就不是一般美国总统所能企及的。一个指挥千军万马，在你死我活的残酷战争中消灭几百万敌人的统帅，总是令人敬畏的。毛泽东的智慧主要体现在革命年代、战争时期，艰难曲折、错综复杂的斗争，高强度、长时间的用脑，造就了伟人毛泽东。建国后，毛泽东就像变了一个人，决策屡屡失误，建树十分有限，标准的说法是骄傲自满了，实际上是用脑大大减少了。一个高中生奋斗三年，考上大学后也会松一口气，不愿太多用脑。而毛泽东紧张用脑28年，建国后能不松一口气吗？所以，建国后毛泽东退居二线（或说幕后），把重担交给刘少奇、周恩来，对工作采取超脱的态度，尽量不管、少管、简单管。

　　朝鲜战争结束后三年，毛泽东的智力退减程度评估为0.8，也就是说智力只及巅峰时期的80%。到了五十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已相当胖了，这是身体老化和病态的表象，毛泽东的身体和大脑明显老于他的同龄战友，这与他的生活习惯是分不开的，他生活虽很简朴，不喜欢山珍海味，却对红烧肉情有独钟，吃菜喜欢大油，尤其偏爱猪油，造成脂肪摄入过多。他作息时间是黑白颠倒，白天睡眠，夜间工作，细胞不能在夜间得到正常分裂，肌体不能在昼间得到适当运动，造成肌体的衰老。尤其是运动时间大幅减少了，夜间不便运动，白天用于睡眠，运动时间难以安排。这两条对毛泽东都是致命的，直接后果是脑细胞脂肪含量过高，不能正常分解和排出体外，影响了正常的思维。这一时期，毛泽东大脑老化程度评估为0.7。因此，按公式计算智力只及巅峰时期的56%，此时的毛泽东已非彼时的毛泽东，到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的智力更差了，甚至连家事也管不了，女儿李敏全家被赶出中南海，他根本就不知情，女儿想回来看他也进不了中南海的大门，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是明确的，也是符合毛泽东个人利益的，只是不符合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方式、方法和目的都错了。大跃进之后国家的经济被搞乱了，继而又与苏联闹翻使援建项目受阻，随后又遇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几乎崩溃了，毛泽东的威望也降了下来。毛泽东觉得搞经济建没那么简单，卖力不讨好，就把担子交给刘少奇，自己退到幕后，三四年之内刘少奇就把经济恢复了，刘少奇的威望空前高涨，讲话也有点不注意了，让毛泽东有了大权旁落的感觉，这正是所谓的功高震主。到韶山滴水洞长时间思考后，就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当前目标是解决刘少奇及其支持者，长远目标是从上到下建立另一个支持体系，起到相互牵制，左右平衡的作用。于是 “四人帮”应运而生，老中青三结合应运而生，一批文人、工人、农民被提拔起来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的人被提拔起来了，成为支持毛泽东的一支新生力量，但这支力量还是比不上打江山、坐天下的另一支力量，所以毛泽东总是给予更多的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就是对权力重新洗牌，清洗反对派，建立支持派，这是从另一角度来解读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后，就失控了，局势被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充分利用，实现了夺权的目的，并导致了内乱和民间内战。许多受过文革迫害的人难以谅解毛泽东的失误，若从病人的角度理解毛泽东及其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人们更能坦然地接受一切。毛泽东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使他的光辉形象蒙上了一层阴影。因此，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发展，与毛泽东的病有关。这种病发生在黎民百姓身上，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无关宏旨，但发生在手握重权的毛泽东身上，就是非同小可的大病了。

　　毛泽东建立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强盛国家，这个国家最终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相比之下，文革破坏算不了什么。十年文革中，破坏大的是1966年至1969年的三年，1970年以后国家已平静下来，只是偶尔批林批孔批邓，即使是轰轰烈烈的那几年，多数地区、多数时间也是坚持生产的，农民照样种田，工人照样做工，干部照样上班，中国的经济也是增长的。从1890年—1913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0.8%；从1913年—1950年，平均增长1%；从1950年—1973年平均增长5.8%，这是一个飞跃了，毕竟是从一穷二白开始的。当时的中国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铁钉叫洋钉，煤油叫洋油，二十多年间就能造汽车、飞机、万吨轮、火箭、卫星、原子弹，还能大量采油、炼油，这是在美国的封锁之下取得的，想来真不容易。即使与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横向比较，经济增长也是高速度。

　　因此，不妨这么评价毛泽东：毛泽东建了一座摩天大楼，却不小心打烂了整栋楼的玻璃，并伤及了一些居民，受到伤害的人也是很惨的，值得同情。实际上在那个时代的人，既不同程度地作出了牺牲，又不同程度地获得了利益，总体上是得大于失。对中国人来讲，生活在那二十多年肯定比生活在前半个世纪要好得多。西方列强之所以入侵清末的中国，日本之所以入侵蒋介石的中国，归根结底在于中国弱小。毛泽东建立的中国没人入侵了，大家认为遇上了好时代，实际上在于中国强大了，因而人民得以享受风和日丽，这比生活富裕更值得珍惜。

　　根据聪明指数公式，可以从每个环节上塑造人类的智慧、民族的智慧、子女的智慧。把力所能及的环节都做好，智力就能产生飞跃。若想培养出一个聪明的儿女，从怀孕到发育成人，都要充分提供大脑细胞繁殖所必须的营养（包括扩张颅骨所需的钙与磷），保证大脑发育所必须的睡眠时间，进行恰当的信息刺激、知识灌输、实践磨砺和思维训练，尤其要从小养成主动思考的兴趣和习惯，这是十分重要的。爱因斯坦之所以与众不同，就是从小就思考诸如“若是一个人以光速飞行，他看到的光是什么样的呢？”之类的问题。与被动思考相比，主动思考更深刻、更热烈、更持久、更有创造力。

　　新生儿脑重约390克，成人后脑重约1500克，增长1000多克。从出生到上幼儿园，这段时间大脑发育相当快，在此期间以娱乐的方式学习知识和训练思维，可起事半功倍之效。而这一时期恰恰又是教育的薄弱环节，在确保婴、幼儿睡眠的前提下（否则影响大脑和身体的发育），在他们醒着的时候，尽量让他们在娱乐中接受语言、文字、图片、影像、音乐、气味、玩具、动物、人物、表情、景观等信息刺激，尽量让他们独立自主地完成吃奶、拉尿、拉屎、爬行、站立、走路、请求等动作，能做的都让他们去做，这是十分有益的。地上铺张大席子，周围摆些玩具、图片、书籍、物品(不能放置太小的、可以放入口中的危险物品)，把婴儿往席上一放，由他自由发挥，总比整日抱在手中强。通过幻灯、电视、电影的方式，让婴幼儿“过电影”，是能刺激思维、提高智力的，婴幼儿经历的事件少，让事件经历他，就能增长见识，丰富阅历，历练思维。当然，要注意的是时间要短，不要影响他们的睡眠，影像要无辐射，不刺眼。应该强调的是，婴幼儿教育，不是进行类同于学校的那种强化教育，而是通过语言交流、多讲故事、多做游戏、多些玩耍和“过电影”的途径，即多看、多听、多触、多做的方式，达到增加知识、增长智慧的目的。

　　在各种学习和训练中，听说能力尤为重要，架起语言桥梁，才能从大人那里源源不断接收大量信息、知识，并引发思考。听话的过程是大脑进行翻译、梳理、归类、分析的思维过程；说话的过程是大脑进行选词、组词、造句、表达的思维过程。因此，对幼儿讲故事和让幼儿讲故事，是早期教育的重点。游戏也是十分重要的，这是早期的实践活动，通过这种活动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认识社会、认识自己，在游戏中学会控制自己的肢体，学会思考各种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达到增加知识和增长智慧的目的。幼儿的早期教育，故事和游戏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教育要顺其自然，在人生的什么阶段，儿女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针对需要，在数量和质量上提供更多的帮助，就是最好的教育。所谓自然就是基本生物给人类设计好的一套行为方式，在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行为，人类不要认为自己比基本生物聪明，随意打乱人类各个时期的行为方式。

　　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将来人类必能创造出一个能产生更多智慧的大脑，从而在智慧构成的每个环节，都达成最佳，使人类智慧出现飞跃。

　　不过，人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智慧，还有许多因素决定成败。比如，运气也很重要。所谓的运气，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换句话，就是能否在恰当的时间，来到恰当的地点，做恰当的事情。在国人的眼中，最聪明的人莫过于诸葛亮了，他的人生很辉煌，但他的事业却以失败告终。就是因为不能在恰当的时间，来到恰当的地点，做恰当的事情。汉朝末年，已是一个被人民唾弃的腐朽政权，诸葛亮却辅佐刘备匡扶汉室，这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如果扛起的是反汉大旗，那么最后胜利的必然是蜀国。或者，诸葛亮去辅佐曹操，那么爱才如命的曹操也会重用他，司马懿就没有出头之日了，最后的胜利者当然就是魏国，而不会出现三国归晋的结局。曹操的成功，在于反汉，三国中他是反汉最坚决、最彻底的。刘备搞复辟，孙权搞分裂，曹操搞颠覆，所以曹操的人马最后统一了天下。

　　比尔·盖茨为什么能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成为世界首富？聪明是当然的，他显然比同时起步的同行更聪明，但更重要的是，他在恰当的时机和恰当的地点，选择了恰当的事业。确切说是撞上了恰当的时机、恰当的地点和恰当的事业。这个事业注定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呈爆炸式发展，所以他成功了。如果他在五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做软件，他不会有今天的成功；如果他在非洲的布隆迪做软件，他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功；如果他的兴趣是收音机而不是计算机，并按自己的兴趣选择了装配收音机的事业，他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功。他的运气也真好，在最重要的时机遇到了最重要的贵人，这个贵人就是他的合作伙伴保罗·艾伦，是艾伦游说他合伙开办微软公司的。从这点来看，说他是撞上的绝对没有冤枉。

　　上大学时，由于编程序是我的兴趣和特长所在，我曾认真思考过成立一个软件公司，当时国内没有软件公司，国外软件未成行业，更无人知道比尔·盖茨是谁，我看到这个事业前景光明，尽管不知道这个事业可以造就世界首富。然而，想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想到的不一定去做，去做了也不一定能做好。当时我端着待遇不错的铁饭碗，要放弃不愿意，不够胆，也不可能，患得患失、瞻前顾后就下不了决心了，即使我下决心也走不了，毕竟职业特殊没有辞职的自由，如果我是待业青年、下岗职工或无业游民就不同了，或者像比尔·盖茨那样即将毕业面临就业也不同了。由此看来，有时候一无所有、无牵无挂，是人生成功的必要前提。

　　伟人与凡人的区别，往往就在于此。两个凡人都想做同一件事，一个去做了，而且做成功了，于是成为伟人；另一个没去做，或做失败了，依然还是凡人。当然，伟人的成功，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因素，内在因素是素质，外在因素是机遇和条件。一个人的优劣长短，自己是难以认清的；重大遇机是否降临，自己是难以把握的；必要条件是否具备，自己是难以左右的。孔明能借来东风，那是作者的夸大。牛市来了，这是机遇来临；手中无钱，这是条件欠缺。要做股票只能借钱，可是你能借得到钱么？你敢借钱么？你看得清楚么？一百个借钱炒股的人，九十九个亏得很惨。正因为如此，面临人生的抉择时，是需要慎重和深思的，走一条新的路，可能是成功的开始，也可能是失败的开始。总之，该出手时要出手，不该出手莫出手，至于什么是该不该就靠个人去把握了。在那个时代，是市场经济刚刚开始的时期，商品奇缺，供不应求，处于卖方市场，几乎做什么都可以成功，从这点上看我是错过了人生最佳的创业时机。

　　话说回来，假如当时我能挣脱枷锁、抛弃一切，义无反顾全力去做这件事，若做成功了可以赚点钱养家糊口，但绝对不会成为比尔·盖茨，不只是没有他那样的商业才能，还没有最佳的时间、最佳的地点。比尔·盖茨只比我大两岁，可说是同时代的人，但他读中学就有机会玩计算机了，当时的计算机是庞然大物，而且相当贵重，他就读的中学却敞开给学生捣腾，这点是十分重要的。我高中毕业后，先下乡后工作，然后才有机会考大学，接触计算机的时间比他晚十几年，创业的想法也比他晚八九年，这就错过了最佳时机，全球性的重要市场都给微软占领了。地点上我是在中国而不是在美国，当时美国是计算机生产基地，蓝色巨人IBM公司在美国，即使我能组织力量编写出操作系统，也没有机会卖给IBM公司，并搭载这家公司的计算机销往全世界。充其量我只能为各类单位量身定做一些软件，或者编一些广谱应用软件推向市场，这样市场就小多了。况且在中国只能赚人民币，赚得再多也折合不了几个美元。比尔·盖茨初期的成功，在于借助了一个巨型企业所建立的全球市场，这个市场又恰恰处于爆炸之中。让比尔·盖茨处于我的位置，即使他全力去做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功，这就叫时势造英雄。

　　另外,软件的特点也让比尔·盖茨占了便宜。计算机是分成硬件与软件两个同等重要部分的,硬件的生产投资大、规模大、工人多、技术高、成本高、周期长、利润低，软件是卖思想，具有传统工业所不具有的优势，成本低、周期短、利润高，有一两个人就可以做了，只要有桌椅、有饭吃就行了。要做大规模，也只是租房子、请人手，十分简单。一个简单的程序，几天就可以搞出来；一个大型的程序，几个月也就搞出来了。史玉柱当年搞巨人卡，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天天吃方便面，三个月就编写出来了，推向市场刚好拾遗补漏，迎合市场需要，财源滚滚而来，穷书生成为亿万富翁。比尔·盖茨的市场要大得多，有计算机的地方都要用他的操作系统。

　　软件作为一种低成本、高价格的新产品，使软件业成为暴利行业，估计微软初期的利润率远远超过100%，这是其他行业不可望其项背的，现在利润率有所下降，但依然还是暴利。2005年我国电子百强平均利润率是1.8%，辛苦一年得个玩，还不如变卖资产存银行赚得多，而微软的利润率是28%！微软的暴利不仅来自行业特点，还来自产品垄断，多少年来操作系统都是独家生意，虽有一些商家尝试介入，但不成气候，只是陪太子读书而已。有人计算过，若计算机内的软件全部用正版，其价值超过了一台计算机，也就是说，花五千元买一台计算机，还得花五六千元买软件。假如二十多年来中国的计算机都用正版操作系统，也许比尔·盖茨的身家还要多一倍！正因为如此，美国反盗版才来得那么强烈。

　　不过，中国人穷啊，用不起昂贵的操作系统，能偷就偷，能拿就拿了，反正微软垄断了市场，想卖多高就多高，让消费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也属不正当商家，以黑吃黑罢。由于微软违反美国《反垄断法》，近年来官司缠身，受到美国政府和众多公司的起诉，在40多起官司中，大多以微软赔款告终，共赔出了90多亿美元。在欧洲也受到欧洲法庭的指控，并面临欧盟的制裁。另外，这视窗就那么怪，用两三年就玩不转了，又得重新安装，若用正版又是一笔开支，也不知是不是比尔·盖茨玩的小把戏。不过，中国人意识不到微软经商不当，发现微软的视窗是个好东西，拿来就用，比尔·盖茨和微软从来不公开指责中国，因为微软的未来在中国，这等于是送产品给中国人使用，因此中国人对比尔·盖茨和微软抱有好感。可见比尔·盖茨处事老辣，具有大将风度和宰相胸怀，这也诠释了他的成功。的确，长着娃娃脸的比尔·盖茨很可爱，他是全球最大的慈善家，并承诺死后把全部财产捐出去，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活雷锋。不过，在商战中，他是个铁石心肠、出招狠毒的大枭雄。正是他的那张娃娃脸，使他的对手麻痹大意，不把他放在眼里，导致大意失荆州，一败涂地。

　　比尔·盖茨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行业风险小。在商业王国里，每个行业都有风险，风险来自投资，资金投放出去就是一种风险。因此，商人大多经历过挫折与失败，若遭受重大失败，不是元气大伤，就是全军覆灭。比尔·盖茨离开学校就直接当老板，没有打工经历，没有经商经验，更没有人生磨难。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直至登峰造极，一路顺风顺水，不可思议。一般认为比尔·盖茨有过人的能力。其实，主要应归功于行业风险小。软件业不需要大的投资，也就没有大的风险，这就注定公司从小到大的发展轨迹，只是发展快些还是慢些而已。其他行业，经常要作出重大投资决策，一步不慎，全盘皆输。因此，多数企业是迂回曲折前进，进二退一，蹒跚前行，甚至一步不慎，退回起点。所以有许多商人沉沉浮浮，大起大落，有的商人是全军覆没，销声匿迹。一个将军不可能不打败仗，一个商人也不可能不打败仗，百战百胜的商人，这就不是用能力和运气能解释的了，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行业太安全了。拿破仑这么伟大，也遭遇了滑铁卢，因为战争风险太大。投资不大，利润丰厚，发展迅速，风险极小，这就是二十多年来软件行业得天独厚之处。好事都让比尔·盖茨遇上了，那是上帝对他的恩赐。

　　一个优秀的将军，遇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会成为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巴顿、蒙哥马利、朱可夫、隆美尔、古德里安；遇上了风和日丽的和平时期，再优秀的将军也只是历史匆匆过客，默默而来，悄悄而去，不留痕迹。因此，当一个人取得了一些成就，干成了一些事情，最好不要认为自己有多么伟大，聪明有一些，机遇更重要。同时代的人之中，有许多同样聪明或更聪明的人，只是由于历史不提供舞台，而默默无闻，一事无成。人生如走迷宫，千千万万的人都在迷宫中行色匆匆，有一部分人恰好走在一条通向出口的道路上，这部分人就成了幸运的成功者。当然，这条道上的行人，也有掉队的。